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鴻壽像恭壽、翼盦、胥溪漁隱、種榆仙吏、種榆仙客、夾谷亭長、老曼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溧陽知縣、江南海防同知。工詩文、書畫，善制宜興紫砂壺，人稱其壺為“曼生壺”。書法長於行、草、篆、隸諸體。篆刻師法秦漢璽印，旁涉丁敬、黃易等人，印文筆畫方折，用刀大膽，自然隨意，鋒棱顯露，古拙恣肆，蒼茫渾厚。為“西泠八家”之一。有《種榆仙館摹印》、《種榆仙館印譜》行世，並著有《種榆仙館詩集》、《桑連理館詩集》。傳世作品有《竹石圖》軸，藏唐雲先生大石齋；《群峰疊翠圖》扇頁圖錄於《名家藏扇集》；《善權石室圖》軸藏浙江省博物館；嘉慶十五年(1810)作《花果圖冊》藏上海博物館。著有《桑連理館詩集》《種榆仙館印譜》。
人物生平
陳鴻壽最初似乎是作為一個一般的政治人物出現於世人面前的，
陳鴻壽書法對於他在朝廷為官的方面，我們了解得不甚多，只知他曾任江防同知和海防河務同知，還曾作宰溧陽，後又了解他還在贛榆任知縣。在贛榆縣（近山東的江蘇海州地區）時曾“捕鹽梟，築橋樑”，更重要的是他在當地治理河道有方，據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贛榆縣誌》記載：“陳鴻壽，浙江錢塘人，拔貢。清廉有惠政。先是大沙河壅塞水漲，軋溢沒田廬，鴻壽之官即蠲金為倡，刻日疏 ，河以暢通，民無水患。書法宗董其昌，人至今珍之。” 陳鴻壽曾有過較長時期的政壇磨鍊。據記載：“陳鴻壽……性愛交遊，於學多通解。自以為無過人者，遂壹意篆、隸、行、草書，為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元撫浙時，方籌海防，鴻壽隨元輕車往返，走檄飛草，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群以為不可及。官溧陽知縣，仿龔時兩家法為茗器，撰銘詞手鐫之，一時有曼生壺之稱。與蘇家石並垂雅故也。”另據介紹，“陳鴻壽初以古學受知於阮芸台尚書，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從此處可見他是以幕僚之身步入政壇的。
陳鴻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能力很強，處理政務，起草文稿能“走檄飛草，百函立就。”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曾跟隨的浙江巡撫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是提倡“學術自任”的經學大師，他曾編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註疏》，道光時官至體仁殿大學士。另外，與陳鴻壽同鄉、同僚中不乏文壇高手。在這樣一個文人氣息濃重的官場，居然有“群以為不可及”的評價，從中足可看出陳鴻壽的橫溢才氣。另外一條關於陳鴻壽的記載對他的生平有更詳細的綜合描繪，嘉慶六年（１８０１）拔貢以後，他被“考以知縣用，分發廣東，丁憂服關，奏留江南，署贛榆縣，補溧陽縣。後河工江防同知，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風疾卒於任所，享年五十有五。”
陳鴻壽書法陳鴻壽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卒於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壽五十五歲。嘉慶六年（１８０１）三十四歲拔貢以後步入政壇。但他的官運似乎並不“亨通”，只做到知縣和海防河務同知等級別不太高的官職，最高的官職是江防同知和江南海防河務同知。有關他的任職情況，歷來說法頗多，現在可肯定他未曾擔任過宜興知縣而是出任溧陽知縣，但任職時間說法不統一，不少人認為他在溧陽或宜興只有一任即三年。《陽羨砂壺圖考》等記載他擔任宜興知縣是嘉慶二十一年（１８１６）的事。在溧陽地方上，至今還有他的當地只做過一任知縣的說法。當然，他們知道嘉慶十六年時陳鴻壽就已在溧陽任知縣，但不了解嘉慶十八年以後的事（有關這方面，後文還會論及）。在《溧陽縣誌》中，記錄了不少嘉慶十七、十八年陳鴻壽任知縣時的相關事宜。據清嘉慶十八年《溧陽縣誌．溧陽縣知縣》載：“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因此可以確定陳鴻壽的到任時間為嘉慶十六年亦即１８１１年，此年他四十四歲。另外，有關陳鴻壽本人的文稿，多處在嘉慶《溧陽縣誌》中出現，如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六月他為縣誌所作序言和十七年（１８１２）八月所作《平陵書院碑記》等。
綜觀陳鴻壽的一生，雖然他在仕途上並不飛黃騰達，但在藝術上十分成功。他是一個通才，能書善畫，尤其是書法，篆、隸、行、草皆能，歷史文獻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館等收藏的不少書法、繪畫作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他也懂得碑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神龍本蘭亭序帖，內附有陳鴻壽所作跋文：“此帖較定武本，肥瘦各別，字畫結構亦頗有異同……嘉慶乙亥十月望後四日，錢唐陳鴻壽題於江寧承恩寺中。”從此文看，他對碑帖研究似也十分在行，這與文賣中關於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的總結相一致。但能使後世為之折服的還不是他的書法、繪畫乃至碑帖，而是他的篆刻。對書法、繪畫、碑帖和篆刻等學科的學術問題，筆者不敢妄加評論，但從他對各門類成果所占的比重看，篆刻是他的突出部分，因為，能夠稱為“西泠八家”之一，意味著他在篆刻領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海博物館等機構所藏的許多陳鴻壽所作印章都是明證。
藝術成就
陳鴻壽於藝術涉獵廣泛，而且造詣極高，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
陳鴻壽印譜他的篆刻出入秦漢，繼丁敬、蔣仁、黃易、奚岡，繪畫精於山水、花卉、蘭竹。山水介乾明代姚綬與程燧之間，花卉蘭竹雖源自陳道復、李鱓，但不拘於宗法，而有瀟灑之趣，實為趙之謙的先驅。書法以隸書最為著名。他的書法以隸書和行書最為知名。他的隸書清勁瀟灑，結體自由。穿插挪讓，相映成趣，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風格。他廣泛學習漢碑，尤其善於從漢摩崖石刻中汲取營養，在用筆上形成了金石氣十足、結體奇特的個人面目。筆畫圓勁細插，如銀畫鐵鉤，意境蕭疏簡淡，雄渾瓷肆，奇崛老辣。陳鴻壽的隸書較之以往的隸書具有“狂怪”的特點，說明他有創新的勇氣和才能,但在結字和章法上，用筆仍然屬守古法,筆筆中鋒，力透紙背。其篆書略帶草書意味，喜用切刀，運刀猶如雷霆萬鈞，蒼茫渾厚，爽利恣肆，使浙派面貌為之一新，浙中人多學習他，對後世影響較深，與陳豫鍾齊名，世稱"二陳"。行書清雅不俗。蔣寶齡《墨林今話》中說："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
陳鴻壽畫作精嚴古宕，人莫能及。"除此，陳鴻壽擅長竹刻，博學能詩。著有《桑連理館詩集》、《種榆仙館印譜》。傳世墨跡有《行書軸》、《行書七絕詩軸》。清代乾隆、嘉慶兩朝，考據之風盛行，訓詁、文字、金石、音韻等專門學科得到突破性發展，時稱“乾嘉學派”。金石學研究，歷代不乏人，學術成果不斷問世。西泠八家之一的陳鴻壽，正是其中身體力行的金石家。他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活躍於嘉慶朝，至道光二年去世，恰好見證了清代由盛而衰的轉捩點。陳曼生不凡的藝術成就，是基於他深廣的藝術修養和獨特的人格和藝術思想。曾日：“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見天趣。”質樸自然，情意真切，乃其藝術宗旨，溫柔敦厚乃其秉性。他曾自題三十九歲小像日“古人皆可師，今人皆可友”；“大事不糊塗，小事厭煩數”。皆顯其磊落胸襟。曼生喜漫遊，遍歷燕齊楚粵，故鄉錢塘更難忘懷，曾偕友蘇堤偶步、虎跑試茗、瑪瑙寺修禊、寶石山題詩，成就諸多名篇。其齋居“桑連理館”，酒宴琴歌，座上恆滿，論詩作畫，留下諸多佳話。曾畫秋菊茗壺一小幀，題日：“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風趣雋永，極具幽默感。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閒言語變瑰琦，曼生逸致，由此可見矣!香港中文大學與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合辦“書．畫．印．壺：陳鴻壽的藝術”展覽，展品匯集三館及本地公私收藏陳鴻壽的書法、繪畫、篆印、砂壺作品近百項，並出版研究專刊，深入探討陳鴻壽的生平、交遊、藝事、壺作、壺銘等，旨在較有系統地介紹陳鴻壽多方面的藝術面貌和成就。
曼生壺
陳鴻壽印譜曼生壺
陳鴻壽於金石書畫以外，以設計紫砂壺最為人稱道。是中國第二代紫砂壺大師的領軍人物，清代中葉嘉慶、道光年間的陳鴻壽和楊彭年。主張制壺創新，因他倡導“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須要見“天趣”。他把這一藝術主張，付諸紫砂陶藝。形成壺界兩大貢獻。第一大貢獻，是把詩文書畫與紫砂壺陶藝結合起來，在壺上用竹刀題寫詩文，雕刻繪畫。第二大貢獻，他憑著天賦，隨心所欲地即興設計了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壺，為紫砂壺創新帶來了勃勃生機。他與楊彭年的合作，堪稱典範。現在我們見到的嘉慶年間製作的紫砂壺，壺把、壺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陳鴻壽設計、楊彭年製作的，後人稱之為“曼生壺”。陳鴻壽使紫砂陶藝更加文人化，製作技術雖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對後世影響很大。他與當時的制壺名家楊彭年合作，由他或是他的朋友題銘，這種富於文人藝術的紫砂壺，以“曼生壺”知名於時，尤為後世寶愛。上海博物館藏有三幅陳鴻壽的冊頁，構圖相近，均以紫砂壺和菊花入畫，畫面簡潔，清秀可愛，足見曼生嗜壺之癖。三幅畫有相同的題識：“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而此幅多附一段題識，強調楊彭年制壺之精妙，以及自己有制壺之癖，尤為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