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略薩“高峰的標誌”。
他的父親是數一數二的大富豪，他卻選擇做一個一事無成的倒霉小記者。
他是富豪們共同的玩物，是司機、打手，是他們的洩慾工具，是受害人，也是兇手。
這樣的兩個人偶然相遇了，一起去酒吧飲酒憶舊，都是些殘酷的、見不得人的八卦，兩個人都心懷鬼胎，都在向對方編故事，卻又渴望向對方索取真相，直到那些漫長的苦難和共同遭遇的欺騙最終使他們迸發出痛徹的眼淚！所有的一切都在談話中展開，獨特的“對話波”牽動一層又一層隱秘的故事和情感，如史詩般宏闊波譎，如戲劇般詭異。
·《360°零死角的絕美自拍法》獨家54折熱賣>>·《我的第一本學習方法書》獨家特價搶購>>內容簡介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現實主義小說代表作《酒吧長談》隆重登場！
他是一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鏢和密探的人，誰給他錢，他就為誰做事。他可以為上司到妓院去收“月錢”，鎮壓婦女遊行，甚至為了幫上司搞社交而甘心充當喜好同性的大資產家費爾民·薩瓦拉的洩慾工具。他是司機、打手；是受害人，也是兇手。他目睹上層社會種種醜行，了解各種政治陰謀和腐化生活，最後在狗場以捕狗打狗為生。
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失意記者，也大資產家費爾民·薩瓦拉的寶貝兒子，卻和一個“本應做他僕人的女人”結婚。他一生一事無成：鬧革命時沒有信仰，談戀愛時失敗，寫社論時淨寫狂犬病問題，調查兇殺案時兇手和父親有染……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一生倒霉。
這樣的兩個人偶然相遇了，一起去酒吧飲酒憶舊，兩人的談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獨特的“對話波”結構牽動層層故事和情感，史詩般宏闊波譎、戲劇般生動詭異的巨幅長卷就此展開：黑暗時代的獨裁統治下，被席捲的日常生活、愛情和夢想……一一浮現。
作者簡介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VargasLlosa），著名作家，世界小說大師，被譽為“結構現實主義大師”和拉美“文學大爆炸”主將之一。
1936年3月28日生於秘魯第二大城市阿列基帕。早在出生前父母即已離異，出生後一年隨母去玻利維亞的柯恰潘帕，與外祖父住在一起。1945年其父母重歸於好，他隨母返回秘魯，在皮烏拉定居。1946年全家遷居利馬。1957年他畢業於利馬聖馬可大學文學系，1959年到法國深造。
略薩的第一部小說獲得1962年簡明叢書獎和1963年西班牙文學批評獎。1965年他的第二部小說《綠房子》問世，並獲得西班牙文學批評獎和首屆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1972年馬爾克斯以《百年孤獨》成為第二位得主）。又發表了小說《酒吧長談》、《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胡利亞姨媽與作家》、《世界末日之戰》、《公羊的節日》、《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和《壞女孩的惡作劇》等。
略薩1985年獲海明威文學獎，1986年獲西班牙阿里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1988年獲美洲金質獎章，1994年獲西班牙文學的最高榮譽——塞萬提斯文學獎，1999年獲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學獎，2000年獲第13屆梅嫩德斯·佩拉約國際獎，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在1976年第41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上，略薩被推選為主席。2010年10月，略薩因其“對權力結構的製圖般的描繪和對個體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敗的犀利描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1990年以來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拉丁美籍作家。
媒體評論
我懷著崇敬之情讀完了《酒吧長談》。
——大江健三郎
目錄
作者致譯者的信（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主要人物表
五光十色的國家（代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結構革命的先鋒（孫家孟）
前言
五光十色的國家
（代序）
[秘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我出生的城市——阿列基帕，位於秘魯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個山谷里。這個城市以其教權主義和造反精神、律師和火山、一望無雲的藍天、美味的大蝦、地方主義，還有“下雪”而名揚全國。所謂“下雪”，是神經官能症的一種暫時性的症狀。某一天，—個最為溫順的阿列基帕人突然會對人家的問候不予理睬；連續幾個小時地把臉拉得長長的；能幹出最古怪的事、能說出最古怪的話；意見稍微不一致，他就可能在最好的朋友的脖後砍上一刀。對此，沒有人感到奇怪，也沒有人生氣，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會像往常那樣成為溫和而無害的人。雖說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帶我離開了阿列基帕，而且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阿列基帕居住過，但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阿列基帕人，我也認為那些在秘魯流傳的針對我們的玩笑，譬如說我們驕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發瘋，是出於嫉妒心。我們講的西班牙語非常純正；我們的建築奇蹟聖卡達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婦女前往居住；我們的城市曾是秘魯歷史上太規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難道不是這樣嗎？
從一歲到十歲，我住在玻利維亞的柯恰潘巴市，在這個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還記得我所幹的事和我認識的人，但最難忘的是我閱讀的書籍：山道坎的故事，諾斯特拉達繆的作品，《三個火槍手》，卡略斯特羅的作品，《湯姆·索耶歷險記》，《辛巴達航海旅行記》，海盜、冒險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愛情故事，還有我母親藏在床頭櫃中的那些詩歌（其實我並不懂，只是由於禁果的誘惑）。閱讀這些書籍是我最美好的時刻。我喜歡的書全看完了，這太令人難熬了，有時我就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變某一作品的結局。這種對他人作品進行的“續作”或“補充”，就是我最初的寫作，也是我寫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現。
像所有移居他鄉的家庭一樣，僑居異國增強了我們的愛國心，直到十歲，我一直堅信生為秘魯人是我最大的幸運，我頭腦中的秘魯與其說是同現實的秘魯相聯繫著的，不如說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個國家相聯繫著的。只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現實的秘魯，那一年，我們家從柯恰潘巴遷到了皮烏拉，因為我的祖父被任命為該市的地方長官了。我們走的是陸路，在阿列基帕作了短暫的停留。我還記得，在踏上故鄉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地激動；我也還記得，我的伯父對我是那么地寵愛。伯父叫埃德華多，是個單身漢，是個對宗教極為虔誠的律師。他有個女僕，叫伊諾森西婭。他的生活猶如西班牙內地的紳士，穿著整齊，有條不紊。在那舊式家具、古老的掛像和古舊的雜物中間，他也漸漸地衰老了。我也記得，在卡瑪納奇耶，當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時的那股興奮勁兒。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沒辦法，不得不把汽車停下來，讓我在那荒涼的海灘上扎了個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禮並不成功，因為一隻螃蟹夾了我一下。儘管如此，對秘魯海岸這一見鍾情式的情誼，卻延續了下來。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幾乎沒有被從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滲浸過，而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沖刷著，但卻受到了一些人的惡意中傷。那些誓死捍衛印第安傳統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責我國的沿海地區輕浮、媚外。他們認為秘魯的政治經濟中心由山區轉移到沿海（即由庫斯科②轉移到利馬）是一種不幸，因為這一轉移產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權主義，使得秘魯變成了一個大蜘蛛：這個國家的頭部（即首都）碩大無朋，而四肢卻細小贏弱。一個歷史學家把利馬和沿海稱做“反秘魯”。而我，作為—個阿列基帕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山區佬”，在這場爭論中本應該站在安第斯山一邊，來反對沿海沙漠地區的，然而，如果讓我在沿海地區、安第斯山區和亞馬遜森林地區（按經度劃分的秘魯三個地區）三者之中進行選擇的話，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邊的。
沿海是印加帝國的外圍地區，其文明也是從庫斯科輻射過來的。雖說印加文明不是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唯一的秘魯文化，但可以說，是一種最強有力的文化，它從秘魯一直延伸到玻利維亞、厄瓜多，以及智利、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在這期間，印加帝王們征服了幾十個城鎮，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築了城堡和要塞，並且建立了一個行政系統，使得生產足以養活所有的秘魯人。這一點，以後的任何政權都未能做到。盡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個“小說寫作技巧大全”，足以同偉大的古典作品相媲美。在五十年代，我們拉美人喜歡閱讀歐美人的作品，幾乎不去問津自己人的作品。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拉丁美洲的讀者發現了自己的作家，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讀者也發現了拉美的作家。
在那幾年中有一件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那就是我認識了獨裁政權中負責保全工作的頭頭，除了奧德利亞本人外，他是個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當時是聖馬可大學學生聯合會的代表，當時許多聖馬可的學生被關在監獄裡，我們了解到，這些學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無墊子也無毯子，於是我們進行了募捐，買了毯子；但是當我們想送進去的時候，監獄（當時的監獄就是現在舍拉頓飯店的所在地，據說原來牢房裡受到刑訊的冤魂仍在遊蕩）里的人對我們說，只有內政部辦公廳主任堂阿歷杭德羅。埃斯帕薩·薩尼亞圖才有權同意交給犯人。於是聯合會作了個決議，派五名代表去會見此人，我就是五人中的一個。
我至今仍然保留著在位於義大利廣場的內政部里近距離看到的這個可怕的人物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個矮小的人，五十多歲，面似羊皮，令人生厭。他仿佛在水中看著我們，我們的話他根本沒聽，任憑我們講。當我們顫抖著講完之後，他仍然死盯著我們看，一言不發，好像在嘲笑我們那副困惑的樣子。隨後，他打開寫字檯的抽屜，拿出幾期《卡魏德》小報，那是我們秘密印刷的油印小報，當然，在報紙上我們對他進行了攻擊。他說：“哪篇文章是你們中的哪個人寫的，你們在何處集會油印小報，你們支部進行何種密謀，我都了如指掌。”實際上也確是如此，他似乎無所不在。然而，與此同時，他卻又給人一種可憐蟲、碌碌無為的庸人的印象。在那次會見中見到他，使我第一次產生了寫《酒吧長談》這部小說的想法，十五年後，這部小說才寫成。我是想在小說中描寫帶有奧德利亞八年統治特點的獨裁政權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學習、工作、愛情、夢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響。我費了好長時間才找到了一條貫穿眾多人物和情節的匯流排，這就是一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鏢和密探的人，同一個依靠獨裁政權發了跡的人的兒子、後來又當了記者的人的偶然相遇，以及兩人之間進行的貫穿整個小說的談話。小說出版後，那位已經退出政治舞台，又致力於慈善事業的前內政部辦公廳主任評論說：“如果巴爾加斯·略薩早點來找我，我還可以提供給他一些更為有趣的素材。”
正如萊昂修·普臘多軍事學校使我認識了我的國家一樣，新聞工作幫助我打開了我的國家許多方面的大門。這一職業促使我深入探索各個領域、各個社會階層、各種地方和各種活動。早在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從事新聞工作了，那是在中學四年級的假期里，我作為地方版，後來又作為偵破版的編輯，在《紀事》報社裡工作。夜間跑警察局，打聽發生了什麼樣的犯罪、偷盜、搶劫和交通事故，調查類似“夜蝴蝶”案子那樣引人注目的案件，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著迷的。譬如，在波爾維尼爾區，一個妓女被刺身亡，這案子就促使我來往於利馬各個妓院、下等舞廳和龜奴、同性戀者常去的酒吧之間。在那時，報人同流氓（起碼也是名聲最糟的流浪漢）之間的界限很難劃清。一天工作下來，就照例跟同事們鑽進某個咖啡館（這種咖啡館很賺錢，一般說來都由華人招待，地上鋪滿鋸末以掩蓋醉漢們的嘔吐物）里，然後再到妓院去。妓院為了遮掩醜聞，都對偵破版的記者實行優惠待遇。
在大學的最後幾年裡，我在一家電台（即泛美電台）里工作過，負責寫新聞稿的工作。在電台里，我有機會了解了廣播劇的製作，那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多愁善感加恐怖疹人；巧妙的偶合加無限的裝模作樣，簡直就是十九世紀報屁股文學的現代翻版，但卻擁有眾多的聽眾。據說，—個行人走在利馬任何一條大街上，都能聽到費利克斯·B．凱赫特的《生的權利》的章節，因為收聽這個廣播劇的不止—個人家。這個令人眼花繚亂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為我的另一部小說提供了題材，那就是《胡莉婭姨媽與作家》。從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寫廣播劇的製作和情節劇的寫作的小說，但實質上是對我自己為什麼要寫作、什麼是寫作這些疑問的描述，這些問題一直纏繞著我，我也為此奉獻了自己的大半生，但卻從來未弄明白。從小時起，我就想把我經歷的種種事情寫成故事，我一直擺脫不掉這一誘惑，甚至有時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為，或是別人對我的所作所為，都只不過是一種為了編造故事而找的藉口。這種不斷地把現實移植為故事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是企圖把某種偏愛的經歷從飛逝的時間之口中拯救出來嗎？是想通過改頭換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實變得輕鬆些嗎？也許僅僅是一種遊戲，是文字與幻想的雜亂堆砌？我越寫，這個問題就越難以回答。
一九五七年，我大學畢業了，第二年交了論文，並獲得去馬德里攻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到歐洲去，想辦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閱讀大仲馬、凡爾納和雨果的作品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裝待發，正在此時，一個偶然的事件給我提供了去亞馬遜地區旅行的機會。一個叫作胡安·柯瑪斯的墨西哥人類學家想週遊上瑪臘尼昂河，因為阿瓜魯納人和汪畢薩人的部落就在那裡。考察隊中還有一個空位置，於是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我就去了。
在上瑪臘尼昂河流域的那幾個星期里，我們參觀了部落、屯子和村鎮。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因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國家的另外一個天地（正如所見到的那樣，秘魯是個五光十色的國家）。從利馬到奇凱斯和烏臘庫薩這兩個屯子，就等於從二十世紀跳回到石器時代，就等於同赤身裸體、生活在最原始狀態之中並受著非常殘酷剝削的同胞們進行接觸。而剝削者們也都是些可憐的赤腳的半文盲商人，他們用以低得可笑的價錢從部落里購得的橡膠和皮毛做生意，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擺脫他們的企圖，他們便野蠻地加以懲罰。我們到達烏臘庫薩的時候，酋長出來迎接了我們，酋長是阿瓜魯納人，叫做胡姆。見到他，聽他講述自己的經歷，那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此人不久前由於企圖建立_個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瑪臘尼昂河地區遙遠的村落里，我看到並親身體驗到了我國人民為生存而鬥爭的殘酷現實。然而，亞馬遜地區並不僅僅意味著苦難、暴行和不同思想、不同歷史時期的秘魯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個繁茂的世界，—個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世界。從城市裡來的人，在那裡可以發現尚未被馴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壯觀的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仿佛從神話中走出來的動物，以及過著冒險生活但卻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們過著就像我在孩提時代欣喜地閱讀過的探險小說中的主人公們所過的那種生活。我想我還從來沒有做過收穫如此豐富的旅行。我在一九五八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聞、所見、所做，許多事情後來都被我釀成了故事。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直覺到了，被以賽亞·貝林稱之為“矛盾著的真理”的東西。在聖馬麗亞·德·聶瓦那小小的鎮子裡，四十年代建立了一個傳教所，修女們為部落的女孩們開辦了一所學校，但是由於女孩們不願意上學，她們就求助手警察，強迫女孩們上學。而有些女孩在傳教所待上一段時間後，就同家人失去了聯繫，就不能返家重過以前的生活了，那么這些女孩們怎么辦呢？於是她們就被託付給代表“文明”的人們，即路經聖馬麗亞·德·聶瓦鎮的工程師、軍人和商人等等，這些人卻把女孩們帶走當了用人。富於戲劇性的是，修女們不僅沒有發覺這一善舉的惡果，反而還要把這一善舉堅持到底，以此來證明她們那真正的英雄主義。實際上，修女們的生活條件也相當困難，在河流漲水的幾個月中，她們處於完全與世隔絕的困苦狀態。用世界上最美好的願望，作出無限的犧牲，卻給人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災難，這就是我要永遠記取的教訓。這一教訓使我明白了善與惡之間的界限是可以滑動的；這一教訓也向我指明，在判斷人們的行為時，在對社會問題決定加以解決時，你要想使你所採取的手段不會導致比疾病還要有害的惡果，那你就必須慎重行事。
我到了歐洲，直到一九七四年才返國定居。我二十五歲出國，三十八歲回國，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而我自己在回國時也在很多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在我與自己國家的關係上，我想我還是保持著我童年時的那種看法。這種關係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說明。我認為秘魯本身就是一個不治之症，我同它的關係是緊張的、冷酷的，但充滿著以粗暴為特點的激情。小說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有一次曾說，作為作家，我與他的區別是，我與文學關係是夫婦關係，而他與文學的關係是通姦關係。我覺得我與秘魯的關係，與其說是夫婦關係，不如說也是一種通姦關係，也就是說，充滿了疑懼、迷戀與狂熱。我對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反對是自覺的，我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最大的缺點之一，是為最糟的走私行為打掩護的。然而事實是，我國的事物有的使我惱火，也有的使我興奮，在我國正在發生的或發生過的事，都不可避免地與我密切相關，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結果很可能是，在我寫作的時刻，擺在我眼前最近的則是秘魯的缺點。也許我對困擾著秘魯的各種問題批評得過於嚴厲，從而有失公允了。不過，我認為在這種批評的後面，有著深深的休戚相關之情。雖然我恨秘魯，但是這種恨，正如塞薩爾·巴耶霍的詩句所說，總是浸滲著柔情。
一九八九年四月管如此，我從未對印加帝王們有過好感。雖說他們留下的紀念性建築物，譬如馬丘比丘9和薩克薩哇曼②使我驚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魯的愁苦（即我們性格的突出特點）也正是來源於印加帝國。那是一個軍團化的官僚主義社會，人像螞蟻一樣被組織起來，一個無所不能的壓縮機粉碎了人們的一切個陛。
印加帝王們為了控制其統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詭計，他們自命為神，分封諸侯，移民他鄉，把村鎮的居民遷離故土，“嫁接”在遙遠的異鄉。流傳至今的用克楚亞語寫成的最古老的詩歌，就是表現這些人們在異鄉感到惆悵而懷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遠在蘇聯大百科全書和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出版之前五個世紀，印加帝國就實行了在政治上的古為今用。每個印加帝王登上寶座時，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學者），他們負責修改歷史，以表明印加的歷史是在現今帝王的統治下才達到高峰的，其先帝們的一切豐功偉績就都歸功於他了。結果是，要想重新恢復被神秘地歪曲了的歷史，就成為不可能的了。印加帝王們有著一種相當精密的計數法，即結繩計數法，但他們沒有文字。有一種理論認為，這些帝王們根本不想有文字，因為文字對他們那樣的社會將構成一種危險。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們的藝術是嚴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像力，也沒有印加帝國之前各種文化（如納斯卡文化和帕臘卡斯文化）所表現出的技藝。精緻異常的羽毛毯，圖案神秘的紡織品，就是上述兩個文化的產物，至今仍然保持著它們那鮮艷的色彩和魅力。
繼印加帝國之後，壓榨秘魯人民的另一台壓縮機就是西班牙的統治。征服者把今日大多數秘魯人所講的語言和信奉的宗教帶到了秘魯。對殖民統治不加區別地備加頌揚，與對印加帝國加以理想化同樣都是荒謬的。殖民統治把秘魯變成了—個包括目前若干共和國在內的總督府所在地，把利馬變成了一個擁有豪華宮廷、重要學術活動和典禮活動的首都，但它卻意味著宗教愚昧主義，即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這一制度甚至禁止閱讀某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即小說，並且對不信神者和異教徒進行迫害，而所謂不信神者和異教徒，在許多情況下不過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罷了。殖民統治同時也意味著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剝削，以及一個在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的建立。這個階層至今仍然存在，並把秘魯變成了—個貧富極端懸殊的國家。獨立，僅僅是個政治上的現象，而對這個少數人享有現代化生活的特權、多數人愚昧貧困的社會，絲毫無所改變。印加帝國、殖民統治和共和國這三個時期的歷史使我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其統治下的歷屆政權，根本無力把秘魯人之間的兩極分化縮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這一創傷是不可能用什麼紀念性的建築物、顯赫的戰功和輝煌的宮廷加以補償的。
當然，在我剛從玻利維亞返國時，上述的一切我根本沒有想過。我家的習慣是按《聖經》辦事，每次搬家，都是全體一道搬，叔伯、姑嬸、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主幹，即祖父母的後面一道搬。就這樣，我們到了皮烏拉。這是個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這是我在秘魯的第一次經歷。在薩雷斯教派中學裡，我的同學們嘲笑我，因為我的口音是山區人口音，發“r”和“s”兩音時，口中噓噓作響，也因為我相信嬰兒是白鸛從巴黎銜來的。他們向我解釋說，這種事不是發生在空中的。
我的腦海中，充滿了我在皮烏拉生活的那些歲月中的形象。皮烏拉人是外向型的人，很外露，愛開玩笑，也很熱情。那時，皮烏拉人喝的是質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當地的丹德羅舞。“喬洛”和“白人”之間的關係，比起其他地區來也不那么緊張。皮烏拉人主張不拘禮節、喜好熱鬧的性格，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戀人們在姑娘的陽台下奉獻小夜曲，遭到反對的就把姑娘搶走，把她劫持到某個莊園住上一兩天，當雙方家庭和解之後，就是個幸福的結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里舉行宗教婚禮。搶親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慶賀的，就像慶賀河水來臨—樣，因為皮烏拉的河水一年只來那么幾個月，給種棉花的莊園帶來了生命。
皮烏拉，這個美好的城市，充滿了各種奇聞軼事，足以點燃人們的想像力。曼加切利亞區都是些泥巴茅草蓋的房子，玉米酒的質量最好；加依納塞臘區則位於河流和屠場區之間，兩個居民區互相仇恨，甚至有時雙方進行“野戰”。還有“綠房子”，那是該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來的，每晚，燈火輝煌，人聲嘈雜，人影憧憧。薩雷斯教派的神父對“綠房子”的存在大發雷霆，可是我卻感到驚異，受到吸引。我連續幾個小時地談論它，偷看它，對裡面發生的事進行想像。“綠房子”是—個不結實的木質結構，曼加切利亞區的一個樂隊在裡面演奏，皮烏拉人前去吃飯，聽音樂，談生意，還有做愛。一對對的男女就在露天裡，星光下，沙地上做愛。這是我童年最富有誘惑力的回憶，《綠房子》就是從這個回憶中產生的。在這部小說中，我企圖通過妓院的建立在皮烏拉人的生活和想像中所引起的混亂和一群冒險家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所作所為及其不幸遭遇，以虛構的方式，把秘魯兩個相距遙遠、差別很大的地區——沙漠地區和森林地區——聯結起來。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領們》中的九個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對皮烏拉的回憶驅使而寫的。這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之後，有些評論家認為，書中有點“欺弱凌小”這一拉美特點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與我同齡的秘魯人，是在溫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長的，我只是企圖把這一點在我最初的幾個故事中再現出來。
我是在剛剛結束童年的時候到達利馬的，從一開始我就厭惡這個城市，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我是相當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開了，十年之後又重歸於好。同父親住在—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們分開，就得服從—個我並不熟悉而又極為嚴厲的人強加給我的規矩。我對利馬最初的回憶，總是同不愉快的經歷聯繫著的。我們當時住在瑪格達雷娜區，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居民區。每當我考了好分數，我就到住在觀花埠的叔伯們的家裡去度周末，這是對我的獎賞。觀花埠位於海邊，也更為繁華，在那裡，我結識了一群與我同齡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們一起做少年時代的遊戲，這就是所謂“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於另外有了一個家庭，它就位於街角處。我們一起踢足球，偷著吸菸，學跳曼波舞，還向女孩求愛。同我們下幾代的人相比，我們可以說是老實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馬青年，第一次領聖餐後就立即做愛，還在變聲期間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有毒品的存在。我們幹的調皮事，只不過是偷偷地去看被禁止的影片（即被教會檢查制度列為“不適於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會之前，在街角的店鋪里喝上一杯“上尉”（即開胃酒與皮斯科酒的混合液，這被認為是有毒的），因為在聚會上從來不供應烈性酒。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男孩，曾經進行過一次很嚴肅的討論，討論在星期天下午場電影院裡如何正正經經地吻自己的戀人。被吉亞柯莫·卡薩諾瓦大言不慚地稱之為“義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頭接吻），作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當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利馬，還是一個不大的城市，安全、靜謐，但卻注重表面。人們住在互不往來的居民區里：富人、有錢人家住在奧蘭迪亞區和聖依西德羅區；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住在觀花埠；收入較低的中產階級住在瑪格達雷娜區、聖米格爾區和巴蘭科區；窮人則住在維多利亞區、林塞區、橋下區和波爾維尼爾區。我們這些特權階級的孩子，從來見不到窮苦的孩子們，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未發覺過。窮孩子們住在別處，住在自己的區里，住在遠郊那些犯罪層出不窮的危險地方。我們圈子裡的孩子如果不離開利馬，一生都可能認為，自己是住在一個只講西班牙語的國家裡，一個只有白人和印歐混血人的國家裡，根本不知道還有幾百萬（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講克楚亞語，過著完全兩樣的生活。
我很幸運能在某些方面打破這個界限，我現在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但是在當時（即一九五。年）簡直是一場悲劇。我父親早就發現了我在寫詩，因而很為我的前途擔心，因為他認為一個詩人注定要餓死，同時也為我有無“男子氣”而擔心，因為某些圈子認為所有的詩人都搞點同性戀，這一說法流傳頗廣。為了防止我陷人此種險境，他認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萊昂修·普臘多軍事學校，於是我在這個軍校住校學了兩年。萊昂修·普臘多是秘魯社會的一個縮影，進此學校的有上層階級的孩子（因而他們的父母等於把他們送進了教養所），有中等階級的孩子（他們想學得一個軍事專業），也有貧困階級的孩子（因為軍校有助學金制度，這為最貧窮人家的孩子打開了大門）。這是秘魯為數不多的富人、窮人、不富不窮的人兼收，白人、喬洛、印第安人、黑人、華人、利馬人、外省人並蓄的學校之一。與外界隔離、軍事紀律，還有那粗野、凶暴、以強凌弱的氣氛，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然而我覺得，我在這兩年中學會了如何認識真正的秘魯社會，包括上述的兩極分化、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緊張的關係、偏見、胡作非為和不滿情緒。這樣，一個觀花埠的孩子就不會『不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謝萊昂修·普臘多軍事學校，還由於另外—個原因，這就是它給我提供的經歷，成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儘管其中有許多虛構的成分，但《城市與狗》再現了秘魯這個微型世界的生活。這部小說受到了引人注目的虐待，有一千冊在軍校的庭院中被當眾焚燒。還有一些將軍對小說進行了粗暴的攻擊，其中一位說，這部小說只有一個有著墮落頭腦的人才能寫得出；還有一位，他的想像力則更為豐富，他說這部小說受到了厄瓜多的資助，以此來詆毀秘魯陸軍的名聲。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卻懷疑起這到底是由於它的優點，還是由於這次醜聞了。
最近二十年來，幾百萬山區人流人利馬，在貧民區（為了好聽，人們稱之為“新建區”）定居下來，這些貧民區包圍了原來的市區。與我們那時不同，現在的利馬，中產階級的子弟們一打開自家的窗子，就能發現秘魯的現實。到處是窮人，他們有的沿街叫賣，也有的流浪街頭；有的坐地乞討，也有的當眾搶劫。利馬擁有五百萬人口（也許是六百萬），問題成堆。垃圾堆積、交通不便、住房缺乏、犯罪不斷，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時代的住宅區、帶有百葉窗的陽台、怡人的寧靜和互相潑水喧鬧的狂歡節，而現在全秘魯的人口、全國的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利馬了，它確實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國之都了。
有人說，恨與愛常相混淆，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談論利馬的弊病，但這個城市也有許多使我動情的東西，譬如利馬的細霧。這種薄紗般的霧從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馬城上，麥爾維爾路過此地時，這薄紗般的細霧甚至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鯨》中稱利馬為“想像中最為愁苦、怪異的城市”，因為“蒙上一層白色的輕紗，它那可怕的愁苦就反而有增無減了”。我喜歡利馬那濛濛的細雨，這細雨肉眼看不見，但卻使人感到像蜘蛛腳在臉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漬漬的，使得我們這些市民在冬日覺得自己是個兩棲動物。我喜歡利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邊，那是衝浪運動的理想之地。我喜歡它那古老的體育場，我常去觀看足球賽，為“大學體育隊”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這些，只是個人的喜好，因為我的祖國最美好的事物並不在利馬，而是在內地，在沙漠中，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帶。
秘魯的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塞薩爾·莫羅，在他的一首詩的下面，狠狠地寫上了“寫於可怕的利馬”的字樣。幾年之後，另一位作家，塞巴斯甸·薩拉薩爾．蓬迪就以此侮辱性的字眼為題，寫了一篇散文，專門用以打破利馬神話，粉碎故事、傳說和當地白人音樂中對該市的理想化，並顯示這個城市虛假的一面與現實的一面之間的鮮明對比。前者富於摩爾和安達露西亞情調，精細的百葉窗後．神秘而邪惡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在假髮上撒香粉的紳士；而後者則是困難重重、骯髒不堪、充滿仇恨。整個秘魯文學可分為兩大傾向，一是吹捧利馬；一是詛咒利馬。而真正的利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所描繪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么可怕。
總的說來，利馬是個沒有個性的城市，但它卻有著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廣場、修道院和教堂，作為鬥牛場地的阿喬廣場更是其中的一塊瑰寶。從殖民時代以來，利馬一直保持著對鬥牛的愛好，一個喜好觀看鬥牛的利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同樣內行。我就是個鬥牛迷，在舉行十月集市期間，總是力圖不漏掉任何一次鬥牛，我的這個愛好是我舅舅胡安培養出來的，他是我母方眾多親戚中的一員，他的父親是著名鬥牛士胡安·貝爾蒙特的朋友，這位鬥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馬鬥牛時穿的服裝贈送給了他父親，這套服裝一直像件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裡，只有在重大節日時才拿出來給我們這些孩子們看。
同鬥牛—樣，軍事獨裁也是利馬所特有的。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在暴力政權下度過的時光，要長於在民主政權下度過的時光。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獨裁政權就是瑪努埃爾·阿波里納廖·奧德利亞將軍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的獨裁，在這期間，正是我們這種年齡的秘魯人從孩提到成年的時期。奧德利亞將軍推翻了—個阿列基帕籍的律師，這就是何塞·路易斯·布斯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_—個表兄弟，我們還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他那時曾來我祖父母家住過一段時間。我還記得他講話很吸引人，我們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聽他講話。我也還記得，他在離去時，還往我手裡塞了零花錢。布斯達曼特在一九四五年的大選時是民主陣線的候選人。民主陣線是個聯合陣線，其中拉烏爾。阿亞’德拉托雷的阿普臘黨占大多數。作為左派中心的阿普臘黨人，曾被歷屆獨裁政權鎮壓過，布斯達曼特是無黨派人士，阿普臘提他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提不出自己的人選。布斯達曼特獲多數票當選之後，阿普臘就立即開始了活動，想把他當作自己的傀儡。與此同時，野蠻反動的秘魯右派也對布斯達曼特充滿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認為布斯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臘）的工具。布斯達曼特維護了自己的獨立性，頂住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壓力，他在任期間，尊重言論自由和工會活動，也尊重各個政黨，然而由於街頭騷亂、政治犯罪和各種暴動，他只在任三個年頭就被奧德利亞發動的政變推翻了。我小的時候，很欽佩這位打著蝴蝶領結、走路猶似卓別林的布斯達曼特先生，現在仍然欽佩，因為人們說他有著我國歷屆總統所不曾有過的怪事：他離任時比上任時更窮；為了不給人以口實說他偏心，他對待對手寬容，而對自己人卻很嚴厲；他極端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在政治上的自殺。
隨著奧德利亞將軍的上台，在秘魯，野蠻統治又恢復了，雖然奧德利亞也屠殺、監禁和流放了為數不少的秘魯人，但其血腥的程度還比不上同時代的南美其他獨裁政權。然而，作為一種補償，他卻更為腐化。這不僅由於政府頭頭們中飽私囊，而且還由於其他一些更為嚴重的因素：造謠生事、賣官鬻爵、敲詐勒索、出賣告密、胡作非為，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污染了國內生活。
我正是在那個時期（一九五三年）考上聖馬可大學的，我學的是法律和文學。我的家庭本來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學。那是一所當時所謂“體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學。但是我在十四五歲時就失去了信仰，不願意當個“闊少爺”。早在軍校的最後一年，我就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當時是以—個小孩子的浪漫方式發現了社會上的偏見和不平等的，我願意同窮人一樣，希望搞一次革命，給秘魯人帶來正義。聖馬可是所不信神的國立大學，有著不妥協的傳統，這一點與它的學術成就同樣吸引著我。
那時，獨裁政權已經搗毀了聖馬可大學，許多教授流亡國外；在我入學的前一年（一九五二年），一次大搜捕就把幾十名學生投進了監獄或流放異國；一種互相猜疑的氣氛籠罩了教室，因為獨裁政權派了許多警察，假扮學生註冊學習；各政黨被宣布為非法，阿普臘和共產黨（當時雙方還很對立）只能在地下活動。
考進聖馬可不久後，我就開始參加了“卡魏德”的活動，用這個名字是為了恢復被獨裁政權破壞得相當厲害的共產黨組織。我們這些人參加它的活動，對獨裁政權並不構成一種威脅。我們分成小小的支部，進行秘密集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印刷反政府的傳單，同阿普臘進行鬥爭，商量如何讓聖馬可支持工人的鬥爭。我們的一大功績就是促成了聖馬可舉行聲援電車工人的罷課。當時是史達林專制時期，在文學領域中，黨的官方美學理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想這就是首先使我對“卡魏德”失望的東西。儘管我有所保留地（這也是由於我所相信的薩特對我的“反影響”）不得已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但我卻永遠不能接受那種扼殺了幻想、把文學創作變成了一系列宣傳手法的理論。我們的爭論沒完沒了，在一次爭論中，我把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成是一部乏味的小說，而對腐朽的安德烈·紀德的《人間食物》加以辯護。我的一個同志說：“你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確實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我當時貪婪地、以不斷增強著的敬佩之情閱讀著一系列被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們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喬伊斯、海明威、普魯斯特、瑪爾勞、塞利納、博爾赫斯，特別是福克納等人的作品。在大學期間，我記得最牢的也許並不是在課堂上學的，而是從小說中學到的，從講述約克納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學到的。我還記得我那時手執紙筆閱讀《八月之光》、《野蠻的棕櫚》、《在我彌留之際》、《喧囂與騷動》時那種心醉神迷的樣子。在閱讀中，我學到了一個故事中可能具有無數複雜的風格和音韻上的差別，以及結構和概念上的豐富多彩。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個故事，就要求作者有著魔術師般的技巧。我青年時代的文學榜樣，如薩特，漸漸地退了色，我現在不可能再去重讀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納對我來說，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當我重讀他的作品之時，我都·查看全部>>精彩書摘聖地亞哥站在《紀事》報社的門口，漠然地向塔克納路望去：一輛接一輛的小汽車、參差錯落的褪了色的建築物，仿佛在濃霧中飄蕩的霓虹燈廣告架。這是一個灰濛濛的中午。秘魯是什麼時候倒霉的？車輛在威爾遜路口的紅燈處停了下來，幾個報童在汽車中間轉來轉去叫賣晚報。聖地亞哥邁開腳步，朝哥爾梅納路走去。他雙手插在衣袋裡低頭走著，身前身後都是行人，這些人都是到聖馬丁廣場的。小薩，你就像秘魯一樣，也是在某個時候倒霉的。聖地亞哥想道：我到底是什麼時候倒霉的呢？到了克利伊昂飯店對面，一隻狗跑過來舔他的腳。去，滾開，你要是條瘋狗可怎么辦？他想道：秘魯算是倒霉了，卡利托斯也倒霉了，一切全完蛋了，毫無辦法。聖地亞哥抬頭一看，只見開往觀花埠的私人汽車站台上排著一溜長隊。於是他穿過廣場，這時他一眼看到諾爾文正坐在塞拉酒吧里：喂，兄弟。啊，小薩，你坐。諾爾文手裡擺弄著一杯混味酒，讓一個擦皮鞋的人給自己擦皮鞋。他邀請聖地亞哥喝一杯。看樣子他還沒喝醉，聖地亞哥坐了下來，叫擦鞋人也給自己擦擦。好了，先生，馬上就好，管保把您的鞋擦得跟鏡子一樣亮。
“好久沒見了，社論撰寫人先生。”諾爾文說道：“你在社論組工作要比在地方版愉快吧。”
“社論組的工作少些。我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一拿到題目，我就捂著鼻子，兩三個小時寫下來，一拉鏈子，好了。”聖地亞哥聳聳肩。他想：也許就是在那天我倒的霉。那天社長把他叫去，要了一瓶水晶牌冰鎮啤酒，向他問道：小薩，你願不願意頂替奧爾甘比德寫社論？你上過大學，社論總是能寫的，對吧，小薩？
“要是我，把全世界的黃金給我，我也不去寫社論。”諾爾文說道，“你訊息不靈通，可乾報業這一行全靠訊息靈通。小薩，我死也不離開偵破新聞組，你信不信？順便問一下，卡利托斯大概見閻王去了吧？”
“還在醫院裡，很快會讓他出院的。”聖地亞哥說，“他發誓要戒酒了。”
“聽說有一天夜裡，他上床的時候看見滿床都是蟑螂和蜘蛛，是真的嗎？”諾爾文說道。
“他一掀被子，成群的蜘蛛和耗子一齊向他撲過來。”聖地亞哥說，“他光著屁股就跑到了街上，還大喊大叫的。”
諾爾文笑了起來，聖地亞哥閉上了眼睛：由於地震，喬里約斯區的房子都變成了一個個帶有鐵柵的木桶和滿是裂痕的洞穴，裡面堆滿了雜七雜八的什物，還住著乾癟的老太婆，她們滿身灰垢，像是發了霉；靜脈曲張的雙腿趿拉著拖鞋。—個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間亂跑，他的驚呼聲震撼了黏漬漬的清晨，惹惱了追趕著他的螞蟻和蠍子。聖地亞哥想道：卡利托斯是在借酒澆愁，用嗜酒來反對那慢性的死亡。你做得對，卡利托斯，每個人都應該儘可能地避開秘魯。
“早晚有一天我也會看見這些小蟲子。”諾爾文好奇似的觀看著手裡的混味酒，苦笑著說遭，“小薩，記者沒有不喝酒的，喝酒給人帶來靈感，你信不信？”
擦鞋人給諾爾文擦完鞋，又吹著El哨在聖地亞哥的鞋上抹鞋油。《最後一點鐘》報那邊怎么樣了？那群強盜都說了些什麼？他們對你的寡情薄義很不滿意，小薩，他們希望你像過去那樣經常去看望他們。你現在時間多得很，小薩，你還在別處兼職嗎？
“我也就是讀讀書，每天都睡午覺。”聖地亞哥說道，“也許我再去註冊攻讀法律。”
“你當報人還沒做到訊息靈通，又想搞什麼別的文憑了。”諾爾文憐憫地看了他一眼，“你就在社論組幹下去吧。等你畢業當了律師，乾脆離開報界。我看你正在變成資產階級。”
“我都三十歲了。”聖地亞哥說道，“想變個資產階級也太晚了。”
“你都三十歲了？”諾爾文沉思了起來，“我也才三十，可看上去像是你的爸爸。在偵破新聞組工作簡直把人都給毀了，你信不信？”
塞拉酒吧的桌子旁，一張張都是男人的面孔，一雙雙頹唐無神的目光，一隻只伸向菸灰缸和啤酒杯的大手。聖地亞哥想道：卡利托斯說得對，這兒的人真難看……我今天是怎么了？擦鞋人揮手趕跑了兩條在桌子問氣喘吁吁亂竄的狗。
“《紀事》報發動的預防狂犬病的運動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諾爾文說道，“太討厭了，今天早晨又用了一整版談這事。”
“所有反狂犬病的社論都是我寫的。”聖地亞哥說道，“對我來說，寫關於古巴和越南的社論比寫這種社論更煩人。啊，現在不用排隊了，我得去乘車了。”
“跟我去吃午飯吧，我請客。”諾爾文說道，“小薩，撇下老婆，讓我們回憶回憶以前的好日子吧。”
熱騰騰的豚鼠、涼絲絲的啤酒、橋下區那家卡哈瑪爾卡角飯館、在青綠色岩石間潺潺穿流的利馬克河那混濁的河水、海地飯店那泥湯般的咖啡、米爾頓飯店的賭檯、混味酒、諾爾文家中的淋浴、同貝塞利達一起到價格優惠的妓院裡搞的夜間狂歡、酸楚楚的夢境、昏沉的頭腦、清晨起來的賒賬吃早飯。是呀，我很可能就是從那個時候倒的霉。
“安娜給我做了蝦湯，不回家就吃不上了。”聖地亞哥說道，“改日再說吧，兄弟。”
“你真是怕老婆，”諾爾文說道，“唉，你算是完蛋了，小薩。”
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兄弟。諾爾文搶著付了啤酒錢和擦皮鞋的錢，二人握手告別。聖地亞哥又來到了車站。他乘的那輛私人汽車是雪佛蘭牌的，裡面開著收音機：請喝印加可樂，清涼爽口。接著是一支圓舞曲：河流啊、峽谷啊，我的秘魯啊。這是赫蘇斯·瓦斯蓋斯那經驗豐富的嗓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