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造詣
陳鴻壽於藝術涉獵廣泛,而且造詣極高,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的篆刻出入秦漢,繪畫精於山水、花卉,書法以隸書最為著名。
他的書法以隸書和行書最為知名。他的隸書清勁瀟灑,結體自由。穿插挪讓,相映成趣,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風格。
他廣泛學習漢碑,尤其善於從漢摩崖石刻中汲取營養,在用筆上形成了金石氣十足、結體奇特的個人面目。筆畫圓勁細插,如銀畫鐵鉤,意境蕭疏簡淡,雄渾瓷肆,奇崛老辣。
陳鴻壽的隸書較之以往的隸書具有“狂怪”的特點,說明他有創新的勇氣和才能,但在結字和章法上,用筆仍然屬守古法,筆筆中鋒,力透紙背。
人物生平
陳鴻壽最初似乎是作為一個一般的政治人物出現於世人面前的,
對於他在朝廷為官的方面,我們了解得不甚多,只知他曾任江防同知和海防河務同知,還曾作宰溧陽,後又了解他還在贛榆任知縣。在贛榆縣(近山東的江蘇海州地區)時曾“捕鹽梟,築橋樑”,更重要的是他在當地治理河道有方,據光緒二十年(1894年)《贛榆縣誌》記載:“陳鴻壽,浙江錢塘人,拔貢。清廉有惠政。先是大沙河壅塞水漲,軋溢沒田廬,鴻壽之官即蠲金為倡,刻日疏 ,河以暢通,民無水患。書法宗董其昌,人至今珍之。” 陳鴻壽曾有過較長時期的政壇磨鍊。據記載:“陳鴻壽……性愛交遊,於學多通解。自以為無過人者,遂壹意篆、隸、行、草書,為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元撫浙時,方籌海防,鴻壽隨元輕車往返,走檄飛草,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群以為不可及。官溧陽知縣,仿龔時兩家法為茗器,撰銘詞手鐫之,一時有曼生壺之稱。與蘇家石並垂雅故也。”另據介紹,“陳鴻壽初以古學受知於阮芸台尚書,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從此處可見他是以幕僚之身步入政壇的。
聰明絕頂
陳鴻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能力很強,處理政務,起草文稿能“走檄飛草,百函立就。”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曾跟隨的浙江巡撫阮元(1764-1849),是提倡“學術自任”的經學大師,他曾編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註疏》,道光時官至體仁殿大學士。另外,與陳鴻壽同鄉、同僚中不乏文壇高手。在這樣一個文人氣息濃重的官場,居然有“群以為不可及”的評價,從中足可看出陳鴻壽的橫溢才氣。另外一條關於陳鴻壽的記載對他的生平有更詳細的綜合描繪,嘉慶六年(1801)拔貢以後,他被“考以知縣用,分發廣東,丁憂服關,奏留江南,署贛榆縣,補溧陽縣。後河工江防同知,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風疾卒於任所,享年五十有五。”
陳鴻壽年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於道光二年(1822),壽五十五歲。嘉慶六年(1801)三十四歲拔貢以後步入政壇。但他的官運似乎並不“亨通”,只做到知縣和海防河務同知等級別不太高的官職,最高的官職是江防同知和江南海防河務同知。有關他的任職情況,歷來說法頗多,現在可肯定他未曾擔任過宜興知縣而是出任溧陽知縣,但任職時間說法不統一,不少人認為他在溧陽或宜興只有一任即三年。《陽羨砂壺圖考》等記載他擔任宜興知縣是嘉慶二十一年(1816)的事。在溧陽地方上,至今還有他的當地只做過一任知縣的說法。當然,他們知道嘉慶十六年時陳鴻壽就已在溧陽任知縣,但不了解嘉慶十八年以後的事(有關這方面,後文還會論及)。在《溧陽縣誌》中,記錄了不少嘉慶十七、十八年陳鴻壽任知縣時的相關事宜。據清嘉慶十八年《溧陽縣誌.溧陽縣知縣》載:“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因此可以確定陳鴻壽的到任時間為嘉慶十六年亦即1811年,此年他四十四歲。另外,有關陳鴻壽本人的文稿,多處在嘉慶《溧陽縣誌》中出現,如嘉慶十八年(1813)六月他為縣誌所作序言和十七年(1812)八月所作《平陵書院碑記》等。
主要成就
藝術大師
綜觀陳鴻壽的一生,雖然他在仕途上並不飛黃騰達,但在藝術上十分成功。他是一個通才,能書善畫,尤其是書法,篆、隸、行、草皆能,歷史文獻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館等收藏的不少書法、繪畫作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他也懂得碑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神龍本蘭亭序帖,內附有陳鴻壽所作跋文:“此帖較定武本,肥瘦各別,字畫結構亦頗有異同……嘉慶乙亥十月望後四日,錢唐陳鴻壽題於江寧承恩寺中。”從此文看,他對碑帖研究似也十分在行,這與文賣中關於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的總結相一致。但能使後世為之折服的還不是他的書法、繪畫乃至碑帖,而是他的篆刻。對書法、繪畫、碑帖和篆刻等學科的學術問題,筆者不敢妄加評論,但從他對各門類成果所占的比重看,篆刻是他的突出部分,因為,能夠稱為“西泠八家”之一,意味著他在篆刻領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海博物館等機構所藏的許多陳鴻壽所作印章都是明證。
藝術成就
他的篆刻出入秦漢,繼丁敬、蔣仁、黃易、奚岡,繪畫精於山水、花卉、蘭竹。山水介乾明代姚綬與程燧之間,花卉蘭竹雖源自陳道復、李鱓,但不拘於宗法,而有瀟灑之趣,實為趙之謙的先驅。書法以隸書最為著名。他的書法以隸書和行書最為知名。他的隸書清勁瀟灑,結體自由。穿插挪讓,相映成趣,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的風格。他廣泛學習漢碑,尤其善於從漢摩崖石刻中汲取營養,在用筆上形成了金石氣十足、結體奇特的個人面目。筆畫圓勁細插,如銀畫鐵鉤,意境蕭疏簡淡,雄渾瓷肆,奇崛老辣。陳鴻壽的隸書較之以往的隸書具有“狂怪”的特點,說明他有創新的勇氣和才能,但在結字和章法上,用筆仍然屬守古法,筆筆中鋒,力透紙背。其篆書略帶草書意味,喜用切刀,運刀猶如雷霆萬鈞,蒼茫渾厚,爽利恣肆,使浙派面貌為之一新,浙中人多學習他,對後世影響較深,與陳豫鍾齊名,世稱"二陳"。行書清雅不俗。蔣寶齡《墨林今話》中說:"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
主要作品
精嚴古宕,人莫能及。"除此,陳鴻壽擅長竹刻,博學能詩。著有《桑連理館詩集》、 《種榆仙館印譜》。傳世墨跡有《行書軸》、《行書七絕詩軸》。清代乾隆、嘉慶兩朝,考據之風盛行,訓詁、文字、金石、音韻等專門學科得到突破性發展,時稱“乾嘉學派”。金石學研究,歷代不乏人,學術成果不斷問世。西泠八家之一的陳鴻壽,正是其中身體力行的金石家。他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活躍於嘉慶朝,至道光二年去世,恰好見證了清代由盛而衰的轉捩點。陳曼生不凡的藝術成就,是基於他深廣的藝術修養和獨特的人格和藝術思想。曾日:“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見天趣。”質樸自然,情意真切,乃其藝術宗旨,溫柔敦厚乃其秉性。他曾自題三十九歲小像日“古人皆可師,今人皆可友”;“大事不糊塗,小事厭煩數”。皆顯其磊落胸襟。曼生喜漫遊,遍歷燕齊楚粵,故鄉錢塘更難忘懷,曾偕友蘇堤偶步、虎跑試茗、瑪瑙寺修禊、寶石山題詩,成就諸多名篇。其齋居“桑連理館”,酒宴琴歌,座上恆滿,論詩作畫,留下諸多佳話。曾畫秋菊茗壺一小幀,題日:“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風趣雋永,極具幽默感。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閒言語變瑰琦,曼生逸致,由此可見矣!香港中文大學與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合辦“書.畫.印.壺:陳鴻壽的藝術”展覽,展品匯集三館及本地公私收藏陳鴻壽的書法、繪畫、篆印、砂壺作品近百項,並出版研究專刊,深入探討陳鴻壽的生平、交遊、藝事、壺作、壺銘等,旨在較有系統地介紹陳鴻壽多方面的藝術面貌和成就。《清代稿鈔本》中收錄有《陳曼生先生簡札》。
曼生壺
陳鴻壽於金石書畫以外,以設計紫砂壺最為人稱道。是中國第二代紫砂壺大師的領軍人物,清代中葉嘉慶、道光年間的陳鴻壽和楊彭年。主張制壺創新,因他倡導“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須要見“天趣”。他把這一藝術主張,付諸紫砂陶藝。形成壺界兩大貢獻。第一大貢獻,是把詩文書畫與紫砂壺陶藝結合起來,在壺上用竹刀題寫詩文,雕刻繪畫。第二大貢獻,他憑著天賦,隨心所欲地即興設計了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壺,為紫砂壺創新帶來了勃勃生機。他與楊彭年的合作,堪稱典範。現在我們見到的嘉慶年間製作的紫砂壺,壺把、壺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陳鴻壽設計、楊彭年製作的,後人稱之為“曼生壺”。陳鴻壽使紫砂陶藝更加文人化,製作技術雖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對後世影響很大。他與當時的制壺名家楊彭年合作,由他或是他的朋友題銘,這種富於文人藝術的紫砂壺,以“曼生壺”知名於時,尤為後世寶愛。上海博物館藏有三幅陳鴻壽的冊頁,構圖相近,均以紫砂壺和菊花入畫,畫面簡潔,清秀可愛,足見曼生嗜壺之癖。三幅畫有相同的題識:“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而此幅多附一段題識,強調楊彭年制壺之精妙,以及自己有制壺之癖,尤為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