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
16歲時出家為僧，又精研佛學。到而立之年，飽覽群書，聲名四起，遍及各地。他聽說高僧羅什在關中，便前往問學。在關中慧嚴正字音，辨字義，學到很多東西。後又來到京師，住在東安寺。南朝宋高祖對他特別看重。高祖討伐長安時，要帶他同行，慧嚴說：“檀越這次遠征，雖然是討伐不義，解救民眾，但貧僧是世外之人，不敢聽從您的命令。”高祖再三苦苦邀請，不得已才去了。
待宋文帝即位後，他們過從更密，每次相見都弘贊問佛法。先前，宋文帝並不十分祟信佛教。到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京尹蕭摹之上啟，請制修建寺院、鑄造佛像。宋文帝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人商議這件事，宋文帝對何尚之說：“我過去讀佛經不多，近來又沒有空閒，對於三世因果也不太明白，但也沒有崇信其他宗教，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優秀的人物敬信佛教的原故。范泰、謝靈運常說六經典文的本義在於教化世俗，必求靈性的真奧。豈能不以佛教理論為指南呢?最近看到顏推之的《推達性論》和宗煩的(難白黑論》，將佛家理論闡述的很明白，尤其是這些文章與佛家理論一樣，能夠啟發人們的思維。若能使全國都敦洽教化，那么朕就可以坐享太平，無為而治。最近蕭摹之請制，起寺院，鑄佛像這件事請你們商量一下。我相信它可以遏戒浮淫，而無傷弘獎，應當實行。”
何尚之回答說：“那些眾多的百姓們，大多不信佛法，臣平庸蔽塞，僅憑老實、勤謹，恐不能以自己粗淺的知識來評說佛教。現將這個重任交給我，我不敢承擔。只有前代眾多的優秀人物才能不辜負朝廷的重任。度江以來，王導、周凱、庚亮、王氵蒙、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溫、郭文、謝敷、戴逵、許詢，以及亡故的高祖兄弟、王元琳兄弟、范汪、孫綽、張弦、殷凱，他們或者有輔佐帝王之才，或者有高尚的品德，或者置於人世間，有遠大的抱負，或者隱跡於世外。但他們都歸依、祟信佛教。其間對比，去粗取精。掩跡於人跡不到之處，不被外人所知。近世社會，誇誇其談者多。如果備舉古今內外的具有奇才異德之人，不可勝數。慧遠法師曾說：釋迦牟尼的教化，無所不可。適道來自教源，救助世俗亦為要務。我私下裡認為，慧遠法師的話很符合深妙的道理。這是因為，如果家家遵守佛家戒律，則全國都不會有刑事案件。所以佛圖澄來到趙，二石的暴行也就減少了；佛塔放光，前秦苻堅的暴虐也有所減損。所以有史以來神道幫助教化。而蕭摹之所啟奏的事，也不沒有道理。但是那些敗壞道俗的人，都是些沒有品行的僧尼，但從外表卻很難分辨，難定去取。修建寺院，鑄造佛像，要用很多金銅土木，但為了可感人天之果的善業，是不能拒絕的。臣近來反覆思考這事，進退難安，今天親奉善言，實在是感到平夷安泰。”
羊玄保進言說：“此談蓋天人之際，不是臣所能想到的。臣私下裡想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
宋文帝說：“這不是戰國之時，也正如你所說。”何尚之說：“隱逸則戰士懈怠，仁德則兵氣衰落。若以孫子、吳子為榜樣，志在吞噬，那就沒有了堯舜之道，更不要說什麼佛教了。”宋文帝很高興地說：“佛門有你們這些人，就象孔子門下有季路一樣，這就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由此，宋文帝信心乃立，開始致意於佛經。每當見到慧嚴、慧觀等僧人，動輒談論佛教義理。
當時顏延之所著《離識觀》及《論檢》，宋文帝讓慧嚴辨其異同，過了好多天，宋文帝笑著說：“今天的嚴公，無愧於支許。”慧嚴後來著《無生滅論》以及《老子略注》等。
東海人何承天以能辨識很多事物而聞名。何承天問慧嚴，佛國用何種曆法?慧嚴回答說：“天竺(古印度)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在色彩上祟尚黃色，在數字上以五為吉數。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我們這裡的十二兩。建辰之月為一年的開始。”後來婆利國(古國名，故地或以為在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或以為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有人來到中國，果然與慧嚴的說法相同。
《大涅磐經》剛剛傳到中國，文辭優美，但品數簡單而有疏漏，初學者難以掌握。慧嚴就和慧觀、謝靈運等人一起，依據《泥洹》本，加上了品目。對文辭和內容都進行整理，始有幾個版本流行。一天，慧嚴在睡夢中見一人，形狀極其偉岸，很嚴厲地對慧嚴說：《大涅磐經》是佛教的聖經，怎能輕加斟酌?”慧嚴醒來後惕然不安，召集起眾位僧人，要收回他們整理過的本子。當時一些有見識的人都說：“這不過是要誡厲後人罷了。若不允許您整理的本子流行，怎會即時給您託夢!”慧嚴認為這種說法很對。隨後又夢見神人告訴他說：“以君弘揚佛經的功勞，必當見佛。”慧嚴於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卒於東安寺，終年8l歲。宋文帝下沼書說：“慧嚴法師器量與見識弘廣而淵深，是佛門巨匠，突然去世了，我心中 很悲痛。可給錢5萬，布50匹用於辦理喪事。”
慧嚴的弟子法智，幼年有神理，24歲時到江陵去。正值雅公在講經，法智便駁難論議了數次，雅公無法回答。雅公顧盼四眾，說：“這後生斐然成章。”法智笑著說：“這不過是變風變雅罷了。”於是法智美好的名聲傳布楚郢和京吳一帶。法智還擅長《成實論》和《大小品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