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思想
正文
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所提出的變法維新的政治思想。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號召，以“變法”、“改制”為旗幟，期望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改革封建專制政體，建立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發展概況 19世紀60～70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侵入和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出現了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早期改良派的維新思潮。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有容閎、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自富自強而救國。主張和列強進行“商戰”，抵制列強的經濟掠奪，維護民族利益。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辦學校以培養人才，改革用人制度；也提出設議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問題。但從總體上看，早期改良派重視變“用”，不重視變“體”；注重經濟改革，不注重政治改革。他們沒有總攬全局，而側重於枝節問題的改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收效甚微。
19世紀80、90年代，經過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中國連續失敗，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民族資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進步人士紛紛設廠救國，使民族資本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卻受到了內外反動勢力的壓制和束縛。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為擺脫壓制和束縛，更為挽救民族危亡，他們遊說公卿,上書當朝,集會京師，積極鼓吹變法維新，自強救國。 他們還通過組織政治團體(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出版報刊（《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開辦時務學堂等途徑,進行變法宣傳，培養變法人才，推動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形成和發展。
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代表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人,總結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和實踐,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將變法維新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和一整套變法維新主張。康有為的3部著作《人類公理》(1884)、《新學偽經考》(1891)、《孔子改制考》（1892），奠定了變法的理論基礎。1888～1898年間的7次上書，系統闡述了變法綱領和改革方案。梁啓超著的《變法通議》，嚴復著的《原強》、《辟韓》、《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和翻譯的《天演論》，譚嗣同著的《仁學》等，充實了變法維新的理論和思想內容。康有為是維新派的領袖和戊戌變法運動的實際領導者。梁啓超在變法輿論宣傳上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影響。譚嗣同主張衝破一切封建網羅，思想比較激進，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嚴復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理論，為變法維新運動增添了思想武器。他們是當時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和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家。
基本內容 他們的政治思想主要有：①自強救國的愛國思想。維新派大聲疾呼救亡圖存，要求結束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發展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希望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擺脫貧困、落後和被動挨打的狀況,以挽救民族危亡。在他們看來,變法能夠自強，自強可以救國，不變法自強就要亡國。康有為痛陳時局的危急，指出外國列強正在從四面八方蠶食、侵吞中國，國家已經危在旦夕。不變法自強就不能挽救這種危急局面。要變法就必須大變、全變，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嚴復以西方進化論“優勝劣敗”等觀點，說明避免亡國滅種的厄運,只有變法自強,別無他途。譚嗣同則明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態度，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以維護民族利益。他們這些思想，是推動維新變法運動的動力和基礎。
②社會歷史觀。維新派根據中國古代的“公羊”三世說、小康和大同說，引用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等， 指出變易、 進化是歷史的普遍規律。“變”不僅是天地萬物的“物之理”，也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公理”。綜觀古今中外，“變”與“不變”，是一個國家強弱存亡、興衰繼廢的關鍵。以這種變易、進化的社會歷史觀為根據，他們提出“全變”、“變本”的變法指導方針。 同時，批判頑固派 “祖宗之法不可改”和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等原則。在社會政治理想上，他們憧憬著大同世界，為此作了美好的構想和描繪。但是，他們的社會歷史觀是按照所謂“三世相演”的，即由據亂世（多君為政之世）、而昇平世（一君為政之世或君主立憲）、而太平世（民為政之世或大同），循“拾級而升”的機械次序和程式發展。“昇平世”或“君主立憲”是不可逾越的階段，既不能“躐等”,也“不可期之以驟”,只能以漸進的改良，建立君主立憲制。
③政治綱領。維新派認為中國衰敗的原因在於傳統的封建專制君主制和集權制度，而東西各國之強盛皆以立憲,“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提出要“設議院以通下情”；設責任內閣和制度局，執掌行政；設法官獨立執掌司法。為達到這一目的，認為必須做到三點：“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日主以時見之”(《上清帝第六書》)。康有為的“大同社會”，梁啓超、嚴復對西方資產階級“民權”思想的宣傳，譚嗣同發出“衝決一切網羅”，“廢君權、昌民權”和讚賞18世紀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呼聲，雖具有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成分，但不是綱領的主流，他們的政治綱領核心是要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④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改良措施。維新派主張以建設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為目標,“定新制,行新法”。治國以“富國為先”，以“勸工”、“惠商”為“養民之法”。在各種產業中實行僱傭勞動制，發展大機器生產，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開發本國資源，修礦山、築鐵路、造船舶、鑄銀幣、發鈔票、辦銀行，獎勵發明者和“成大廠以興實業”者。改革舊教育，發展新教育,“廢八股,興學校”，鄉立國小，縣立中學，省和中央立大學,並向外國派遣留學生,廣收博採“西學”，改革教學內容和方法，培養新式人才，等等。
影響 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政治思想及其改良方案，指導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實踐。他們“革故鼎新”的基本思想和精神，衝擊了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思想和風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大的啟蒙意義。但是，他們的政治思想體系中也含有保守的、反對根本變革的思想成分。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們轉為保皇派，其政治思想中的消極因素成為保守、倒退、直至反對革命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