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遲衡山是古典文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之一。《儒林外史》記載
《儒林外史》的諸位賢人中，杜少卿是奇士豪傑，虞育德是平凡中的真儒，莊紹光是難以出世的“隱士”，遲衡山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讀者在小說前三十回看到了太多的蠅營狗苟之流相互吹捧的畫面，而直到第三十三回我們終於感受到了那種真性情的豪傑相見恨晚的一幕。遲衡山“是正牌的在野的淳儒，而且是個標準的業餘宰相”，他的社會責任感在諸位賢人中最為強烈。他沒有杜少卿的灑脫，沒有虞育德的閒淡，也沒有莊紹光的悠然，他最大的特徵就是“正”，“正”得甚至於近乎“迂”。他認為“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顯然對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極為不滿。如果說莊紹光的態度是我道不行就退而自省，那么遲衡山就是我道雖不行仍勉力行之。小說中賢人們祭泰伯祠的盛大禮樂活動，雖然以虞博士為首，但首倡、策劃和執行的都是遲衡山。他的言行無一不體現著他的“正”。遲衡山的風水論
遲衡山，何許人也？此人名不見經傳，乃是《儒林外史》里的一個小人物。據小說第三十三回介紹，他是江南名士杜少卿表侄盧華士家的業師，和編輯暢銷書《歷科程墨持運》的編家馬二先生是好友。此人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他和余大先生有一段關於抨擊風水的議論，很有意思。
余大先生有感於本地尋地葬父母很艱難，每耽誤了先人的安葬，便向遲衡山請教：“這郭璞之說，是怎么個源流？”郭璞是東晉的一位作家，著有《葬書》，後被講風水迷信的人奉為祖師。遲衡山回答道：“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他還說：“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裡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
敢於指責惑於風水者乃是“墮於大逆不道”，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之論。余大先生想不通，便問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遲衡山又解釋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沖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代，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甚么樣的地就出一樣東西？這可笑得緊！”
遲衡山接著又反問道：“若說古人封拜都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吉是凶？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比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接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先生甚么相干！”
此論對風水之說的駁斥，真是有力得很。郭璞喜歡給人占卜看風水，但對自己的屍骨埋在何處，卻不曾算準。他始為謀反的王敦占卜，結果反被王敦所殺，世稱“兵解”。“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便是這個意思。漢代韓信，先助劉邦打天下，曾封淮陰侯，後被呂侯設計殺死，父母妻三族同時被殺，又是大禍臨頭。韓信的升沉吉凶，與葬母的風水有什麼關係？因此，郭璞的《葬書》是信不得的。
郭璞謝世，距今已有1677年，但他的風水迷信之說，信徒至今還有不少。可嘆的是，有些身為共產黨員的領導幹部，竟居然也信這一套。數年前的一個夜晚，山西交口縣縣委大院門前卻是燈火通明，幾十名黨政幹部齊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縣委和縣政府”，虔誠地埋下了“升官符”——幾塊畫有預示“升官”符號的磚瓦，另有一批桃木弓箭、銅鏡等“鎮邪物”。請不要以為此舉近乎滑稽，該縣的縣委書記房吉華和縣長李來福卻是一臉嚴肅。他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聽不進民眾的意見，卻虔誠地相信風水先生的話：縣委大院風水不好。“破解”的方法是：在低於縣委大院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縣城修牌樓；在縣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鎮邪物”和“升官符”。“升官符”靈不靈呢？結果事與願違，非但不靈，而且他們的烏紗帽也保不住了。風水先生給交口縣委領導吃了一劑苦藥，不知他們是否後悔了？
那么，板子該怎么打呢？《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見解語出驚人：“這事朝廷該立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先生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蟻。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蟻，挖開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這個辦法，痛快是痛快了，但施行起來，則不可取。對看錯風水、觸犯刑律者，揭露其虛妄、依法懲處就是了。出洋相的風水先生畢竟與《河伯娶親》中謀財奪命的巫婆不同，立即把他的腦袋斫下來，對遷墳者立刻凌遲處死，此舉不講政策，過於偏激，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