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雷聞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09-5-1
頁數：412
字數：344000
ISBN：9787108031570
定價：35元
內容簡介
一門學問要發展，一方面需要保持住已有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則要不斷更新，開拓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創造新理論。目前中國史學的發展，正是處在這樣一個發展和轉變的階段，既有保持傳統的優秀著作，也有勇於創新的理論探索。在傳統的積累更加豐厚的隋唐史學界，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傳統的課題仍然是主流，而新的探索還需要加倍努力。可喜的是，現在有一批年輕的學者，既能夠從前輩那裡繼承優良傳統，又善於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大力吸收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漸漸結出一些新的碩果。這其中，雷聞的這部專著，就是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國家祭祀反映了一個時代對於天、地、鬼神的觀念，也反映了皇權在天、地、人中不同時期的不同定位，是各個時期信仰系統中重要的一環。隋唐國家祭祀這個課題曾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層面上進行了探討和研究，但主要成果還是集中在圍繞皇帝所進行的郊廟祭祀活動，本書則在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和社會這個課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
作者簡介
雷聞，1972年生，陝西旬陽人。200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隋唐政治制度、禮制與宗教史、敦煌吐魯番學，發表論文二十餘篇。為2007-2008年度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目錄
序一
序二
導言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核心概念
第二節 隋唐國家祭祀的基本結構
第三節 研究史回顧
第四節 本書的總體構想
第五節 材料與方法
第1章 隋唐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第一節 自然神的人格化
一 以岳瀆為代表的山川神
二 風師雨師
三 后土
第二節 釋奠禮制與孔廟祭祀
一 偶像崇拜與天下通祀
二 釋奠之外的孔廟
第三節 對於先代帝王的祭祀
一 儒家經典的祭祀原則及其法典化
二 隋唐國家禮典與法典的規範
三 天寶新制
四《大唐郊祀錄》與中晚唐的祭祀實況
第四節 散布長安坊里的皇家祠廟
小結
第2章 道教、佛教與國家祭祀
第一節 皇帝圖像與宗教祭祀
一 圖像與祭祀
二 道教與地方寢廟
三 當朝皇帝的圖像與寺觀
四 餘論
第二節 岳瀆祭祀、道教與民間信仰之交匯
一 唐以前的岳瀆祭祀與道教
二 唐高宗封禪大禮中的道教因素
三 岳瀆投龍與武周革命的政治宣傳
四 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祀
五 國家祭祀、道教信仰與民間崇拜
小結
第3章 “祀典”與“淫祠”之間
第一節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層與運作
一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層
二 生祠
三 城隍神
四 到任謁廟慣例的形成
第二節 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
一 唐以前國家祭祀的儒家化與“淫祀”的判定
二 唐代國家控制地方祠祀方式的變遷
三 北宋新神明體系的建立與“祀典”、“淫祠”概念的落實
第三節 中晚唐佛道教與地方祠祀的合流
一 佛教與地方祠祀的互動
二 道教與地方祠祀
三 晚唐五代寺觀功能之神祠化
小結
第4章 從祈雨看隋唐的國家祭祀與社會
第一節 禮法制度下的中央祈雨活動
一 以大雩為中心的祈雨禮儀
二 宗教與祈雨
三 長安城的祈雨空間
第二節州縣祈雨的理論與實踐
一 禮制規定與地方神祠
二 宗教因素
第三節 祈雨反映的祭祀原則及其社會功能
一 祈報原則與實用精神
二 祈雨的社會功能
小結
結論
附錄一 《唐華岳真君碑》考釋
附錄二 兩《唐書》本紀所見之大旱與祈雨編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索引
出版後記
編輯推薦
如今有一批年輕學者，既能夠從前輩那裡繼承優良傳統，又善於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吸收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漸漸結一些新的碩果。本書就是我讀到過的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作者在這項研究過程中，始終有著強烈的理論思考。他從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地方祠祀的分層和運作、國家和地方的祈雨活動等方面，深入探討了隋唐國家和地方社會處理國家祭祀和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過程，其呈現的歷史畫面，遠較我們看到的單獨考述國家禮制和單獨研究佛、道與民間宗教的論著要豐富多彩，因而也更加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
——榮新江
本書是貫通國家祭祀和宗教信仰、民間社會習俗，涵蓋禮儀史、制度史、宗教史、社會史的多層次研究。作者討論的國家祭祀活動，涵蓋了中央與地方；在注重禮典文本的同時，也強調了空間場景與國家祭祀的實踐層面。本書打破了此前學者關於國家祭祀與民間社會相隔絕、與民眾個人宗教信仰無關的看法，從總體上建立了一種國家禮制與民眾生活相互影響而有著互動關係的新思維。
作者在資料上可謂窮搜博覽，不但描繪出一番新鮮的、活動著的歷史場景，也建構了較為清晰、完整的思路和相對嚴密的理論框架，實現了理論與實證的有機結合。
——吳麗娛
精彩文摘
第1章 隋唐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
自西漢中期以來，國家祭祀經歷了儒家禮制化的過程，此後歷代王朝的國家祭祀基本是在儒家的原則基礎上運行。不過，漢唐之間社會變動劇烈，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對於皇權形成巨大挑戰，玄學興盛，佛、道流行，而北朝部落制的遺風也給國家體制蒙上一層比較原始的色彩，這一切都使儒家化的祭祀體系受到衝擊。隨著隋唐帝國的建立，國家祭祀體系得以重建。經過這段曲折的歷史發展，它們又發生了哪些變化？特別是，這種建立在儒家理論基礎上的國家祭祀與民眾究竟還有無聯繫？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認為：“中國官方的國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樣，只服務於公共的利益；而祭祖則是為了氏族的利益。二者都與個人的利益無關。自然的巨靈日益被非人格化，對它們的祭祀被簡化為官方的儀式，而此種儀式逐漸地排空了所有的感情要素，最後變成了純粹的社會習俗。這是有教養的知識分子階層所完成的工作，他們完全漠視大眾的典型的宗教需求。”韋伯此論實際上代表著學界長期以來對中國古代國家祭祀認識上的一個典型傾向，即將國家祭祀完全視作與民眾個人宗教信仰相脫節的純粹官方儀式。例如麥大維就認為，對於非官方人士的宗教生活而言，這種建立在宇宙論基礎上、與官僚等級制相聯繫的國家祭祀的神明並無多大意義。甘懷真也認為：“以郊祀與天子宗廟為代表的儒教祭祀體系（可以再加上孔廟）卻與人民沒有關係”，“儒教的危機是這套以天子為首的祭祀體系與基層人民的祭祀之間失去了關聯性，即人民所信仰、祭祀的神祠與儒教在地方上的神祠無關。”我們認為，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漢唐之間社會變遷對於國家祭祀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隋唐時期，國家祭祀的一系列新現象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其儒家化程度，以及它們和民眾個人信仰的關係。事實上，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一些基本特點，如偶像崇拜與自然神的人格化等，經過漢代儒家禮制化的洗禮之後，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於國家祭祀體系之中，本書稱之為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在本章，我們就從四個方面對此進行具體分析，從而體會國家祭祀儒家化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