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衡會戰:又叫湖南會戰，自1944年自5月底迄9月初，歷經3個多月。是“ -百科知識中文網

簡介

1944年，日軍發起了一場縱貫中國南北，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總計動員兵力約51萬，其參戰兵力之多、作戰地域之廣，打破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空前記錄，據稱在日本陸軍作戰史上亦是史無前例的。對中國軍隊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來所遭遇到的規模和破壞力最大的一場戰役。數十萬士兵及無數的平民傷亡；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被日軍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在失去1/4的工廠的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亦隨之銳減。此次軍事敗挫，暴露了國民政府軍隊的諸多弊端。它與同時俱來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起，使抗戰勝利前夕的國民黨政權遭到一場災難性的打擊。蔣介石慨嘆“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自稱“從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受過現在這樣的恥辱”；“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

戰爭經過

長沙作戰

1944年5月26、27日，日軍第十一軍各部隊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國民黨軍發起攻勢，揭開湖南會戰之序幕。會戰伊始,重慶軍事委員會內部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存有分歧，主要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粵漢路勢必失守，不

如主動放棄，退守湘桂路，在湘桂邊區或廣西桂林與日軍展開決戰；另一派則主張在粵漢路沿線及兩翼組織抵抗，以狙擊日軍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為代表；後者以軍令部長徐永昌、參謀長封少君為代表。

28日，重慶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會上報告鄂南敵情，認為“此番最顯著之跡象，敵軍質的方面雖不見甚精良，而量則普遍俱有增加，中國戰場（除滇西、滇南外）現約有敵軍34個師團，為武漢會戰以後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戰場戰役觀之，我指揮與戰鬥能力均見減低，此層至堪憂慮”。蔣介石對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認同。次日，軍委會最高幕僚會議繼續討論湘鄂戰局。據參謀長封少君日記，與會諸人“鹹認粵漢線勢且必失，多主張於湘桂線準備，並以北戰場反攻為不可能，與其徒作犧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封少君力排眾議，認為湘桂路地形易攻難守，應先於粵漢路部署抵抗和苦鬥；北戰場方面，仍須積極反攻，否則節節敗退，抗戰前途實堪憂慮。徐永昌日記載：“餘氣極發言，諸人皆無語。”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的與會人員包括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各部部長（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後勤部等）、侍從室主任、海軍總司令、航空委員會主任、軍法執行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等。他們大多主張放棄粵漢線的抵抗，顯然已對粵漢線的倉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贏得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在此期間從各方調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組織決戰，或有致勝的希望；鄂北與廣西桂林相距約七百公里,對攻者來說，如同橡皮帶一樣，拉得愈長，就愈薄弱，超過了極限，就可能繃折。退至廣西境內與日軍決戰就有這樣的優勢。白崇禧力持這一主張。而封少君主張於粵漢路節節抵抗，一方面是激於義憤，同時也有他的戰略考量。

據徐永昌日記，軍事委員會內部多數認為日軍的戰略意圖是欲打通平漢、粵漢至湘桂線迄鎮南關。而徐永昌對日軍欲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判斷日軍的企圖是“欲打擊我之野戰軍，杜我反攻或轉用”，認為日軍的進退程度，全視國軍的反擊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擊重慶國民黨軍與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均是日軍“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徐永昌之所以對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企圖認識不清，乃因為他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他認為日軍“欲攻犯兩路或三路而確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鑒於第一戰區蔣鼎文和湯恩伯、封裔忠在北戰場抵抗不力，迅速敗退，已引起國內輿論的紛紛指責和國際輿論的譏評，封少君認為，若粵漢線也不戰而退，“抗戰前途尚堪問乎?”封少君的主張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

日軍欲打通粵漢路和湘桂路，有三個要地必須攻克，即長沙、衡陽、桂林。按當時中國戰區的劃分，鄂南、湖南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是薛岳；廣西為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是張發奎；廣東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是余漢謀；鄂西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孫連仲。這四個戰區中，第九和第四戰區是此次湘桂戰役的正面戰場；第七及第六戰區處於戰場邊緣。

日軍預定的作戰路線是穿過第九戰區的西側，然後沖向第四戰區的中樞，以第九、第四戰區國民黨軍為主敵。日軍在制訂作戰計畫時考慮到：“攻克長沙是這次作戰的關鍵，自應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幾次作戰都大得多,長沙一舉可破。因此，戰局的關鍵乃在於衡陽長沙之間敵軍進行側攻時的決戰，估計攻下長沙後不致立即出現側攻，而在進攻衡陽時，當前重慶軍將會全力展開。”日軍預測，衡陽地區位於國民黨軍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個戰區之間，主要決戰肯定將在其周圍進行。

日軍從一開始就動用強大兵力，第一線部署5個師團並列於湘北、鄂南之華容、岳陽、崇陽一線，另以3個師團部署於第二線監利、蒲圻和崇陽一線，共約15萬人。5月26、27日，日軍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趨沅江、益陽；左翼從通城分趨平江、渣津；中央沿粵漢路向汨羅江推進。日軍號稱在東西約120公里，縱深約50公里的地區展開規模宏大的野戰。

重慶軍委會電令第九戰區準備在長沙、瀏陽之間與敵決戰。由於對日軍的強大攻勢估計不足，重慶當局開始除從第六戰區抽調1師增援外，沒有從其他戰區調集兵力。薛岳請求蔣介石從第三、六、四、七戰區抽調兵力增援，而蔣介石要求第九戰區以現有兵力應戰。直至戰役開始一段時間後，感到日軍來勢凶·猛，才陸續從周邊戰區抽調兵力參戰。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部署的戰區防衛戰略是：在湘江東、西兩岸，步步阻擊，消耗敵軍，而將主力部署於兩翼，誘敵深入後，在長沙附近圍殲日軍。但薛岳的這一戰略部署是沿襲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法，日軍早有防備。日軍一反過去慣用的孤軍深入的戰法，以戰鬥力最強的骨幹兵團部署於兩翼，致使薛岳的外側作戰難以成功。另一方面，日軍使用優勢的第二線兵團保持縱深陣勢，對戰略要點實施重點突破。國民黨軍總體參戰兵力雖超過日軍，但在要點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勢。

薛岳的外側作戰既不利，沿湘江兩岸南下的日軍很快進逼長沙。日軍以兩個師團約3萬餘人圍攻長沙，而薛岳僅以1個軍（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守備，戰鬥兵員不過1萬餘人，守備的兵力與陣地絕不相稱。其次，日軍進攻長沙的計畫是：“為了攻取長沙，必須攻占其西方的嶽麓山。為此，派遣有力兵團在湘江左岸進攻該山，與直接擔任進攻長沙的兵團相互策應。”而薛岳在防守長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張德能以第四軍的2個師守長沙城，以1個師守嶽麓山。嶽麓山位於湘江西側，與長沙城隔江相對。在地理位置上，嶽麓山居高臨下，俯瞰長沙城，為長沙整個陣地之鎖鑰，欲守長沙必先守嶽麓，嶽麓一旦失守，長沙決守不住。守備嶽麓山的第九師除缺員外，戰鬥兵不過3千人，而防區竟達50里之廣（嶽麓山周圍設防），實屬防廣兵單。迄嶽麓形勢危急，張德能臨時轉用兵力，從長沙城抽調兵力增援嶽麓山，由於在戰鬥激烈之時倉促調動，渡江船隻準備不足，反而自亂陣腳，動搖軍心，導致長沙迅即失守。長沙決戰計畫落空。湖南會戰自1944年5月26日開始，至6月18日長沙失守，第一階段湘北的戰役告一段落。

衡陽作戰

再說重慶軍令部直至長沙失守一周前，才擬出作戰指導計畫，並經蔣介石批准。在這個作戰指導計畫中，軍令部擬定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為目的，進行戰略持久戰，控制

有力兵團於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南各要隘，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攻勢。從這一作戰方針看，軍令部主要擔心日軍西進，威脅重慶陪都和西南國際交通。王世傑日記稱：“一般推測，以為敵軍企圖攻占衡陽、桂林，俾免該地成為盟軍空軍根據地。”可見當時社會輿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已有相當準確的推測。從徐永昌日記可知，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存有分歧。如軍令部第一廳認為，中戰場敵人將會師衡陽，並窺伺桂林。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持有不同看法。據他的推斷，中戰場敵人進至淥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竄據衡陽，亦決不至西入桂林。“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堅持認為日軍沒有打通粵漢、湘桂路的意圖。·亦即長沙失守之當日，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部徐永昌、封裔忠、劉斐認為敵人必乘勢進攻衡陽，並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為“敵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圖入桂”。而軍令部所屬的“作戰研究會”則得出結論曰：“此次湘北敵軍蠢動，以目前情報判斷，其企圖似在打通粵漢交通，求擊破我野戰軍，仍為守勢作戰，但根據前述倭既有從事決戰準備之餘裕時間及兵力，則仍有增加兵力來華之可能，敵能否進一步攻戰西安、昆明及重慶等重要據點，企圖乘機解決中國戰場，實不能不深加警惕。”可見軍令部內對敵情的判斷甚不統一。

據封裔忠稱，蔣介石對他的敵情判斷將信將疑,但對他所提努力打擊日軍的主張則表示同意。長沙失守後，白崇禧主張放棄在長沙、衡陽之間拚命抵抗，將防守衡陽的兵力調往桂林，著手桂林防衛戰。封裔忠則主張，下一階段仍要在長沙、衡陽正面作持久抵抗，兩翼則相機與日軍展開決戰，以消耗日軍，打擊其僥心理。徐永昌的意見被蔣介石採納。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會戰的第二階段。日軍總結第一階段的戰果稱：“自開始作戰以來，第11軍雖力圖殲滅第九戰區軍的主力，但敵軍大部迴避與我決戰，尤其是敵軍退避到了東面山嶽地帶，如不將其殲滅，對第二期作戰向桂林、柳州方面進攻，則很難保證不留有後患。”為此，日軍的戰略構想是：為了下一階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這一階段的作戰中儘量殲滅中國軍隊，為此，設法引誘中國軍隊採取攻勢。衡陽地處粵漢與湘桂鐵路交匯處，是進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門戶；湘江縱貫長沙與衡陽之間，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軍估計進攻衡陽時，中國軍隊將會全力展開攻擊。為此，日軍計畫在攻取衡陽的同時，以主力搜尋圍殲對日軍側攻和前來增援的國軍，重點擊潰湘東山區的中國第九戰區主力。

國民黨軍在第二階段的戰略是：中間防堵，兩翼夾擊，置主力於湘江之東西兩翼，實施正面阻止，側背猛攻，戰略上與前一階段沒有大異。在此期間，國民黨軍只以1個軍用於衡陽防守，而東西兩翼則先後投入了約13個軍以上的兵力。6月20日，蔣介石電令各兵團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從東西兩翼夾擊日軍。具體的戰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於淥口、衡山地區持久抵抗，東翼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西翼主力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殲滅之。但日軍迅速突破中國軍隊的阻擊，6月23日即兵臨衡陽附近。日軍在兵力布置上，以2個師團進攻衡陽，以3個師團進攻湘東地區，以1個師團進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慶軍委會電令方先覺的第十軍死守衡陽。6月26日，第九戰區擬具于衡陽與日軍決戰計畫，並向衡陽周圍調集兵力。同日，蔣介石指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7月1日，蔣介石主持軍事會報，獲悉廣東之敵已向清遠與從化方向分路進犯。蔣認為日軍“打通粵漢路之計，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圖，為如何能固守衡陽，增強湘桂路兵力，以確保桂林空軍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圖，則此次作戰當不失為成功也”。

這個時期，蔣介石一再電令各兵團依照“正面阻止，側背猛攻”的戰略攻擊進犯之日軍。第二階段軍委會下達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這一戰略執行，要求前方各軍向當面之敵發起猛攻，或向敵人側背發起猛攻，試圖打破日軍的戰略企圖。

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節節挫敗以後，國內外輿論對中國軍隊群加指責。作為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來自英美盟國的譏評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壓力。7月中旬，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謂豫湘戰事頗減低中國信譽，擬令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全部軍隊（包括中共軍隊）作戰。蔣介石對此深感恥辱和刺激。7月21日，蔣對出席整軍會議的軍委會各部會主官痛心疾首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隊當作一個軍隊，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占我們的國土，以武力來打擊我們，凌辱我們，還要難受！”據封裔忠記述，蔣介石當時“聲色俱厲，數數擊案如山響”，其心情之憤激可見。

白崇禧身為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始終持有不同看法。鑒於敵我力量懸殊，他不主張國軍與日軍在正面·戰場硬拼。他建議將國軍兵力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破壞其交通和後勤補給，襲擾和消耗日軍。7月26日，白崇禧從桂林致電蔣介石，呈述其戰略主張：對敵戰法應重加檢討，查岳陽至衡陽鐵路約342公里，水路約710公里，公路約720公里，敵軍十萬以上，補給不足，我於正面既不能擊破敵人及阻止敵人，擬請改變戰法，轉向敵後襲擊其輜重，破壞其交通，使敵飢疲無法持久。而軍令部次長封裔忠則認為，在國內外輿論交加貶議的情勢下，國軍唯有發憤拚命，打幾個勝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轉國際觀感。封裔忠的意見大體上表達了蔣介石的心聲。而白崇禧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的戰略，可能對消耗敵人，與日軍展開持久抗戰切實有效，但難以在短期內起到對外宣傳的作用。蔣介石沒有接納他的建議。

第二階段的基本戰局是，以衡陽為中心，在湘江以東山區（湖南攸縣、茶陵、醴陵、安仁、耒陽和江西萍鄉、蓮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區（寧鄉、湘鄉、永豐③），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攻防戰。在這一階段的戰鬥中，第十軍長達47日的衡陽守城戰最為壯烈，因而也最具影響。但衡陽守城戰只是第二階段戰局的一部分。衡陽周圍的增援和解圍戰，以及湘江東西兩翼的攻防戰，國民黨軍不僅投入了相當多的兵力，而且戰鬥亦十分激烈，牽制和消耗了日軍的大部分兵力。衡陽淪陷後，白崇禧從桂林急電蔣介石，建議速將衡陽周圍的第四十六軍、第六十二軍調往桂林，並請將其他部隊大部撤至祁陽、零陵至桂林一線防守。從日軍的戰略意圖看，日軍占領衡陽後，必將迅速西進，攻取其下一目標桂林。白崇禧的這一部署顯然是正確的。蔣介石接電後，讓軍令部加以研討。而軍令部建議將主力部隊仍留在衡陽周圍繼續攻敵，其理由是：一、前線撤兵，敵必跟蹤深入；二、激戰之後，部隊急撤，有潰退之慮；三、撤兵影響人心與盟軍觀感；四、當前態勢，地理比較有利，利用現形勢打擊敵人，較退保桂林有利。軍令部還建議蔣介石將白崇禧調回重慶。蔣介石再次接受了軍令部的建議而否決了白崇禧的主

張，電令各軍反攻衡陽。12日，蔣介石再次訓令各軍“以攻為守，並襲擾敵後方”。

湖南會戰的結束時間，歷來以衡陽淪陷為標誌。實際上，在衡陽失守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仍命令國民黨軍繼續在衡陽周邊地區攻擊敵人。直至8月下旬，蔣介石才放棄反攻衡陽的企圖，調整部署，開始轉向沿湘桂路兩側組織防禦。蔣介石判斷“敵主力向衡陽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圖”；蔣介石確悉日軍更有深入廣西之企圖，命令第九戰區抽調主力準備參加湘桂沿線作戰。日軍攻占零陵，整個湖南會戰基本結束。

9月11日，軍事委員會籌商湘桂線防卸事宜，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其意以全州既難久守，不必徒作無謂犧牲，並請增兵桂林，擔保桂林可守三四個月以上。徐永昌則以現時運至全州彈藥，足供三個月之用，而且全州地形較衡陽為佳，尤利於守，似宜定一防守期限，縱即不能如期，亦可令其突圍而出。這一次，蔣介石總算接受了白崇禧、封裔忠的主張，但為時已晚。桂林很快亦淪入敵手。事後分析，整個湖南會戰期間，徐永昌、封裔忠主掌的軍令部對敵情的判斷及其戰略部署明顯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擔心設在廣西桂林的美空軍基地對其本土發動空襲，自始即將桂林作為此次作戰的最重要目標。但徐永昌一直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和主攻方向判斷不明，且太注重盟軍的觀感，一意主張節節抵抗，步步阻擊，處處設防。而蔣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見。結果是,國軍防廣兵單，顧此失彼，處處都不願主動棄守，處處都未能集中優勢兵力，對日軍形成重點防守和重點出擊。湖南會戰初期，徐永昌和蔣介石對日軍攻勢和參戰兵力估計不足，導致國民黨軍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無論長沙、衡陽，均無充足決戰之兵，將應參與決戰之有限兵力，分用於決戰地後方第二線之防守，甚至因對日軍主攻方向判斷有誤，將兵力分用於日軍非攻擊方面之防守。與國民黨軍不同，日軍常集中優勢兵力，縱深部署，“亘全戰役期間，敵之實力在全面計算雖劣於我軍，但在重點方面，均居優勢，且對長（沙）、瀏（陽）、衡（陽）三要點之攻略，概以絕對優勢之兵力，

指揮協調

戰時國民黨軍指揮系統是，重慶軍事委員會設統帥部，指揮各戰區司令長官；軍委會委員長為最高統帥，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襄助委員長處理該會一切職務，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和後勤等部，分掌作戰指導、兵員徵募、軍隊訓練、政治教育、後方勤務等職能。戰區之下，其層級依次為集團軍、軍、師、團等。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布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由於蔣介石事無巨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記載，當日軍事委員會“會報不及兩小時，蔚文（即侍從室主任林蔚）轉達第一戰區電話至四五次，聞有時一團之活動，戰區亦請示委員長，此非叢脞而何！”徐永昌身為軍令部長，深感蔣介石“權責集於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勞而不可得，以是往往於橫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轉覺國事有舉輕若重之嫌，深用惶嘆！”

張治中1939-1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蔣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啟’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即侍從室主辦的）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我認為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

蔣介石既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次長封裔忠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中央軍嫡系將領固然驕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隊長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長沙失陷後，蔣介石曾電令薛岳將第九戰區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衛西南大後方。薛岳拒不從命，聲稱必須固守湘東南，不讓日軍打通粵漢路與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據徐永昌等人揣測：“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鐵道以西，其心叵測，蓋一旦有事，渠頗有劃疆自保之意。”另據徐永昌日記，軍政部長何應欽感慨部隊整理之難，即如近。在重慶之九十七軍軍長指揮不動其師長，言下唏噓不置。

此次湖南會戰，除第九戰區外，還從第三、第六戰區抽調兵力。由於參戰系統不一，容易出現多頭指揮。除蔣介石越級指揮外，侍從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蔣的名義發號施令。薛岳作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在其防區內自有調兵遣將之權。李玉堂等集團軍主官也可名正言順地指揮其下屬。衡陽會戰期間，蔣介石指派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白崇禧在戰略方針上本與軍令部長徐永昌意見不一，薛岳的作戰意圖亦與白崇禧不同。在這種不統一、也不專一的多頭指揮之下,難免前後矛盾，左右失調，令作戰部隊無所適從。以第六十二軍為例，該軍屬余漢謀第七戰區建制。長沙告急後，蔣介石電令陸軍部次長封裔忠調第六十二軍擔任衡陽外圍作戰任務，歸第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指揮。據該軍軍長黃濤晚年回憶，該軍在衡陽參戰期間，重慶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主任林蔚常以蔣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揮；薛岳也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名義來指揮；李玉堂又以第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名義來指揮。第六十二軍處於多頭指揮而又命令不一的情況下，只好以軍事委員會蔣介石的命令為行動依據，直接與陸軍部次長封裔忠密切聯繫；有時故意借蔣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調遣，薛岳亦無可奈何。·由於參戰系統有別，多頭指揮無所適從，部隊長官驕不從命，地方部隊保存實力等諸多因素，致使參加會戰各部隊之間步調不齊，協同作戰能力差。戰場指揮官缺乏自動與鄰接部隊聯繫策應的習慣。第十軍苦守衡陽40餘日，而前往解圍的野戰軍如與城內守軍適時配合，或可收內外夾擊之效，無奈當內圍突出時，外無援應；當外圍進擊時，內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圍的各部隊之間缺乏聯絡，步調不一。各軍逐次前往解圍，此去彼來，未能集中各軍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結果坐失良機，陷於被日軍各個擊破的敗局。

兵力對比

湖南會戰歷時三個多月，雙方參戰人數，國民黨軍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國民黨軍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國民黨軍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布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布的數字，包括傷、病、俘、亡在內，國民黨軍損失過半。國民黨軍自己公布的數字，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占國軍參戰人數的25%。導致國民黨軍高傷亡率的因素固然複雜，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國民黨軍的作戰意志，一是國民黨軍的作戰能力。

關於國民黨軍的對日作戰意志，歷來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是中國大陸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戰史著作。該書對湖南會戰失敗原因的分析，主要歸因於蔣介石消極抗戰，保存軍事實力；認為蔣介石首先考慮的不是對日軍的積極出擊，而是主要準備戰後權威的確立，盡力對付中共和防範國民黨內的非嫡系，沒有同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這一觀點基本上沿襲了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一貫看法。但從前文所述湖南會戰前後蔣介石對日軍的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來看，謂國民黨軍無意與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顯然有悖事實。近40萬國民黨軍兵力的投入，9萬國民黨軍和6萬多日軍的傷亡，亦足證國民黨軍對日軍的積極出擊。尤其是長達47日的衡陽保衛戰“是八年抗戰中，保衛城市作戰最

長，傷亡官兵最多，敵我兩方進行最為慘烈的一場生死搏鬥”。其時，重慶20餘萬市民簽名，向苦守衡陽的第十軍官兵致敬。日軍亦承認“從未有若斯頑強之抵抗”。重慶《大公報》社論將衡陽守軍的死拼硬打譽之為“抗戰精神”。王世傑在日記中稱道衡陽守城戰“斷然為抗戰以來之一偉績”。凡此均說明衡陽國民黨軍抵抗之頑強英勇。論者又有謂衡陽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軍將領薛岳指揮的,而重慶統帥部則從中阻撓。而本文第二部分的敘述，證明這一說法亦屬不實。王耀武率七十四軍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激戰於贛北重鎮高安，攔截了向長沙進犯的兩個師團的日軍，有力地配合了長沙會戰的主戰場

。後參加第二次、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

。

另一方面，國軍對中共的監視和防範，亦確然存在。據軍令部次長封裔忠日記，1944年6月8日，日軍正大舉從湘北南犯之際，軍事委員會派出封少君參謀長主持在重慶開會討論各戰區作戰計畫，主要議題有二：一是預防日軍北犯陝西潼關，南犯廣東曲江；二是“預防共黨竄擾後方問題”。6月10日，軍令部擬具《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畫大綱》，其第一條即要求“第八戰區以第一線兵團，依陝東、綏西既設陣地，拒止敵人，並監圍奸偽。”“如奸偽以抗戰口號向西南竄犯時，應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東截擊敵人，我監圍部隊應由東向西逐次向長武、縣、邑、正寧方面轉移，絕對防止其向該線以西以南竄擾。”此處所稱的“奸偽”顯指中共軍隊。同日，蔣介石根據軍令部所擬的這一方案，要求封少君分別密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和副司令長官胡宗南，針對如何防範中共，作了具體的軍事部署。可見即使在日軍攻勢最激烈之際，國民黨軍亦未敢懈怠對中共軍事擴張的防範。

至於國民黨軍投入了多少兵力監視中共，據軍令部次長封裔忠日記：英美輿論指責國民黨以數十萬部隊監視中共，以至影響對日作戰。徐氏辯稱：胡宗南防共軍隊不過數師，何至影響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蔣介石主持召開整軍會議，要求將國民黨軍現有的321個步兵師減編為240個師。參謀總長何應欽奉命擬定減編方案，240個師中，計畫以140個師對付日軍，20個師監視中共，40個師作預備隊，其餘40個師用於西北邊防、緬甸及機場防守。這雖然只是一個計畫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論，國民黨軍對付日軍與監視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為7∶1。是時國民黨軍共分九個戰區。這意味著國民黨軍至少以一個戰區的兵力監視中共。

另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是國民黨軍官兵的素質與作戰能力。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國民黨軍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一軍在山西有過戰國民黨軍30個軍的記錄。抗戰後期，國民黨軍的戰鬥力更趨下降。據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國民黨軍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國民黨軍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1。徐永昌認為，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應欽在擬定國民黨軍減編方案時，其著眼點亦大致以國民黨軍1個師對日軍1個聯隊的比例編制。不過考慮到抗戰後期國民黨軍編制的缺額，國民黨軍與日軍的戰鬥力未必有如此懸殊。戰時國民黨軍1個師的編制約1萬人，每個師的缺額少則2000名，多則3000名。封裔忠亦認為戰時國民黨軍各師的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為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民黨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為3∶1。具體到湖南會戰，據徐永昌當時的估計，國民黨軍參戰步兵約為日軍之一倍半至二倍。日軍炮兵約為國軍的三倍，但因道路補給關係，始終未得充分使用。“戰術上敵比我極為集中，戰鬥上我遠遜敵”。就官兵素質言，國民黨軍更遠不如日軍。史迪威對國民黨軍各階層有一概括性的觀察：一般士兵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團長個別差異極大，不過也不乏優秀之士；至於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蔣介石亦有與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蔣曾多次公開指責國民黨軍將領的知識、能力和精神，與其職務級別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蔣在軍委會召開的整軍會議上援引蘇俄顧問的話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畫，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裡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還聲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民黨軍軍官素質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記中亦稱：“人人言，中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因士兵多為農家子弟，具有樸實、勇敢、服從、堅毅以及吃苦耐勞等良好品性。戰時來華的外國人士，亦多有類似的觀察。如美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就曾說過，如果中國的士兵能被適當的領導、餵飽、訓練、裝備，他們的戰鬥力將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士兵一樣。但不幸的是，戰時國民黨軍士兵因營養不良，體格嚴重惡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導致戰時國民黨軍戰鬥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欠發、剋扣士兵糧餉，更是國民黨軍部隊的普遍現象。加上軍糧、軍鹽摻雜摻假，士兵食不果。軍服不能按季節發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軍服者。前方缺乏藥品，傷兵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因傷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導致國軍士兵素質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戰中期，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結果令他觸目驚心。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據一般的觀察，戰時國軍士兵90%以上是文盲，無科學常識者幾占百分之百。抗戰中期，黃仁宇正在國民黨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羼弱，而且狀似白痴，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國民黨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3天的訓練。一個連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民黨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國民黨軍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著，往往過早發射，甚至一發現敵人，即到處放槍，無異暴露自己的位置，給敵炮以良好的射擊目標。投擲手榴彈，大多失之過早，常被敵人擲回。由於缺乏沉著應戰的工夫，日軍在攻擊國民黨軍高地時，常在遠處大聲呼叫，誘使國民黨軍過早投彈或射擊，以消耗國民黨軍的彈藥。戰鬥情緒的熱烈高漲，以及勇於犧牲，本為國民黨軍士兵最大的長處。衝鋒和白刃戰，也是國民黨軍致勝最有把握的方法。據稱在抗戰初期，日軍最怕國民黨軍的白刃戰。但到了抗戰後期，國民黨軍士兵的劈刺技術比不上敵人，有時二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於國軍士兵營養不良，體力太差，而劈刺技術訓練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沖”、喊“殺”，如同兒戲。國民黨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戰鬥技術教育不足，以致不能達成戰略、戰術的目標。長沙會戰失敗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級主官平時忙於應酬和經商，對部隊訓練敷衍塞責，部隊教育無暇顧及，戰鬥動作生疏；忽略實彈射擊演習，以致士兵射擊技術普遍不精。

軍令部次長封裔忠反省國民黨軍屢戰屢敗的原因時，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於戰事，致勝條件太不夠，固無法使之有利，但如超過限度之敗，則又完全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所致。”“訓練太差，風氣太壞”，確是國民黨軍弊端之要著。蔣介石承認，中原會戰時，“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長沙會戰時，部隊主官因營商應酬，脫離部隊，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有的守備部隊,當敵人攻擊時，尚在掩護體中賭牌，以致失守。封少君、薛岳在檢討湖南會戰時承認：“紀律廢弛，戰志不旺。整個戰場，我軍多為退卻作戰，軍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擾，而部隊之逃散，尤甚驚人。如九十九軍以4團兵力，僅在湖濱行持久抵抗數日，轉至寧鄉以東，殘餘兵力不及一團，沿途散兵騷擾，迄今尤未解決。又若干部隊，即奉攻擊之命，對少數之敵，亦多長時對峙，雖由火力不足，終嫌攻擊精神不旺。”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也談到：“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眾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眾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地方政府既行遷移，各部隊副食補給發生問題，軍隊為作戰及給養關係，往往涉及民眾物資，致軍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發生缺憾。”各地方團隊雖間或協助國民黨軍作戰，但往往有劫取國民黨軍槍枝情事。相反，日軍卻能利用中

國民眾運輸糧彈，雖道路破壞,仍可繼續攻勢，銳意前進。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這一次中原會戰和湖南會戰，我軍最大的恥辱，就是敵人利用便衣隊到處擾亂，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之內作戰，反而不能用這種戰術打擊敵人。據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隊發生相當效用以外，其他各戰區各部隊都沒有切實組織和運用。可見我們平時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完全沒有認真去作。”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甚多。湖南會戰雖只是八年抗戰中的一個戰役個案，卻充分展露了國民黨軍在戰略戰術、官兵素質、教育訓練、後勤補給、兵役軍紀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徵。

會戰性質

日軍是在太平洋戰爭屢遭敗績，南洋日軍補給戰時常中斷的情況下發動長衡會戰的。

其戰役目標：一是擊潰並消滅粵漢、湘桂鐵路線上的數十萬中國軍隊，以確保“絕對國防圈”；二是打通大陸交通線來挽救孤懸南洋的日軍；三是摧毀美國在華空軍基地，截斷中美、中印、中緬運輸線，鼓舞日本國民及日軍士氣。

日本中國派遣軍投入兵力36.2萬於湘桂戰役，日方說這是自華北事變後進攻一個地區使用的最大兵力，只有1904年日俄戰爭才動用過這樣多兵力。而且選擇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打敗沙俄波羅的海艦隊的勝利日——5月27日作為這次戰役的發動日。

雙方部署

長衡會戰是湘桂戰役的第一階段。為了發動長衡會戰，日本大本營和中國派遣軍決定由第11軍擔任主攻，從關東軍和其他方面抽調5個師團和1個鐵道兵聯隊共17萬撥歸第11軍指揮。日軍在大舉進犯豫中的同時，為打擊湘中中國守軍，貫通粵漢鐵路，由第11集團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日軍10個師約20餘萬人，兵分3路，開始向湖南發起進攻。其部署是：中路，第34、第58、第68、第116師由岳陽東南沿粵漢路作主要攻擊；東路，以第3、第13師自崇陽附近，西路以第40師及第17旅自華容實施輔助進攻，另有第37、第64、第27師位於臨湘、蒲圻一帶擔任增援。中國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16個軍54個師，共40餘萬人，仍採取長沙會戰之戰法，策定以一部兵力利用既設陣地，節節阻擊日軍，遲滯其前進，主力集結於後方，誘敵於有利地區實施包圍攻擊，粉碎日軍企圖。

日軍部署如下：①1941年4月下旬將兵力分為兩線，計第一線5個師團，並列展開於華容、岳陽南部至崇陽一線，其第40師團擔任湘江以北攻擊，其第116、68、3、13等4個師團擔任湘江以東的攻擊。②第二線三個師團，其第58師團集結於監利，第34師團集結於蒲圻西南，第27師團集結於崇陽附近。待一線師團發動攻擊後，第58師團擔任攻占長沙主力，第34師團攻占嶽麓山。③獨立混成第17師團等部隊占領松滋河一線，牽制第六戰區。統由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

中國第9戰區調集第30、27、24三個集團軍共16個軍48個師，4個挺進縱隊等，總兵力約30餘萬人，仍按前三次長沙會戰的部署，想利用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瀏陽河進行節節抵抗，消耗日軍，主力退入兩翼，最後與日軍決戰。

會戰經過

（圖）長衡會戰

會戰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第四次長沙會戰從1944年5月27日至6月18日長沙失守。5月27日，日軍分三路南犯：東路第3、13師團於29日分別從崇陽以西、鹹寧以南進攻平江、瀏陽；中路第116、58、68、34師團於5月27日從蒲圻西南、監利之間，岳陽以東分6路強渡新牆河；西路第40師團從華容、石首出動，在海軍配合下進攻洞庭湖地區。東路日軍6月1日陷平江，14日占瀏陽；西路日軍6月6日占沅江，16日陷寧鄉，完成了對長沙的兩翼包圍；中路日軍於8日向撈刀河、瀏陽河攻擊。此次日軍進攻長沙與以往三次只限於湘江東岸不同，此次在湘江西岸亦部署了相當兵力。長沙守軍指揮官張德能判斷錯誤，指揮所設天心閣，在長沙城區配2個師，嶽麓山僅配1個師。6月9日日軍三路進逼長沙：一路由西部向嶽麓山進發，一路從城北撈刀河進攻，一路從東部直奔城南。13日日軍在10餘架飛機掩護下向銀盆嶺、望城坡猛攻，被守軍多次擊退，傷亡慘重。銀盆嶺失陷；城南金盆嶺也失守。16日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軍儲庫等地進攻被擊退；

並用飛機20餘架將嶽麓山等陣地工事炸毀，17日日軍迂迴到山左側攻擊，戰局危急，守軍只得向張德能求援。當晚12時，張德能派部隊增援嶽麓山，因人多擁擠，敵軍攻擊而不能前進，轉向東南方向突圍，守城的團長隻身脫逃，副團長率部從城南突圍出城。18日，日軍第68、58師團占領長沙城區和嶽麓山。由於第九戰區麻痹輕敵，不察敵情變化套用“天爐戰法”，分兵把守被各個擊破，加上敵強我弱，特別是各部缺乏協作精神，造成5.6萬人傷亡，長沙失守。張德能被判處死刑。

（圖）長衡會戰

第二階段，衡陽會戰從1944年6月20日至8月8日。日軍占領長沙後分三路南進，直指衡陽。中路由湘潭出衡山，攻衡陽正面；右翼出湘鄉，攻衡陽西北面；左翼由醴陵出攸縣、茶陵、南犯安仁、耒陽，包圍衡陽東南面，並切斷援救衡陽的中國軍隊。衡陽是豫湘桂大會戰的第二階段，長衡會戰的主戰場。中國守軍是國軍第十軍，下轄第3師、第190師、預備第十師，實際兵力是七個團，加上配屬的暫編54 師1個團，總兵力為8個團，1.7萬人。進攻的日軍先後共投入的是橫山勇的11軍的四個師團，68師團、116師團、 58師團、13師團，約九萬人，空軍有第五航空軍全力配合。

中國第10軍1.7萬英勇健兒奉命死守衡陽。衡陽會戰分四段進行。第一段為6月23日至27日，日軍挺進衡陽並占領衡陽機場。6月23日守軍190師楊濟和營在五馬歸槽斃傷日軍300人以上，25日敵軍攻占五馬歸槽和飛機場。守軍596團反攻，激戰5小時，殲敵400多人，奪回機場，次日機場失守。27日，日軍飛機10餘架，重炮10多門，猛轟五桂嶺、江西會館等陣地；同日，守軍在高嶺等地擊退敵10多次進攻，斃敵600多名，敵軍進展緩慢。第二段為6月28日至7月2日，日軍發動第一次總攻擊。28日，敵先以排炮猛轟，繼以飛機對守軍反覆轟炸，並施放毒氣和硫磺彈，守軍不斷反擊，從山上投擲鋪天蓋地的手榴彈，第68師團長及參謀長在黃荼嶺被守軍預10師迫擊炮連擊傷。30日日軍向五桂嶺炮轟後又施放毒氣，使守軍全連80餘人中毒身亡。至7月2日，為期5天的第一次總攻擊，除占領停兵山、高嶺、瓦子坪、轄神渡、來雁塔等據點外，守軍一線陣地均屹立不動，但守軍已傷亡4000餘人，彈藥消耗60％以上。

第三段為7月11日至20日，日軍二攻衡陽。敵重新組織炮兵和航空兵支援，重點攻西南方，並用飛機投擲大量燃燒彈，使全城變成火海。守軍頑強抵抗，擊斃敵旅團長1人。預10師在張家山、虎形巢兩個重要據點，與敵反覆爭奪數十次，全師主力傷亡殆盡，至20日，日軍占領守軍第一線陣地，但傷亡過大，被迫停止攻擊。第四段是8月4日至8日，日軍三攻衡陽。日軍除原有兩個師團外，又增調3個師團對衡陽城西、北、南三面發動猛攻，重炮傾瀉炮彈4萬多發。8月6日日軍突破小西門附近演武坪陣地，雙方展開巷戰，中午敵旅團長被擊斃，幾處主要陣地雖然保持，但守軍已無兵力反擊了。8月8日晨，第10軍軍長方先覺舉槍自殺被部下攔阻，隨即被俘，後逃回重慶，衡陽失陷，會戰結束。其中，還有4個軍在外圍開展解圍戰，在茶陵進行反擊戰，均未成功。

戰後評判

339824123808395528423_s.jpg">清朝翰林、長沙書法家鄭家溉（1871-1944），拒絕任日偽維持會長職務，罵賊不止，投塘自盡，以死明志，實現了他生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諾言。圖為鄭家溉墓。

第十軍以孤軍對抗日軍四個師團的圍攻，堅持達47天之久，軍委會戰前的命令只須守住衡陽10天至15天，某種意義上來講，方先覺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衡陽的陷落，非戰之罪。

在期間，第十軍未得到一兵一卒的增援和糧彈補充，日軍第一次總攻後，第十軍炮兵的炮彈己基本耗盡。縱觀抗戰史，從淞滬會戰開始，中國軍隊與日軍的大規模會戰，都是我眾敵寡，無論勝負，中國軍隊的傷亡都大於日軍。如南京保衛戰，中國守軍16萬，日軍二個師團5萬多，只打了一周，就棄守了。第十軍在日軍兵力、火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卻殺傷了超過自軍總兵力的日軍，並堅守孤城達47天。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方先覺功簣一虧，未競全功，是悲劇人物，後人稱他是“惟欠一死”。以致晚節未保。方先覺將軍後來歷任國民黨第206師師長、第88軍軍長，但因投降日軍一軍，始終沒有得到過重用，也始終沒有機會再與日寇作戰，一雪心中的恥辱。1949年方先覺將軍隨國民黨軍隊逃往台灣，1968年退役，退役後因衡陽投降日軍一事屢遭抨擊，削髮為僧。 1983年在台北去世。

教訓及意義

總計長衡會戰，由於國民黨消極抗日，指揮上一再失誤，加上敵強我弱，中國軍隊傷亡9萬多人，其中有79軍軍長王甲本，日軍傷亡6.6萬餘人，我軍以失敗告終。不僅造成長沙、衡陽兩大城市失陷，而且造成數十座縣城淪陷，給湖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大西南失去了屏障，極大地鼓舞了日軍的士氣和野心；也暴露了國民黨的無能與腐朽，加劇了人民的不滿，推動了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開展。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0軍在湖南衡陽以孤立無援的病憊之師抗擊數倍於己的日軍，血戰整整47天，這一仗的影響，甚至震動了日本朝野，近衛內閣為之下台。縱觀整箇中國抗日史，這一仗持續之彌久、戰鬥之慘烈、影響之深遠，中國戰場所有的城市防衛戰，似乎沒哪一仗可與堪比。

抗日戰爭戰爭列表

抗日戰爭中的歷次會戰

介紹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中的歷次大型會戰

抗日戰爭時期的22場大會戰

整個八年抗戰，國軍正面戰場先後進行大戰役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役3.89萬餘次，斃傷日軍85.9萬餘人，國軍總共死傷322萬多人。

會戰名	時間	簡介
淞滬會戰	1937年8月13日——11月11日	雙方投入幾十萬的兵力。由於國民革命軍戰略不當，武器裝備落後，在付出了330000多人的損失後，最終被迫匆忙撤兵，並直接導致了南京會戰的失利。此戰日軍傷亡50000餘人。
南京保衛戰	1937年12月1日——12月13日	淞滬會戰後，日軍迅速進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時國民革命軍兵力凋零，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圍撤退。日軍進入南京開始了長達數月，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殘酷殺害中國軍民300000多人。
太原會戰	1937年9月13日——11月	1937年9月13日，日軍占領大同後向太原進攻，國民革命軍由於指揮混亂，布置不當，被迫從太原突圍。此戰國民革命軍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犧牲，消滅敵軍20000餘人。但從此國民革命軍在華北戰場的正規戰爭宣告結束。
徐州會戰	1938年1月——5月21日	日軍打通了津溥線，擴大了占領區，但未能消滅中國軍隊主力。國民革命軍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為此後的武漢保衛戰贏得了4~5個月的時間。其中台兒莊大捷消滅鬼子10000多人，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蘭封會戰	1938年5月21日——6月	日軍試圖在徐州會戰後繼續擴大戰果，板垣征四郎師團孤軍深入，被以薛岳為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包圍。最後由於蔣軍嫡系將領的無能，國民革命軍最終功虧一簣。
武漢會戰	1938年6月——10月	歷時四個半月的武漢會戰雖然最終以武漢失守而結束，但國民革命軍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斃傷敵軍40000人、近100000名日軍因戰鬥、氣候、疾病等原因暫時喪失了作戰能力的巨大戰果，極大地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抗日戰爭從此進入相持階段。
隨棗會戰	1939年5月1日——20日	武漢會戰後，日軍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國民革命軍對武漢的威脅，向湖北省棗陽地區發動進攻。國民革命軍消滅斃傷敵軍13000人，第五戰區也付出了較大的犧牲。日軍未能達到預定的戰略目標。
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軍動用100000兵力，卻在第九戰區第十五集團軍的抵抗下損失慘重。日軍承認“在部分戰場上，部分戰況之激烈超過了諾門坎”。在國民革命軍反擊下，日軍傷亡達20000人，被迫撤軍，國民革命軍傷亡30000餘人。
桂南會戰	1939年11月13日——1940年10月30日	日軍占領南寧和崑崙關後，國民政府從數百公里處急調10個精銳師，對日軍發動立體化進攻，取得崑崙關大捷，迫使日軍改變對廣東的作戰計畫，造成日軍在戰略上的部分被動。
棗宜會戰	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張自忠上將殉國於南瓜店，宜昌失陷。棗宜會戰是武漢會戰以來，日軍對正面戰場最大規模的一次進攻。
豫南會戰	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豫南會戰是武漢周圍地區防禦作戰中的一次戰役。日軍一度攻占安徽省國民革命軍界首和太和，但在傷亡了9000人後，日軍最終撤軍。
上高會戰	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為保證南昌附近占領區的安全，日軍發動試圖消滅贛北國民革命軍主力的上高會戰。日軍在三路圍攻、其中兩路受阻的情況下，形成一路孤軍深入，被國民革命軍包圍而倉皇撤軍，傷亡高達15000人。
晉南會戰	1941年5月	此次戰役日軍的目的是：在華北要殲滅山西南部的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傷亡42000餘人，被俘35000餘人，日軍傷亡僅為國民革命軍的1/12，成為“抗戰史上最大的恥辱”。
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9月————10月1日	國民革命軍第六戰區在正面戰場上主動發起1941年以來惟一一次主動進攻作戰，殲滅日軍7000人。最終由於第九戰區指揮失誤，日軍一度攻占長沙，國民革命軍傷亡失蹤70000人，日軍僅傷亡20000人。
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制定了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戰略，取得了長沙會戰的大捷，共斃傷日軍50000多人。成為“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以來，同盟軍惟一決定性之勝利”。
浙贛會戰	1942年4月——7月28日	日軍大本營決定摧毀浙贛兩省國民革命軍機場，打通浙贛鐵路，最後基本實現預定目標，曾經占領衢州機場，但遭到嚴重損失，第十五師團師團長陣亡，日軍戰史記載傷亡17148人。
鄂西會戰	1943年5月——6月	日軍沿長江向上游進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堅守石牌要塞，第六戰區及友鄰部隊夾擊日軍，殲滅敵軍4000人。
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2日——12月	在日軍30000優勢兵力進攻下，國民革命軍第57師官兵9000餘人孤軍誓死抵抗長達一十六天。最終國民革命軍收復常德等陣地，斃傷日軍20000人。
豫中會戰	1944年4月——5月25日	日軍試圖通過豫中會戰圍殲國民革命軍第一戰區主力，並打通平漢線。由於國民革命軍指揮失當，洛陽淪陷。日軍實現最初的作戰計畫。
長衡會戰	1944年5月——8月	豫中會戰同時，日軍開始進攻湖南，打通粵漢鐵路。國民革命軍在衡陽進行了長達四十八天的抵抗，最終因沒有拒不後援而遭到失敗。
桂柳會戰	1944年8月——12月10日	日軍為摧毀大西南的空軍基地發動桂柳會戰。國民革命軍在明顯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未能取得空地配合，導致桂林和柳州僅數日即遭到淪陷。
湘西會戰	1945年4月——6月	國民革命軍在戰役中對日軍進行了包圍，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斃傷日軍10000多人。最終在國民革命軍的反攻下，日軍傷亡20000餘人，被迫撤軍。

長衡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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