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狀況
父親陳毓靈是個鄉村私塾教師，母親梁慧琛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均權兄妹五人，全靠父親教書和祖父遺下的每年十擔八擔租谷維持生計。當時，南面五福堂的陳舜卿橫行鄉里，農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均權一家雖有祖遺幾畝薄地，但由於土豪劣紳的弱肉強食，層層盤剝，所以均權亦從小過著受人欺凌的艱苦生活，在幼小的心靈中粗知農民兄弟的痛苦，了解廣大農民求解放的迫切願望。
個人經歷
1910年，均權在全家節衣縮食的支持下，開始了私塾的學習生活。他學習勤奮，聰敏過人，還喜歡聽父輩講著名的穿鼻洋海戰，講村前海中上、下橫檔炮台的抗英故事。當聽到琦善向英帝屈膝投降，簽訂臭名昭著的《穿鼻條約》時，他氣得咬牙切齒，痛罵琦善賣國賊，當聽到上、下橫檔官兵和當地人民與英帝浴血奮戰、寧死不屈的英雄事跡時，他熱血沸騰，崇敬地遙望著橫檔古戰場，暗下決心向英雄學習。由於當地人民抗英事跡的薰陶，逐漸使均權養成好打不平、剛毅不屈的性格。遇到小孩打架，他總是以鋤強扶弱的姿態著力相助，排解是非。因此，同村的窮孩子都喜歡和他玩耍。
1919年，均權因家境日趨窮困，被迫輟學，與大哥陳均平一起到香港東邊街二十一號廣祥號雜貨店當只吃兩餐、沒有工錢的童工，幹著繁重的雜活。翌年升為工人，每月雖有微薄的工薪，但經常要肩托200多斤的重物，一天工作長達十四、五個小時。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均權恨透了地主豪紳和老闆財東，盼望有朝一日能把這些吸血鬼統統打倒在地。
1922年，均權回家省親，適遭房長陳文兆霸占他父親繼承的房產。均權見房長以勢凌人，便幫家人據理力爭。房長自恃權勢，蠻不講理，還棍打均權，均權機靈一閃，房長象狗搶屎般跌扑在地。劣紳們便乘機煽風點火，土霸陳舜卿不問青紅皂白，派出鄉勇爪牙要扣押均權。均權見到處都是只有強權，毫無公理，於是怒火萬丈，回屋裡拿了兩把匕首藏在身上，準備拼搏一番，殺個痛快。正在這時，祖母朱錦愛到陳家哭訴求情，才免處理，但房產終被房長強占。這件事，使均權進一步認識到，天下烏鴉一般黑，不打倒土豪劣紳，農民兄弟就永無立足之地。於是，他憤然離開南面村，繼續到香港做工，並立志尋求一條爭自由、求解放的道路。
1924年7月，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開辦，澎湃同志親自擔任所長。農講所的開辦，代表了農民階級自身的利益，標誌著農民運動進入了新的里程。陳均權在香港聽到這一振奮人心的訊息，如同在長夜盼到了曙光。他到處打聽入學的條件和手續，想方設法早日進農講所。
同年11月，農講所第三屆招生，均權在大哥均平的幫助下，通過林昌熾、李義本的關係，由香港黨組織介紹，於1925年1月1日與彥華等同志到廣州參加第三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
在農講所期間，均權認真學習了《中國民族革命史》、《社會學淺說》、《農民運動之理論》、《農民協會與自衛軍之組織法》、《農民運動現況及其趨勢》等革命書籍。並深入到鄉村了解農村的現狀和農民的疾苦，調查農民運動的情況，從理論和實踐上逐步加深了對階級社會和工農革命的認識，深切感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軍閥是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禍根，只有把工農大眾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共同奮鬥，革命才能成功。從而立下了獻身農運，犧牲小我，成功大我的決心。在認真學習革命理論的同時，均權還努力學習軍事常識，刻苦進行軍事訓練，他經常按照農民自衛軍的訓練要求，把自己作為農軍的一名普通戰士，從隊形操練到各種運動方法，從持槍、瞄準、裝退子彈到刺殺、實彈射擊，他都一絲不苟地練了又練。通過刻苦學習和嚴格訓練，均權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素質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以優良成績，於同年4月3日在農講所畢業。
畢業後，均權利用分配前的幾天休息時間，把兩張畢業合影的紀念像片、鑲有銅質的斧頭、鐮刀、犁頭的領章和《步兵操典》、《野外勤務》等軍事書籍帶回家裡珍藏起來。當時，他已22歲，祖母正想給他成親，均權耐心解釋說：“現在國無寧日，工作不定，生活無著，何以為家？我們現正要高舉犁頭旗，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只顧自己的婚事，放棄革命，使窮苦兄弟繼續受罪挨餓，又於心何忍呢？等以後窮人都能過上好日子，再談此事！”次日，他又重返廣州，專候組織分配，準備踏上新的征程。
1925年4月中旬，均權被分配回東莞，在虎門各鄉組織發動民眾，開展農運工作。5月1日，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期間，他被委任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派往西江，負責鬱南縣的農運工作。
均權到鬱南後，會同共產黨員、農運特派員馮保葵及鍾炳樞、龍師候、鍾世強、鍾蔭庭、鍾敏定、鍾惟初等同志，選擇了有八百之眾、有較好的民眾基礎、村四周又建有閘門和炮樓防衛的第六區練社堡廟門村為先行點。他一到廟門村，便深入貧苦農民家裡，宣傳搞農運、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同時，還經常幫助貧窮的農民乾農活，理家務。他身材高大，體魄健壯，力大如神，乾起活來又快又好。到廟門不久，便成為村里老老少少的貼心人，為建立農會，開展農運奠下了堅實的民眾基礎。在廣泛宣傳發動民眾的基礎上，他與馮保葵、龍師候、鍾炳樞籌一起，先後兩次在廟門大勝宮召開骨幹會議，報告組織農會和農軍的有關問題，匯報工作進展情況，討論組織入會的手續和具體工作。經過一段艱苦的努力，廟門村的農民組織起來了，他們高舉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的大旗，於192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鬱南縣第一個鄉農民協會——廟門農會，打響了鬱南農運的第一炮。接著，河田、壤所、練村，古同、福留、石台、黑河、建勉、新樂等地，也在陳均權，馮保葵同志的幫助下，於同年11月間相繼成立了鄉農會，與此同時，他還在鬥爭實踐中培養、發展了龍新華等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區農民協會的成立做好組織上的準備工作。
1926年2月16日，鬱南縣第六區農民協會在均權的主持下宣布成立。當天，各鄉農民自衛軍及農民1200多人在廟門大勝宮背後集合，並手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大地主”的標語小旗，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經在田、壤所、康順、新屋、大橋頭等地，沿途敲鑼打鼓、高呼口號，大長了農民兄弟的威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最後匯集在大屋地義勇祠，參加了區農會的成立大會，選舉龍新華為區農會委員長，鍾炳樞為書記。同時，籌款到廣州購領了七九、六八、九響斜排等步槍95支，武裝了區、鄉農民自衛軍，為深入開展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接著，均權又與戰友們一起，於同年3月組織成立了第四區（都城）、第五區（桂圩）農民協會，使全縣農運出現了新的局面。
不久，均權接到省農民協會的通知，與鄧廣華、蔡日升等到高要協助開展農運工作。經過一段艱苦的工作，使高要的農運從端源逐漸擴展到廓源、洞源、周村、竹崗、水南等地。
1926年4月，廣東省農民協會西江辦事處成立，周其鑒、韋啟瑞先後任辦事處主任，陳均權、鄧廣華等十多人任委員。這期間，他在鬱南都城錦江國小主持召開了各區、鄉農會代表會議，成立了縣農民協會和縣農民自衛軍。在幫助成立縣農會和建立、健全領導機關後，均權便離開都城，轉到南部的榃賓、千官、連灘等地開展工作。並與羅定縣、封開縣的農民協會溝通了聯繫，使幾個縣的農運工作連成一片，互相照應，進一步促進了鬱南農運的深入開展。
正當鬱南的農運蒸蒸日上的時候，當地的土豪劣紳，反動民團對農會進行瘋狂襲擊。1926年6月16日，桂圩、建城的民團頭子糾率民團向五、六區農會進攻，焚燒新寨、涌路、雙源、腳田峽等鄉村，耕牛財物劫掠一空，甚至搶殺農協會員，割下首級示眾。面對民團的反動氣焰，均權與戰友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力促省府當局從速解決問題，並於10月組織農民自衛軍1000餘人在都城舉行示威遊行，對國民黨縣黨部右派與民團互相勾結，襲擊農會，焚燒搶掠的反革命罪行，提出強烈抗議。為了進一步壯大農會的實力，有效地對付民團的進攻，均權又和龍師候、鍾炳樞等同志深入到各區、鄉，繼續發展農會。至1926年底，鬱南全縣的農會遍布一百多個鄉村，活動地區人口達五萬之眾。在農會所轄地區，宣布一切權力歸農會，同時實行減租減押，廢除苛捐雜稅，不準放高利貸，不準退佃，禁菸禁賭，並大力發展生產，清剿土匪，維持社會治安，使鬱南鄉村到處呈現一派革命生機。
1927年4月15日，廣東的國民黨反動派積極配合蔣介石集團在上海的反革命叛變，在全省各地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血腥鎮壓工農運動。廣東守備軍第一團三營於4月16日聯合高要民團圍封西江辦事處。韋啟瑞等同志不幸被捕犧牲。均權聞訊，萬分悲憤。他積極協助黃學增等同志，及時在黃洲村（後轉移到水南出峰鄉）設立西江辦事處的臨時機關，繼續聯絡各縣堅持鬥爭。
1927年4月22日下午，守備軍第一團聯合鬱南民團圍封縣農民協會及第四區農民協會，捕殺了農會主席廖翔儀等六人，在全縣瘋狂搜捕農會骨幹，攻打各區、鄉農會。鬱南頓時陰雲密布，血雨腥風。面對嚴酷的鬥爭局勢，均權既怒火滿腔，又沉著冷靜。他一方面與縣農會領導人龍師候、鍾炳樞等同志及時研究應急辦法，決定把全縣的農會武裝動員起來，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另方面即向西江辦事處臨時機關作出詳細的匯報。當時，西江各縣的白色恐怖相當嚴重，為了及時取得上級的指示，西江辦事處臨時機關派周其柏、伍亞月、蔡日升等同志，與均權一起回省匯報、請示工作。在他們到達高要祿步圩碼頭乘船時，不幸被反動軍隊所捕。
犧牲
陳均權被捕後，被解到江門監獄。在獄中，他化名王文卿，以利掩護身份，嚴守機密。為了營救同時被捕的幾位同志，需要花200元白銀，均權毫不猶豫，當即去信給家裡，說：“我現已被捕在江門監獄，請速籌200元（白銀）帶來，以供使用。”家裡收到信後，不敢延誤，從速賣了祖遺的兩畝田，東拼西湊，籌夠款項，由父親陳毓靈和姑丈萬兆麟帶去江門，豈料左轉右轉，只有50元交到陳均權手裡，使贖救計畫落空。
不久，陳均權等的身份暴露，轉押到廣州車歪炮台監禁。當親屬前往探監時，他對姑丈說：“由於叛徒出賣，我的政治面目已經暴露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陰霾下，營救看來是沒有希望的了，我決心忠貞守節，至死也不會辜負農友們的期望！”並囑家中各人珍重，殷殷寄語而別。在冷氣森森的刑戒場裡，均權面對著飢餓和酷刑，毫無懼色。他把刑場作為“審判台”，義正辭嚴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鎮壓工農運動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的革命氣節。1927年9月10日深夜12時，均權被國民黨反動派傳出監獄，連夜押往刑場，慷慨從容就義，時年僅24歲。
陳均權烈士的精神，永為後人景仰！烈士雖死猶生，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