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針灸著作。又名《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簡稱《銅人經》或《銅人》。三卷。宋·王惟一撰。

基本信息

、簡介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針灸著作。又名《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簡稱《銅人經》或《銅人》。三卷。宋·王惟一撰。原書在1027年由宋醫官院木板刊行,並刻於四壁石碑上,同時補入《穴腧都數》一卷。書名“銅人”,系在編此書的同時,由王惟一等鑄制了我國最早的一具針灸銅人型而得名。書中詳述手足三陰三陽經脈和督、任二脈的循行路線和腧穴,參考名家學說予以訂正,並繪製經脈腧穴圖。此書還對《靈樞·經脈》的原文作了注釋。由於內容簡明扼要,頗為後世醫家所重視。原刊本及石刻碑早佚,現存系經明人重刊的三卷本和經金人閉邪瞶叟於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改編的五卷本。後者曾補入了一篇“針灸避忌太一之圖”,並改名《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現存明刻本、清刻本。1949年後有影印本。
分上、中、下三卷。次年鑄成“銅人”二座,與書配合,故全稱《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卷上首載正背屈伸人形尺寸圖,十二經脈與任、督二脈經穴圖等,其次按手、足陰陽十二經及任、督二脈順序,逐經記述了經脈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及其所屬經穴的位置;卷中先列“針灸避忌太乙圖”,繼按頭、面、肩、項、膺、腋、股、脅等各部,及經穴排列次序,備述每一經穴的部位、主治疾病、針刺深淺、灸療壯數和針灸禁忌;卷下載列十二經氣血多少,及井、滎、俞、經、合五腧穴之穴名,又按手、足陰陽十二經次序,詳述各經脈在四肢的經穴部位、主治和針灸法等。後附《穴腧都數》分別記有頭、面、頸、背、胸、腋、腹、脅等各部的十二經穴;四肢部經穴部位;“修明堂訣式”(即周身骨度尺寸);以及“五臟六腑大小尺寸”等,文字簡要,具有全書經穴的索引性質。
公元前三四世紀的春秋占國時期,中國古代的醫學家就已發現了人體的經絡系統,並逐漸創立了獨特的針灸療法。當時已有許多著名的針灸醫生和經絡方面的專著。唐代以後,針灸學又有了新的發展。著名的宋代針灸學齡前家王惟一於1027年編成針灸專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它內容豐富、形象真實、並富有立體感。全書3卷。這部著作承前啟後,可謂集以前針灸學之大成。

作者簡介

王惟一,名王惟德,北宋醫家。公元987—1067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趙禎)時當過尚藥御,對針灸學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書,奉旨鑄造針灸銅人兩座。為我國著名針灸學家之一。
宋時,針灸學非常盛行,但有關針灸學的古籍脫簡錯訛甚多,用以指導臨床,往往出現不應有的差錯事故。根據這些情況,王惟一及其同行,產生了統一針灸學的念頭及構想,並多次上書皇帝,請求編繪規範的針灸圖譜及鑄造標有十二經循行路線及穴位的銅人,以統一針灸諸家之說。接旨後,惟一親自設計銅人,從塑胚、制模以至鑄造的全部過程,他都和工匠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無數技術難關,終於在公元1027年鑄成了兩座針灸銅人。鑄成後,仁宗贊口不絕,把它當作一件精湛的藝術品,經惟一等在旁的醫官介紹了銅人的用途和在醫學上的價值之後,遂下令“把一座銅人放在醫官院,讓醫生們學習參考;另一座放在宮裡供鑑賞。”並讓史官把這件事作為一件大事,寫入史冊:“這銅人於天禎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經‘御製’完成,以便傳到後代。”這時,王惟一又將自己編繪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獻給仁宗,以作為銅人的註解和姊妹文獻。趙禎閱後,非常高興,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編圖經已經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傳到後代”。

針灸銅人與《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英國學者李約瑟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項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要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套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宋代醫學針灸銅人的出現就是鐵的佐證。王惟一編著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創製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經絡腧穴文字標準,與此同時,在其主持下,鑄成針灸銅人兩具——世界上最早的國家級經絡穴位形象化標準,堪稱為價值連國的“國寶奇珍,醫中神器。” 可惜宋代的“天聖銅人”已不復存在,就連明代“正統銅人”也流落海外,
北宋初年,政府發現當時的經絡腧穴圖多有錯誤,鑒於針灸之法,人命所系,於公元1026年(天聖四年)欽命翰林醫官院尚藥奉御王惟一“考名堂氣穴經絡之會,制銅人式,又纂舊聞,訂正訛繆”。對北宋前的針灸經絡腧穴進行訂正、補充和規範。1027年,王惟一編著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由醫官院木板刊行,並刻於石碑上,同時補入《穴腧都數》卷,創製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經絡腧穴文字標準。王維一是北宋著名的醫學家,歷任宋仁宗、英宗兩朝的醫官。1028年(天聖五年),在王惟一主持下,經過3年的努力,鑄成針灸銅人兩具——世界上最早的國家級經絡穴位形象化標準。因針灸銅人在北宋天聖年間製成,故稱其為“天聖銅人”。
宋代天聖針灸銅人的基本特徵,一是“背面二器”——銅人前後可肢解為兩片;二是五臟六腑無一不具——肢解後可見到臟腑;三是中空,外封黃臘可以注水(汞),以之考試醫者時針入水(汞)出。因此,至少具備此三種基本特徵,方可考慮其是否是宋代天聖針灸銅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天聖針灸銅人,集宋朝之前腧穴經絡之精華,使之形象化、規範化,作為國家級標準,供全國醫者臨床治療取穴參考;作為針灸教學的規範供學生學習;用作對醫生和學生進行考核的最標準的用具。《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天聖針灸銅人對宋以前的針刺法、灸法、配穴法等方面的成就進行了全面系統地總結,發明了“男女右手中指第二節內側兩橫紋相去為一寸”的“同身寸”法;腧穴方面,《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載穴657個(若計雙穴為一穴,則有腧穴354個),在《針灸甲乙經》基礎上增加了青靈、厥陰俞、膏肓俞3個雙穴和靈台、陽關兩個單穴;在腧穴排列方法上,採用經絡與局部分區相結合,既可使人系統了解經絡,又便於臨床按部位取穴的需求,至今為人所遵從。展示了中國在針灸學、解剖學上的成就,為後世針灸醫學發展奠定了基礎。
北宋末年在戰火中丟失一具,另一具運至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市)。公元1232年後為元朝皇帝忽必烈所得,公元1277~1294年間將天聖銅人與圖經碑石一起由汴京(今開封市)移至大都(今北京市)。至明代英宗皇帝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天聖銅人已歷400餘載,“石刻漫滅而不完,銅像昏暗而難辨”。於是下令仿之重新鑄造了一具——史稱正統銅人,並重刻《圖經》碑石。宋代的圖經碑石被劈毀填於城牆中,宋代天聖銅人此後無聞。
值得慶幸的是,1965年、1973年、1983年,北京市在拆除明代北京城牆的考古工作中,陸續發現宋天聖《新鑄銅人腧穴圖經》殘石六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結構斗拱殘石一段,為針灸學術界所矚目,亦為“宋天聖針灸銅人”的再現提供了依據。1985年,經過對宋代天聖針灸銅人的發掘和考證,經專家們的精心指導,經過三年艱苦努力,整理設計、論證修改,塑形定穴,鑄造調試,1987年重新鑄造成功。
重鑄宋代天聖針灸銅人從造型到尺寸、從結構到功能、從經絡到腧穴、從穴名字形到鑄銅配方等均符合史料對宋代天聖針灸銅人的記載,通過國內專家的鑑定,得到認可,使這一泯滅的國寶重現於世。於1987年10月進行了有衛生部、河南省政府及開封市領導出席的隆重落成典禮,與開封市相國寺文物管理處合作建立了“重鑄宋代天聖針灸銅人館”,2006年針灸銅人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針灸銅人誕生,針灸考試扎銅人

誕生

針灸學一直是中醫學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療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針灸書籍流傳於世,但是錯誤百出,容易引起誤導,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宋仁宗趙禎詔令翰林醫官院醫官、尚藥奉御王惟一,考證針灸之法,鑄造針灸銅人,作為針灸之準則。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針灸學家,曾任翰林醫官院醫官、尚藥局奉御,他對古醫書中之有關針灸理論、技術、明堂圖經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後,他又進一步對人體解剖、穴位、經絡 走行、針灸主治等進行細緻研究,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宋仁宗看後認為書中論述雖然精闢,但是學習的人執行起來可能還是會有偏差,於是繼續下令王惟一製作針灸銅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認知針灸理論。公元1027年,王惟一製成了兩個銅人,這兩個針灸銅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殼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夠打開,可以看見腹腔內的五臟六腑,位置、形態、大小比例都基本準確,在銅人身體表面刻著人體十四條經絡循行路線,各條經絡之穴位名稱都詳細標註,都嚴格按照人體的實際比例。兩個銅人鑄成後,一個放在翰林醫官院保存,一個放在大相國寺仁濟殿中。針灸銅人的製成,使經穴教學更為標準化、形象化、直觀化,很快針灸銅人就成為針灸教學的模型,對於指導太醫局裡的學生學習針灸經絡穴位非常實用。

針灸考試扎銅人

有了針灸銅人,學生在進行針灸考試時,通過針灸銅人進行實際操作的考查,也能使學生的學習水平得到更真實的體現。銅人扎針灸考試的方法非常科學,考試前會將銅人的表面塗上蠟,用來遮蓋銅人上刻的穴位、經絡說明,穴位上的針孔也被黃蠟堵塞,銅人體腔內還要注入水銀或水。學生考試時,根據考官的出題,用針扎向銅人的穴位,如果針刺的部位不準確,針就不能扎進銅人體內;如果取穴正確,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銅人穴位點,那么針很快就能刺進去,並刺到體腔內,這樣拔針之後,水銀或水就會從針孔中射出。學生對於穴位掌握得是否準確,可以非常明顯地考查出來,而且標準統一,對於針灸教學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針灸銅人鑄成後,頗受人注目,宋金戰爭時,金人曾以索取針灸銅人作為一項議和的條件,可見針灸銅人的重要性。但經過金元明清幾個朝代後,針灸銅人還是沒有保存下來,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時曾經複製了宋的針灸銅人並被保存下來。
王惟一在完成針灸銅人製作後,又重新編成了《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由翰林醫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頒行於各州進行推廣。《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的經絡腧穴圖還被刻於大相國寺仁濟殿的“針灸圖石壁堂”,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殘碑現分別展陳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和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它們為研究我國醫學史及針灸學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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