陵峰採藥觸興為詩

魏晉時期的文人詩,是在上層人士的相互交往中作為一種交際手段發展起來的。這時期的詩並不是不追求美感,但是,又過多地帶有紀實性和自我表述性。作者往往偏重於以詩來記述其生活的一段經歷,表達由此產生的感想,而不太注意到:詩歌儘管離不開作者的生活和情感,卻又是一種相對獨立的、自我完足的藝術品。一首好詩,首先不在於它記述了什麼樣的事實,而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美好的、獨特的藝術境界。與此相關,它還應該容許、激發讀者的審美參與,保持一種活的生命。因為忽略了這個重要問題,那時的詩常常有過於實在、過於充分的毛病,在詩的獨立構造上考慮得較少。這種情況到齊、梁時有明顯的改變,到唐代改變得更為徹底。前人說唐詩重“興象”,就在於唐詩比前代詩作更明確地考慮到詩作為獨立的藝術品所應有的形象和意味,其語言更偏於“表現”而不是“說明”。

作品信息

【名稱】《陵峰採藥觸興為詩》
【年代】東晉
【作者】帛道猷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陵峰採藥觸興為詩
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
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
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1]

作品鑑賞

帛道猷這首詩,有這樣一個情況。明人楊慎《升庵詩話》說,他在沃州看到這詩的刻石,只有四句: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方知人。
楊慎說:“此四句千古絕唱也。”又說,後四句與這四句不相稱,石刻上只有四句,不知是帛道猷自己曾作刪節,還是有高人改定?楊慎此人好搗鬼,刪為四句,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動的手。石刻云云,恐怕是鬼話。這且不論,經過刪節,詩確實比原來漂亮得多。如果帛道猷當初只寫這四句,恐怕很早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的名氣也要大得多,不至於到現在還沒沒無聞。 可以來作一個比較。刪節的詩,前二句展開一個開闊的畫面:山峰此起彼伏,綿綿相連,橫亘天際;山下平野中,綠色的林帶,環繞清澈的河流,曲折延展。這一景象,令人心曠神怡,煩慮頓清,忘情世外。後二句是近景,卻不全是視覺形象:山林曲隩處,似有茅屋露出,但看不清楚,不能確定;從那傳來的聲聲雞鳴中,才知道確有人居住。雖然讀者對居住在那小小茅茨中的主人一無所知,卻可以從中充分地感受到一種隔絕塵囂、與世無爭、恬淡閒靜的情趣。四句結合,既表現了大自然的廣博、深遠,又寫出人在自然中獲得的安寧、靜穆。由此反襯出世俗生活的競逐、虛偽、喧囂,令人作出世之想。
從一、二兩句到三、四兩句之間,似乎有些跳脫。但對詩歌來說,這並沒有什麼不好。讀者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場景,從它們相互聯繫、相互規定的關係中,憑藉想像來補足省略的內容。後二句寫得很虛,因此留下了更大的想像餘地:雞鳴之處,是誰——山民還是隱者——居住著?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對於人生和世界,他能告訴讀者何種體會?人的精神活動,最根本、最活躍的因素是它的創造性。當詩歌給讀者留下想像餘地的時候,也就激發了讀者的創造性思維,以積極的態度去理解、體會,乃至重新構造詩的意境。這詩因此更有吸引力。“茅茨”二句,是很有情味,耐得咀嚼的。所以後代詩人,常仿照以翻新。蘇東坡的詞說:“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秦觀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云:“隔林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均屬此類。
再來看未經刪節的原詩。一二句之後,插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二句,是個過度,通過寫雲和風,把視線從“遠山”移向“荒榛”,從而引出“茅茨”二句。針腳是細密了,沒有刪節以後的跳脫之感,但卻是死死地牽著讀者,好像不說明清楚,別人就不知道。可以說,這二句在意境的創造上並不起多少作用(儘管“雲過”句寫景還不錯),主要是為了完成一個視線的轉移。但這樣一來,本來可以有輕靈活脫之感,也就消失無存。尾巴上四句更糟。原來“茅茨”二句,寫得很虛,很有韻味;“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卻通過作者自身的探訪活動,加以說明,把虛的寫成實的。二句所起的作用,不過說明這地方過去住過不少人家,所以留下許多未用盡的薪木。而後又發一通議論:“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意謂:我這才知道:原來百代之後,仍然有上古三皇時代那樣的無憂無慮、耕織自足的人民。由此表達一個很清楚的言外之意:這樣的生活真是令人嚮慕,我們何不也走這一條道路?至此,詩中的繩索越收越緊,把讀者的思維緊緊捆綁在作者所要麥表達的意圖上,毫無鬆動餘地。自然,讀者的創造活動也就無法開展,因而,讀到這裡,不禁興味索然。
前引楊慎對刪節後詩的評價,說是:“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或許有些過分。但確實那是一首很出色的詩,放在東晉這個特定的時代,更是不同凡響。為什麼原可以寫得簡潔而出色的詩,作者卻徒費力氣把它寫得累贅無味呢?這並非帛道猷一個人的問題。在魏晉和南朝前期,這種情況相當普遍。謝靈運的有些詩也能說明這一點。
那么,問題的關鍵在哪裡?當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詩歌的語言應當簡練。但這樣說還是太淺了。從中國詩歌的發展過程來看,魏晉時期的文人詩,是在上層人士的相互交往中作為一種交際手段發展起來的。這時期的詩並不是不追求美感,但是,又過多地帶有紀實性和自我表述性。作者往往偏重於以詩來記述其生活的一段經歷,表達由此產生的感想,而不太注意到:詩歌儘管離不開作者的生活和情感,卻又是一種相對獨立的、自我完足的藝術品。一首好詩,首先不在於它記述了什麼樣的事實,而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美好的、獨特的藝術境界。與此相關,它還應該容許、激發讀者的審美參與,保持一種活的生命。因為忽略了這個重要問題,那時的詩常常有過於實在、過於充分的毛病,在詩的獨立構造上考慮得較少。這種情況到齊、梁時有明顯的改變,到唐代改變得更為徹底。前人說唐詩重“興象”,就在於唐詩比前代詩作更明確地考慮到詩作為獨立的藝術品所應有的形象和意味,其語言更偏於“表現”而不是“說明”。當然,這是一個發展過程,後人沒有理由指責魏晉詩人。[2]

作者簡介

 帛道猷 東晉詩人。本姓馮。生卒不詳。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居若邪山(今浙江紹興南)。自幼酷愛詩文,性喜山水。孝武帝時,居若耶山,“一吟一詠,有濠上風”。與竺道壹相會林下,禪課之餘,以讀書吟詠為娛。公元345-356年(永和元年至十二年),居剡沃洲山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