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日租界

重慶日租界

重慶日租界,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不久,日本乘勢向清廷提出了在重慶設租界的要求。1896年2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珍田舍己為設租界事到重慶,向重慶地方政府索取某一地段作為日本租界。經過與清政府數年的交涉,日本駐渝領事山畸桂與川東道寶菜於1901年9月24日正式簽訂了《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22款。其第一款即明確規定:“重慶府城朝天門外南岸王家沱,設立日本專管租界。”期限30年。1931年9月24日屆滿,王家沱日租界被國民政府收回。

簡介

重慶日租界,是近代中國5個日租界之一(另外4個是漢口日租界、蘇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和天津日租界)。是重慶開埠後帝國主義在重慶建立的第一個租界,也是帝國主義在重慶建立的惟一一個租界。

劃定背景

重慶日租界 重慶日租界

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強迫清廷於1896年7月訂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該條約第25款規定:“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已經或將來如有給予別國國家或臣民優例、豁除利益,日本國家及臣民亦一律享受”。日本夢寐以求的片面最惠國待遇終於到手,它可以依據這條規定在中國享受西方列強已經奪得的侵略權益,包括在通商口岸設立租界。此約簽訂後兩個月,日本就在杭州建立了租界。

不久,日本又乘勢向清廷提出了在重慶設租界的要求。早在1896年2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珍田舍己就為設租界事到重慶,意欲索取某一地段作為日本租界。

重慶乃長江上游工商業重鎮,歷來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區最大的貨物集散中心。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以及重要的經濟地位,自然為日本所注意。1895年中日戰爭後,日本便開始將勢力伸向四川。1896年2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珍田舍來重慶,同地方官員商議開設日本租界事宜。但由於界址和經費問題,遲遲沒能實現。直到1901年9月24日,清政府川東兵備道兼重慶關監督寶棻才同日本駐重慶領事山崎桂正式簽訂《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二十二條》,劃定王家沱的一段地區為日本專管租界。

界址

重慶日租界重慶日租界

其界址是:“西界自江流、自岩坎接至江流長五十丈之處,劃成直線以為限,幅寬百零五丈二尺;南界沿稅務司基地界線劃成直線,向東至距西界深四百丈為止;北界自水溝注江中心,即距南界百零五丈二尺處,劃成直線與南界直線並行,向東至距西界深四百丈為止;東界從南北線盡處劃成直解線以為限,丈尺與西界相同”。面積約701畝,呈長方形,東西長,南北窄。

商業活動

因日租界的所在地多是些江灘、山坡,原本就人煙稀少,加之夏季經常被淹,又遠離市區,交通不便,不要說歐美各國洋行、公司商人不願到此蓋房經商;就是日本人自己也多不願入居日租界,其領事館、洋行、銀行以及住宅等也都建在市區,使租界的商業活動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1911年之前,設在重慶日租界內的日商僅有有鄰公司和大阪洋行。直到民國初年,才有幾家大的日商工廠和公司建在這裡。可以說界內建成的房屋屈指可數。直到20世紀30年代,租出的土地才不過103畝,只占租界總面積的七分之一。日本人也承認“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什麼發展”。然而在1925年,日本政府還是在租界內建立了名為“帝國炮艦海員俱樂部”,作為日本水兵尋歡作樂的場所。不僅如此,對中國人的欺壓更甚於蘇、杭兩地,違法有關該租界的章程,肆意欺凌中國居民,製造各種事端,成為長在中國腹地的毒瘤。

收回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日本叫嚷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為此,日本政府做出撤退長江沿岸各口埠及蘇、杭一帶全部僑民的決定。這樣,日本僑民及領館人員陸續從重慶等地撤退,日租界則交由中國政府“代管”。中國警察接管其警察權,並負責租界的行政管理。並最終在1938年被中國政府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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