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搜輯了現存於越南的79種獨立成書或成卷的燕行文獻, 以影印文獻原書並為每一種文獻撰著提要的形式, 從一個特殊的側面, 系統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這五百多年間中越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 同進也通過“異域之眼”, 直觀地呈現了元明清時期中國地感性樣態。
目錄
總 目 錄
卷 首
序一 〔中〕葛兆光
序二 〔越〕鄭克孟
凡例
第一冊
介軒詩集 陳朝?阮忠彥 撰
使華手澤詩集 後黎朝?馮克寬 撰
梅嶺使華手澤詩集 後黎朝?馮克寬 撰
旅行吟集 後黎朝?馮克寬 撰
北使詩集 後黎朝?陶公正等 撰
使程日錄 後黎朝?阮公基 撰
默翁使集 後黎朝?丁儒完 撰
第二冊
媒體評論
大型文獻叢書《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精心編纂，2010年5月份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6月13日下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和復旦大學出版社共同舉辦了盛大的新聞發布會，吸引了諸多媒體爭相報導。截至6月17日，“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解放日報”、 “深圳晶報”、“新民晚報”、“東方網”、“新民網”、“人民網?天津視窗”、 “台灣中央社”、 “台灣中國日報”、 “台灣網”、“台灣聯合新聞網”等數十家媒體紛紛給予報導。
《人民日報》、深圳《晶報》集中介紹了這套文獻的歷史背景以及對於研究元明清中國的意義。上述媒體在報導中指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是指歷史上越南官方使節北使中國，或民間人士來華旅行而撰述的相關漢文記錄，其主要形式為燕行記、北使詩文集和使程圖。該叢書蒐集了現存於越南的79種獨立成書或成卷的燕行文獻，從一個特殊的側面直觀感性地呈現元明清時期的中國。“新華社”引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越南漢喃研究院院長鄭克孟教授、復旦大學出版社董事長兼總編輯賀聖遂三位的致辭，並著重指出該文獻對於中越兩國友好的重大意義：葛兆光教授表示，“這些珍貴文獻展示了越南人眼中的古代中國，記載了中越兩國歷史上的友誼和交往，也給研究者提供了“跳出中國，又反觀中國”的視角。”越南漢喃研究院院長鄭克孟介紹說：“該文獻從一個特殊的側面，系統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這五百多年間中越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賀聖遂董事長表示復旦社“還將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日本、韓國相關研究機構合作繼續推出韓國、日本相關文獻，為學界研究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和東南亞文化的交流提供第一手的必備文獻。”
“人民網?天津視窗”、“中新社”、《新民晚報》、“東方網”用大量篇幅詳細介紹了該文獻收錄的內容和背景資料，說明了該文獻從不同角度真切地顯示了當時中國的諸多實相：“該文獻所收諸書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齒牙落盡那樣的當時中國官紳絕不敢形諸筆端的內廷實錄，也有如近代著名詩人陳三立現存最早期的兩首佚詩這樣重要的文史文獻；既有李文馥以漢詩所繪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尚對澳門行使主權時的當地和煦風光，也有黎貴惇用漢文所述乾隆年間使程舟船因伴送欽差的管家勾結船主沿途販賣私鹽，導致歸程延滯之類的官場腐敗現象。”此外，“四種使程圖細繪鎮南關至北京所經路線和各地名勝，對廣西、湖南的水路、塘汛描繪尤詳。凡此均從不同的視角，真切地顯示了當時中國的諸多實相。同時，該文獻的出版是三方精誠合作的結果，越南漢喃研究院提供了叢書所收大部分文獻的清晰掃描件，並搜輯了部分作者的傳記資料。復旦大學方面則負責文獻的真偽考訂、編年排次、提要撰寫和影印出版，為此多次派員赴越南，核對相關文獻原書，查驗掃描檔案。”
《解放日報》除了介紹該文獻的背景資料外，還引用賀聖遂董事長的講話，報導了復旦大學出版社還將繼續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日本、韓國相關研究機構合作推出《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日本漢文燕行集》和“日本漢籍薈萃”等“從周邊看中國”的系列叢書。“新民網”於會後採訪了董事長賀聖遂，在採訪中，賀董事長表示，該書以周邊眼光看中國，可以算是稀缺史料，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學校聯繫購買，所以不太擔心銷售問題。“台灣網”、台灣《中國日報》指出，2010年是中越雙方政府擬定的中越友好年，本叢書必將促使海內外更多的關注中國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的歷史因緣。台灣“中央社”詳細介紹了該文獻收錄的內容和背景資料，並刊登了賀聖遂董事長以下發言主旨：該叢書以及“從周邊看中國”系列叢書的初步，必將促使海內外各界較以往更關注中國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的歷史姻緣，更加重視東南亞漢文文獻資源利用與研究，進而更深入地認識漢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深刻影響。
6月9日的《中華讀書報》以整版的篇幅刊對《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出版進行了報導。
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國人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來開頭的。歷史，是文化中國的長城。探尋和還原豐厚的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正是大國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有識之士早已提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不僅要走出“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我想像”的時代，也要走出“僅僅依靠西方一面鏡子來觀看中國”的時代，學會從周邊各種不同文化體的立場和視角看中國，在這些不同的多面的鏡子中，重新思考中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適、陳寅恪、陳垣在內的一大批學者，都看到了這些“新資料”的價值，可是，七十來年過去了，除了吳晗在《李朝實錄》中輯出十幾冊明清中國資料之外，似乎有關中國的日本、越南和朝鮮漢文資料，國內還沒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近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精心編纂成《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這套卷帙浩繁、耗費編者大量時間、心血，耗費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大型文獻，是中國學術界、出版界首次對越南漢文文獻的系統整理，是學者葛兆光所提出的“從周邊看中國”的“燕行錄集”系統出版的開始，牽引出了一個以漢文連綴的共同教養和共享傳統的時代，一個新的、彼此關聯的歷史世界，學界“感到了巨大的興趣”。對於民眾而言，在與不同民族、國家立場出發的歷史記載的“對視”中，我們更懂得了中國，懂得了自己。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
中方主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教授葛兆光
越方主編：漢喃研究院院長、教授鄭克孟
全書25冊，定價15000元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
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國人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來開頭的。歷史，是文化中國的長城。探尋和還原豐厚的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正是大國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有識之士早已提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不僅要走出“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我想像”的時代，也要走出“僅僅依靠西方一面鏡子來觀看中國”的時代，學會從周邊各種不同文化體的立場和視角看中國，在這些不同的多面的鏡子中，重新思考中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適、陳寅恪、陳垣在內的一大批學者，都看到了這些“新資料”的價值，可是，七十來年過去了，除了吳晗在《李朝實錄》中輯出十幾冊明清中國資料之外，似乎有關中國的日本、越南和朝鮮漢文資料，國內還沒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近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精心編纂成《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這套卷帙浩繁、耗費編者大量時間、心血，耗費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大型文獻，是中國學術界、出版界首次對越南漢文文獻的系統整理，是學者葛兆光所提出的“從周邊看中國”的“燕行圖集”系統出版的開始，牽引出了一個以漢文連綴的共同教養和共享傳統的時代，一個新的、彼此關聯的歷史世界，學界“感到了巨大的興趣”。對於民眾而言，在與不同民族、國家立場出發的歷史記載的“對視”中，我們更懂得了中國，懂得了自己。
葛兆光：多面鏡子看中國
■葛兆光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我們對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不僅要走出“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我想像”的時代，也要走出“僅僅依靠西方一面鏡子來觀看中國”的時代，從周邊各種不同文化體的立場和視角，在這些不同的多面的鏡子中，重新思考中國。
2007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剛剛成立時，我曾經提出，把“從周邊看中國”作為重要研究課題之一。“從周邊看中國”這一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對周邊文化區域所保存有關中國的文獻的研究，即藉助“異域”的眼睛來重新審視“中國”。為什麼？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對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不僅要走出“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我想像”的時代，也要走出“僅僅依靠西方一面鏡子來觀看中國”的時代，學會從周邊各種不同文化體的立場和視角，在這些不同的多面的鏡子中，重新思考中國。道理很簡單，因為自我想像常常會自大，單靠一面鏡子則容易片面。
無論在日本、朝鮮還是在越南，有關中國的文獻包括漢文書寫的文獻都相當豐富，我們相信，這些文獻恰好能夠讓我們“跳出中國，又反觀中國”，了解中國的真正的歷史和文化特性。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擁有基本文獻，沒有文獻的論述只是紙上談兵，因此，我們把越南、朝鮮、日本所藏有關中國的漢文文獻的收集和整理，當作復旦文史研究院這一研究課題起步時期的基礎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長達數百年，來自日本、朝鮮和越南等東亞諸國的使臣、僧人、學者、商賈在中國出使、旅行和遊歷時留下的漢文記錄，就尤其值得格外關注，因為這些“親歷中國”的異鄉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會注意到文化、風俗和政治上的差異，而這些民族、傳統和國家立場不同的旅行者，不僅會對異國有實錄，也會有批判甚至想像，當然，也呈現著曾經共享一個文化傳統的各國之間，人們曾經有過的友誼和交往。無論是實錄、批判、想像或是友情的記錄，都是古代越南、朝鮮和日本人對中國的感觀和看法，它可以成為我們中國人自我認識的新資料。很幸運的是，在2008年，我們得到越南漢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獻”當作我們合作的項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獻的掃描件和作者資料，由中國方面進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寫。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現在，總算將這79種將近10000頁的文獻彙編成冊，可以提供給有興趣的學術界同仁了。
在翻閱這些古代越南人有關中國的記載時，我常常會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漢文書寫的詩歌、散文、遊記，表現了古代越南人對於傳統漢文化的熟稔，黎貴惇（1726—1784）《見聞小錄》曾記載，明清兩代越南使者與朝鮮使者在北京會面，便用漢文寫詩彼此唱和，以漢文寫序互相題贈，這讓我想起朝鮮通訊使在日本出使時與東瀛學者同樣以漢文筆談交往的情景，也許可以說，漢文就像早期歐洲的拉丁文一樣連綴起一種文化，這個區域確實曾經有過一個共同教養和共享傳統的時代；但是另一方面，從越南漢文燕行文獻，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叢記》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辯》等記載中，也可以看到清帝國與周邊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像他們要求把越南和朝鮮、日本、琉球和中國同樣看成是“天地間同文之國”，這並不是對“漢字文化圈”的認同，實際上卻是這個曾經和中國共享漢字傳統的國家，試圖擺脫朝貢體系，和清國漸行漸遠。
明清兩代，中國也曾有過一些類似的越南行記，如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錢溥《使交錄》、楊寅秋《綏交錄》、潘鼎珪《安南紀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記》等，我總覺得，越南的燕行文獻和這些中國的越南記載對讀之下，可以發掘古代中國與越南人在相互觀看，而從這種彼此“對視”之中，既可以看到傳統中國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長久影響，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對中國認識的變化，以及各個民族、國家和歷史意識在近世的逐漸形成，當然還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和越南社會實況和風俗細節，特別是在他們南北穿行千里途中，還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觀。
儘管中國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來形容，但是這些來自異域的資料仍然有其價值，因為它的記載有另一個立場，它的評價有另一種眼光，它的觀察有另一種角度，因此這是一些很有價值的新資料。新資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說，史料的擴充和工具的改進其實就是學術的進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適、陳寅恪、陳垣在內的一大批學者，都看到了這些文獻的價值，可是，70來年過去了，除了吳晗在朝鮮的《李朝實錄》中輯出十幾冊明清中國資料之外，似乎有關中國的日本、越南和朝鮮漢文資料，還沒有特別好的整理和研究。讓人高興的是，近年來情況有所變化，在日本、韓國和中國學界都開始有人關注這一領域。人們發現這些資料可以補足我們過去歷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籠統，理清單一角度的認知，更發現由於不同民族、國家立場出發的歷史記載，原來會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學者注意這個“寶庫”，這些新的歷史資料和周邊各種語言，將成為新的領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國和周邊連線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彼此關聯的歷史世界。
“異域之眼”:越南使者北行中國
■陳正宏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由於行程漫長，經歷豐富，加上外國人對異國他鄉的好奇，這些燕行人員在中國境內所撰述編繪的有關中國的文字或圖像，時常比中國本土同時期的記錄更為細緻、直白而不加修飾，成為今天我們追溯往昔時代生活細節與真相的重要的參考文獻。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是指歷史上越南官方使節北使中國，或民間人士來華旅行而撰述的相關漢文記錄，其主要形式為燕行記、北使詩文集和使程圖。《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搜輯了現存於越南的79種獨立成書或成卷的燕行文獻，以影印文獻原書並為每一種文獻撰著提要的形式，從一個特殊的側面，系統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這五百多年間中越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同時也通過“異域之眼”，直觀地呈現了元明清時期中國的感性樣態。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收錄的，主要是越南陳朝、後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國的燕行使者的著述。當年來華的使臣，如馮克寬、阮宗窐、黎貴惇、阮攸、潘輝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在越南國內均是極一時之選的著名文臣，不僅漢文修養甚高，對中國歷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們嫻熟地運用漢文撰述使程日記，書寫往來公文，以漢詩詠嘆摹寫各地風光，並與中國朝野士紳文字交流——前期經過南京和後期經過湖南的使臣，留下參與當地文人詩文之會的唱和詩作尤其多——到北京後又用漢詩漢文和朝鮮、琉球兩國使節唱和贈答，並以能用漢文相互溝通而深感自豪，這充分表明在20世紀以前的東亞，由中國人創造發明的漢字及其書面語形式——漢文，確實和早期歐洲的拉丁文一樣，具有跨國界通用語的功能，並成為東亞漢文化圈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當年的越南使者來華，大部分是通過鎮南關（今友誼關）進入中國的。在經過廣西和兩湖後，其行進路線因歷史時期不同而大致分為前後兩路，前期東折沿長江順流而下，經南京北上赴燕京；後期則在湖北渡長江，北上河南過黃河，再經河北抵燕京。其旅程經歷大半箇中國，往返往往要花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由於行程漫長，經歷豐富，加上外國人對異國他鄉的好奇，這些燕行人員在中國境內所撰述編繪的有關中國的文字或圖像，時常比中國本土同時期的記錄更為細緻、直白而不加修飾，成為今天我們追溯往昔時代生活細節與真相的重要的參考文獻。《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所收諸書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齒牙落盡那樣的當時中國官紳絕不敢形諸筆端的內廷實錄，也有如近代著名詩人陳三立現存最早期的兩首佚詩這樣重要的文史文獻；既有李文馥以漢詩所繪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尚對澳門行使主權時的當地和煦風光，也有黎貴惇用漢文所述乾隆年間使程舟船因伴送欽差的管家勾結船主沿途販賣私鹽，導致歸程延滯之類的官場腐敗現象。此外，4種使程圖細繪鎮南關至北京所經路線和各地名勝，對廣西、湖南的水路、塘訊描繪尤詳。凡此均從不同的視角，真切地顯示了當時中國的諸多實相。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精心編纂的成果。越南漢喃研究院提供了叢書所收大部分文獻的清晰掃描件，並搜輯了部分作者的傳記資料。復旦大學方面則負責文獻的真偽考訂、編年排次、提要撰寫和影印出版，為此多次派員赴越南，核對相關文獻原書，查驗掃描檔案。已經面世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不僅對各相關文獻的實際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糾正了現在通行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中的不少錯誤，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書，或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圖像都不太完備，則各本都加影印收入叢書，整體學風謹嚴，結構規整。
2010年是中越雙方政府擬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內（古名昇龍）建城1000年。“偶合夤緣千里外，相期意氣兩情中。”當年從包括昇龍在內的越南各地出發來中國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員在中華大地上留下的充滿情感的文字，匯聚在今天出版的這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中，無疑已成為中越兩國乃至東亞漢文化圈諸國友好交往歷史的重要見證。可以預見，本叢書的出版，必將促使海內外各界較以往更多地關注中國和越南等周邊國家的歷史因緣，更加重視東亞漢文文獻資源利用與研究，進而更深入地體認漢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深刻影響。
鄭克孟：有關漢文北使文獻
■鄭克孟 越南漢喃研究院教授、院長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國或歷史上民間人士遊歷中國時留下的漢文記載和圖畫，其中以燕行記、北使詩文集和北使程圖等為主要形式。
在越中邦交史上，兩國使者在多個世紀裡不斷接觸交流。關於越中邦交史的書籍資料原本相當豐富，但保存至今卻並不算多。越南漢喃研究院和其他圖書館的漢喃書庫中目前還保存著一批史料相當豐富的北使文獻，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國時用漢文撰述的各類作品。越南社會科學院所屬漢喃研究院認識到這批文獻的重要價值，因此與中國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合作，對有關材料進行收集和整理，編纂出版《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這一叢書。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國或歷史上民間人士遊歷中國時留下的漢文記載和圖畫，其中以燕行記、北使詩文集和北使程圖等為主要形式。這些作品以詩歌或散文形式呈現，內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記、見聞紀事和抒發離家鄉愁的雜感等。還有一些作品繪製了從昇龍（越南河內）到燕京（中國北京）沿途線路圖，每個使團經過或停留的地點都繪製地圖，並題詩吟詠。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選擇收錄的文獻，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獻原件主要存放於漢喃研究院的漢喃書庫（越南漢喃書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國家圖書館的漢喃書庫中只有三部相關作品，其內容與漢喃研究院的所藏書籍重複，因此未列入這次收集的書目中。
在這79部漢文燕行文獻中，時代最早的有陳朝名士阮忠彥（1289-1370）撰於14世紀的《介軒詩集》。接下來15、16世紀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於保存不全，又不是獨立完整成書成卷的，所以只能割愛。隨後是馮克寬在1597年出使途中創作的詩文《使華手澤詩集》、《旅行吟集》等。其餘作品主要是從17世紀後期至19世紀末葉撰寫的。在這些北使文獻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記述有越南使者與朝鮮使者在中國唱和的詩歌，如1597年朝鮮使者李睟光與馮克寬，以及18世紀朝鮮洪啟禧與黎貴惇的唱和詩。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的出版形式是原書影印，每種文獻前有一篇向讀者介紹該文獻作者及作品內容的解題。
周振鶴：“學界感到了巨大的興趣”
■周振鶴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治歷史地理學
做歷史，尤其是做歷史編纂學，材料是最基本的東西，先材料而後方法。20世紀史學大發展，就是因為我們有四大發現，首先是甲骨文，其後是敦煌遺書，再後是秦漢簡牘，再後是明清檔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從周邊看中國，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視的。越南燕行圖出在前，朝鮮燕行圖也準備出版了。
燕行圖在國內出了選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還沒有過。越南的史料基本上過去沒有出過，有日本學者到越南影印過，但是沒有這么漂亮、系統的出版出來，而且裡邊有稿本和鈔本，很珍貴。首次系統而且相當完整地把這些材料出出來，對推動東亞史跟中國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處，學界感到了巨大的興趣。
有歷史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歷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沒有歷史感。對一件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他們認為是不重要的，只關心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樣的。
葛兆光所提出的從周邊不同文化體看中國，當然是研究的一個新方向了。在中國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現在的學科壁壘比較嚴重，文學和歷史分家，而且歷史研究也分了很多類，世界史，本國史，本國史又有專門史，斷代史，社會史，經濟史，越分越細，“從周邊看中國”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光從自己國家的材料出發，到底別人怎么看我們，要多一面鏡子。
我過去也說過，乾隆皇帝認為清帝國是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不願意與英國人交易，最多賞賜給英國人些茶葉、絲綢，他認識自己了嗎？沒有。因為他不認識對手。不認識對手，就等於不認識自己，因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就爆發了。
所以，通過別人認識自己是很重要的。歷史研究也是這樣，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來研究自己，顯然是不夠的。西文文獻里還有很多關於中國的史料，也是以後需要深度發掘的。
中國文化里，歷史有很大的意義。中國文化正是因為有歷史感，所以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文化從古到今的變化，自覺維護這個文化的脈絡。《為政》篇中，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文化的特點在於損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毀掉，這是中國文化可以長期延續下來的緣故。了解歷史，就了解了這一點。有歷史觀是中國的優良傳統——知道我們的根在哪裡，自己從哪裡來，文化的變遷過程，也可以知道我們文化的變化走向。
賀聖達： “更好的認識中國”
■賀聖達 雲南大學教授，雲南省文化參事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有關中國的越南古代漢文的第一手資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漢文文獻當中非常特殊的一個品種，是由使臣出使而產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經歷、見聞，內容相當豐富，由於中越兩國特殊的關係和歷史交往，燕行文獻也可以說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結晶。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整理的大概是79種，整理出了1萬多頁，每頁300來字，相當豐富。中國域外漢文文獻，涉及中國的專門的記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吳晗先生民國時期從《李朝實錄》中輯出的十幾冊明清中國資料，從此之後，再沒有這么大的系統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漢文獻當中有關中國的資料是第一次整理。
第二，這個文獻的特點是形式多樣，內容非常廣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價值。越南使臣從鎮南關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繞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兩年，時間如此之長，一路上看得比較仔細。文獻的形類也是多樣的，包括行記、詩文、地圖，而且，時間跨度也是很長，最早的是14世紀初，最晚是法國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對中越關係史，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史、社會史，還有民間民俗，歷史地理學，交通史，都有研究價值。其中有些內容是正史都沒有過的，補充了中國歷史之不足，包括相關文獻的不足。
第三，越南漢文燕行文獻是漢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資料。其中講到越南與中國文人、與朝鮮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還有琉球的，是整個漢文化圈，包括漢字文化、文學史的豐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對越南文學史、文化史、藝術史、書法史等資料的意義。
第四，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比相關的研究又進了一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專門對漢南古籍79種文獻的真偽、編年，排次進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簡要評價，每一種的內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輯錄，更是研究，考訂更細更準確。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對當下的意義，就是在於怎么樣更好的認識中國。
傅傑: 建立"燕行錄學"？
■傅傑 復旦大學教授，中文系副主任
燕行文獻是很特殊的史料，是當時的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節，或是旅行者，到中國的行記。到外國，新鮮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對本國人熟視無睹的東西有了新的發現，或者是和本民族的東西相比較，除了詳細的記錄，可能還會發表一些觀感。這種記錄，有的是日記，有的是詩文，帶有備忘錄的性質；有外交性質的記錄，可能還會有情報的性質。所以，燕行資料會比較詳盡，有國內的歷史記載不太關注的資料。
韓國前些年出版過本國的燕行錄，印過150冊，當然書很貴了。有聞風而動的學者甚至宣稱要建立一門燕行錄學，內地已經出版了一本《燕行錄研究》，主要根據韓國出版的燕行錄，引了些可以補充我們正史史料所不備的東西，寫了一篇燕行錄學引論，宣稱燕行錄學將是本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標誌，希望可以與敦煌學相提並論。
應該說，韓國出版的燕行錄確實提供了很多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獻更是我們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這次由復旦文史研究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的學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獻進行詳細的選擇、考證，撰寫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內容，上到對中國皇帝的認知，下到文人之間的交往，風土民俗的交流，確實很多可以與我們的史料相互補充。
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國學已經有很多年，他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專著在學界影響很大，他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就一直關注“從周邊看中國”的問題。復旦大學聘請他來做文史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就確立了幾個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從周邊看中國”。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邊看中國，可以改變過去我們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問題，和以西方為唯一的鏡子看中國的問題。從周邊看中國，主要是通過中國周邊各個文化區域留存的各種文字的資料，返過來觀察研究中國的政治、歷史、社會和文化。這個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來很麻煩，首先要解決的，正是史料的問題。應該說，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國內還是不多的。
（周振鶴、賀聖達、傅傑文章由本報記者採訪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