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傳部概述
從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批准成立 郵傳部至今，已過了整整100年。
1878年，“大龍”郵票問世，是為中國的第一套郵票。1896年，大清郵政官局設立，並於1897年2月20日正式對外營業。1899年，《大清郵政章程》頒布，這是中國有了國家郵政以後的第一部郵政法規。而從1906年11月6日起，清代郵政有了專業管理單位，即成立了 郵傳部。歷史背景
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在“預備立憲，須先厘定官制”的認識下，對部院進行了大改組。將原有的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兵部改為陸軍部，刑部改為法部，工部併入商部改稱農工商部，同時增設了 郵傳部。史學界認為，以六部為標誌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的傳統格局，終於從名稱和形式上完成了現代政治體制的過渡。
所謂“預備立憲”，主要是把權力集中到中央。郵史學界認為， 郵傳部的設立就是清朝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它“不僅僅有清政府政治資源整合的訴求，而且暗合了晚清交通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 郵傳部的成立顯然是出於清政府自身統治的需要，雖然是以推動交通發展為目的，但此一目的也是服務於維護統治的。另一種認為“預備立憲”和設定 郵傳部，“是迫於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為了緩和與人民民眾的矛盾、苟延殘喘的不得已之舉，並非甘心‘立憲’削弱皇權。”
歷任官員
主要官員更迭頻仍
郵傳部的主管有尚書（後期改稱大臣、正首領）一人，侍郎（後期改稱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自光緒三十二年九月至宣統三年十一月（1906年～1911年）不到6年間，尚書一職13次易人（詳見附表）。
郵傳部尚書更替表
官稱 姓名任命年月 注
尚書 張百熙 光緒三十二 年九月
尚書 林紹年 光緒三十三 年二月 暫行署理
尚書 岑春煊 光緒三十三 年三月
尚書 陳 璧 光緒三十三 年四月
尚書 李殿林 宣統元年 正月 暫行署理
尚書 徐世昌 宣統元年 正月 四月到任
尚書 沈雲沛 宣統二年 七月 暫行署理
尚書 唐紹儀 宣統二年 七月 九月到 任、署理
尚書 盛宣懷 宣統二年 十二月
大臣 盛宣懷 宣統三年 四月
大臣 吳郁生 宣統三年 九月 暫行署理
大臣 唐紹儀 宣統三年 九月 未到任
大臣 楊士琦 宣統三年 九月 署理
正首領 梁士詒 宣統三年 十一月 署理
從附表可以看出， 郵傳部尚書一職人選更換相當頻繁，其中任期時間最長的為陳璧一年零八個月，最短暫者為吳郁生，僅任半個月，平均每人不到半年，後人稱這種現象：“設部未及半年，死者、去者、革者相繼連綿不絕。說者多謂 郵傳部不利堂官。”尚書徐世昌對這種現象曾分析道：“ 郵傳部事難辦在許可權不一，即用人猶如此掣肘，況兼交涉更須與外務部合辦，無怪歷任尚書無久任者。” 據有關史書記載，可以把 郵傳部主要人物分為初期、中期、後期。初期主要人物有張百熙、林紹年、岑春煊三位尚書，首任左侍郎唐紹儀，首任右侍郎胡燏棻。張百熙是清末立憲派分子，上台後不久即多次受到奏參，並為上諭嚴責。他與唐紹儀在用人問題上意見不一，各不相讓，致使張百熙未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搭配人事。他在任時間不到半年，且體弱多病，又是草創時期，無所作為，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病故。此後，繼任者林紹年、岑春煊均因工作意見不一，又捲入派系鬥爭而被排擠。林、岑二人上任時間均只有一個月。岑春煊在短暫的一個月任期內做過一件有益於京張鐵路建設的事，他設法向度支部籌到白銀65萬兩交詹天佑支用。
郵傳部中期主要人物是陳壁與徐世昌。陳璧是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由度支部右侍郎授 郵傳部尚書至宣統元年一月，因貪污、賣官被革職。任職一年零八個月，是 郵傳部歷任尚書在任時間最長者。他到任後積極整頓部務，主要政績有收回京漢鐵路，收買商辦電報，創辦交通銀行，籌議收回郵政。當時朝中貪污者比比皆是，但均相安無事，唯“陳獨負其重咎”。其深層原因有二：一是陳璧“為人氣度偏淺，遇事不知從大處著手，且好挑剔細故，自詡精能，故輿論多薄之”；二是陳璧屬袁世凱派系的人，“適以奉派修築崇陵工程及攝政王府第兩事，失隆裕太后及攝政王之歡”，載灃當政後袁世凱被貶，因而殃及陳璧。他被開革後，時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即被授予 郵傳部尚書，他在位時間一年半，僅次於陳璧。因徐也與袁世凱關係密切，其恐早晚牽連自己，心中惴惴不安，上任後數次上折請退，均被載灃“溫諭挽留”。為什麼陳璧和徐世昌同為袁世凱派系，前者被革職，後者被挽留？就攝政王載灃而言，對袁系政策因受到列強影響而發生了很大變化，1909年1月15日《盛京時報》上有一段評論：“攝政王始意，欲斥去袁氏，而並及其黨羽，然睹列國公使之態度，出乎意料之外，知於此時大殺袁翼，則徒滋事端，又以此引起漢人派之狐疑，亦屬非策，乃堅忍待機，實踐其不深究之預言，於以收拾政局之破綻，以是政界靜謐，不致惶惑。”由此可見清末官場爭鬥、人際關係錯綜複雜之一斑。
郵傳部後期主要人物是唐紹儀和盛宣懷。唐是 郵傳部首任左侍郎，並身兼外務部右侍郎。他備受重用得益於袁世凱。此人態度十分傲慢，在與同僚討論問題發言時“氣焰頗盛”。他上任後“日食非百金不樂，一切舉動，皆摹仿西洋豪華。”對部內下層司員又異常刻薄。1910年有人著文稱唐“廣交遊，善揮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猶雲無可下著”，“唐本驕奢淫逸，無利不為”。唐署理 郵傳部只有3個月，後因派系爭鬥稱病辭職。次年又被任命為 郵傳部大臣，但未到任。唐辭職後的繼任者盛宣懷是一名實業巨子，其重要活動是收回郵政，接收驛站，規劃官建郵路等。他主張借外債將鐵路歸國有，這在當時是一開明政策，但由於實施不當，引發四川保路運動，導致其被革職，其財產也被查封。
前後起因
收回郵政的前後
清末郵政事業與其他交通事業不同，它受制于海關，發展緩慢。雖然從 郵傳部成立後即有收回郵政計畫，但因各方面原因，一拖再拖。陳璧實行“緩圖計畫”，他認為收回郵政需要巨資，等到籌得款項後再收回。這種“緩辦”受到輿論界的批評。徐世昌任職後，對收回郵政相對積極。史學界評他在 郵傳部任內辦了一些實事，對我國郵政事業的發展功不可沒。
郵傳部接收郵政，是我國近代郵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直拖到1911年5月28日，大清郵政才脫離海關，改隸 郵傳部。行動如此遲緩，除當時海關代理總稅務司斐式楷和以後的繼任者安格聯提出人員安排、歸還欠款等問題加以阻撓外，其主要原因是財政問題。海關試辦郵政時期，歷年墊款達184萬多兩關平銀，如果 郵傳部接收後，就要分5年還清這筆墊款，這無疑是個沉重負擔，而我國郵政直到1915年才出現盈餘。另外， 郵傳部在收回郵權上與外務部意見不一，爭執甚烈。 郵傳部認為收回郵政事關主權，而外務部則說此事“關於事實”，所謂“關於事實”是外務部每年從海關得到辦公經費，若收回郵政，此款必減少，增加外務部困難。當時輿論界指出，這種所謂事實，純屬“假公以濟私之藉口也。”1911年5月28日，我國從海關手中收回了郵政，但法國人接著控制郵政，“ 郵傳部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傀儡。”郵政總局局長李經方毫無實權，“一切郵政事務，皆由(郵政總辦)帛黎處理”，直到此人1917年告退回國。以上表明，郵政權收回得極不徹底。
在這裡值得提到的是裁撤郵驛。隨著交通事業的發展，郵驛的弊端不斷顯現，因而裁驛歸郵的呼聲漸多了起來，認為郵政有了專部管理，郵驛成了多餘機構。但由於立場不同，意見不一致，政界的意見主張對驛站進行改良，整頓驛站以提高公文傳遞速度；一些地方要員則主張緩裁，主要是交通落後的某些偏遠山區（如貴州），這樣他們仍可得到國家每年劃撥用於郵驛的經費；主張反對裁驛的是與驛站相連的得利階層。此外，由於驛站歸陸軍部主管，也是為了驛站經費問題，與 郵傳部討論了多次，決定先交郵局試送公文，如無誤再行裁驛，但節省下來的經費分為三成，一成留本省用，一成歸陸軍部，一成歸 郵傳部。當時的 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極力贊成，而陸軍大臣蔭昌卻表示反對，他認為“仍以擴充郵政為入手辦法，俟收效後再行商議，萬毋先行裁撤驛站，致與軍事有諸多窒礙之處。”正因為如此，裁驛歸郵至清王朝覆滅也未能實現。由此可見，當時反對革新的保守勢力相當頑固，直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將驛站全部裁撤，至此，歷時長達3000多年(一說2700多年)的中國郵驛宣告結束。
郵傳部是收回權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成立的，頗有臨危受命之氣概，雖然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但 郵傳部在致力於發展鐵路、航運、郵政、電政事業仍有不凡表現，對促進中國近代郵政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至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4月23日， 郵傳部正式退出歷史舞台，為“中華郵政”所取代，成立前後不到6年。雖然時間不長，但也能看出清末 郵傳部在發展中國近代郵政事業中，走的是一條坎坷而又漫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