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起源
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貨幣較早的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貨幣發展及紙幣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覆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
貨幣發展及紙幣“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鑑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貨幣的發展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使用貨幣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中國古代貨幣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六次重大的演變：一、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 在中國的漢字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從“貝”。由此可見，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 隨著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貨幣需求量越來越大，海貝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開始用銅仿製海貝。銅貝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隨著人工鑄幣的大量使用，海貝這種自然貨幣便慢慢退出了中國的貨幣舞台。 二、由雜亂形狀向規範形狀的演變 從商朝銅貝出現後到戰國時期，我國的貨幣逐漸形成了以諸侯稱雄割據為特色的四大體系，即：鏟幣、刀幣、環錢、楚幣（爰金、蟻鼻錢）。 秦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一○年頒布了中國最早的貨幣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規定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秦國圓形方孔的半兩錢。 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錢在全國的通行，結束了我國古代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雜亂形狀向規範形狀的一次重大演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這種圓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續到民國初期。 三、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劉邦建漢後，允民私鑄錢幣。豪紳富商和地方勢力乘機大鑄惡錢而牟利。文帝時“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漢武帝收回了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一管理，這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此後，歷代鑄幣皆由中央直接經管。鑄幣權收歸中央，對穩定各朝的政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秦漢以來所鑄的錢幣，通常在錢文中都明確標明錢的重量，如“半兩”、“五銖”、“四銖”等等（二十四銖為一兩）。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淵決心改革幣制，廢輕重不一的歷代古錢，取“開闢新紀元”之意，統一鑄造“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一反秦漢舊制，錢文不書重量，是我國古代貨幣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開元通寶錢是我國最早的通寶錢。此後我國銅錢不再用錢文標重量，都以通寶、元寶相稱，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後的“民國通寶”。 五、由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 北宋時，由於鑄錢的銅料緊缺，政府為彌補銅錢的不足，在一些地區大量地鑄造鐵錢。據《宋史》記載，當時四川所鑄鐵錢一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在四川買一匹羅（絲織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鐵錢。鐵錢如此笨重不便，紙幣交子就在四川地區應運而生。交子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金屬貨幣向紙幣的一次重要演變。 交子不但是我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六、由手工鑄幣向機製紙幣的演變 清朝後期，隨著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逐漸傳入，光緒年間已開始在國外購買造幣機器，用於製造銀元、銅元。後來，廣東開始用機器製造無孔當十銅元。因製造者獲利豐厚，各省紛紛仿效。 清末機制貨幣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手工鑄幣向機制貨幣的重林演變。 從此，不但鑄造貨幣的工藝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壽終正寢 “交子”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紙幣的出現是貨幣發展的重大進步，在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發行和使用紙幣，不過，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紙幣的流通面並不廣，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屬貨幣。中國紙幣的大量發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後的事情。
民國時期紙幣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喪權辱國的清朝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光輝一頁。辛亥革命前已在國外發行“鑄餉券”，為了軍事開支的需要，又發行了“軍事用票”等紙幣。辛亥革命勝利後，於民國初年，原“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把交通銀行定為國家銀行，先後發行兌換券，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於1916年停止了兌現承諾，1924年，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發行貨幣。此外。經國家核准的普通商業銀行也發行了鈔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機構也先後發行了地方鈔票。民國時期，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縣，亦都相繼發行了各類眾多的鈔票，鑄行了多種金幣、銀元、銅元、鎳幣等貨幣。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喪權辱國，把中華民族推向國將不國的危亡境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為中國近代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孫中山先生為籌集糧餉軍械和革命活動經費，積聚革命力量，在國外發行了籌餉券；南京臨時政府為掃除清政府的殘餘勢力，應付軍政急需，發行了陸軍部"軍事用票"和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各省回響武昌起義，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發行了帶有辛亥革命標誌的鈔票，這些鈔票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揮了很大作用，是這一偉大革命運動的產物和見證者，一向作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們的珍視。
國家銀行票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仍沿用舊名。“中國”和“交通”二行在民國初年，被定為國家銀行，繼續發行兌換券。後因袁世凱稱帝，而引起了討袁戰爭。接著各地軍閥進行混戰，財政狀況極為惡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兌現，引起了糧食和各種商品價格急劇上漲，使勞動人民蒙受了很大損失。1924年，孫中山先生為調節金融，活躍經濟，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發行貨幣，履行國家銀行的職能。
商業銀行與特種銀行票
除國家銀行發行票外，不少普通商業銀行經政府核准也取得了發行鈔票的特權。在前清取得了發行權的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信成銀行等。民國政府成立以後才取得發行權的有中國實業銀行、中南銀行、大中銀行、中國絲茶銀行等、另外，還有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的特銀種行，如殖邊銀行、邊業銀行、勸業銀行等，這些銀行在抵制外鈔、發展中國民族經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軍用票
辛亥革命後，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稱帝激起了以雲南為開始的全國規模的討袁戰爭。各省紛紛成立“護國軍”、“靖國軍”，宣布獨立。討袁戰爭結束後、北洋軍閥形成一股軍事政治力量。它們在各自的*山——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互相爭鬥，使全國陷入了連年內戰之中。各地軍政權為了籌措餉需進行戰爭，一般都發行了軍用鈔票。這類鈔票均在戰地發行，屬於臨時性質。這部份負擔，當然都無一例外地轉嫁到了勞動人民身上。
國民政府紙幣
法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之交，我國因受國際金價及銀價波動的影響，白銀不斷外流，銀本位幣制難以維持，國內的貨幣發行也未趨統一，雜亂不堪。國民黨政府於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同時禁止銀元在市面上流通，並強制將白銀收歸國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法幣急劇貶值。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餘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到1947年4月，發行額又增至16萬億元以上。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徹底崩潰。
關金券
關金是“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的簡稱，為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海關收稅的計算單位。原來海關收稅為銀兩，1929年世界銀價大落，影響關稅收入。政府於1930年1月決定徵收金幣，以值0.601866克純金為單位作標準計算，稱“海關金單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兌換券，作為繳納關稅之用。1942年4月，以關金一元折合法幣二十元的比價，與法幣並行流通。1948年8月發行金元券後，停止發行。
金元券
鑒於法幣惡性膨脹，國民經濟面臨崩潰之勢，國民黨政府於1948年8月19日再次進行幣制改革。規定金元為本位，開始發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純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萬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然而金元券卻以更快的速度膨脹，前後不到十個月，發行總額達1，303，O46億元，比原規定的發行額20億元增加六萬五千餘倍，物價比幣改初期上漲一百七十萬倍。解放前夕，上海銀元一元可換金元券16億，各地紛紛拒用，逐以銀元代替流通。
銀元券 東北九省流通券
大陸解放前夕，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民間多已自動重新使用銀元。國民黨政府乃恢復銀本位幣制，在重慶、廣州一帶發行銀元券。規定金元券五億可向中央銀行兌換銀元券一元。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政府決定在幣制方面採取分區發行制度。對於經濟環境特殊地區，發行區域性流通券，限在當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東北地區發行了“東北九省流通券”，其幣值為法幣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發行。
1924-1949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如農民協會、蘇維埃政府、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金融組織，解放戰銀時期的各地區銀行所發行的銀、銅、紙、布等貨幣，統稱人民政權貨幣。這些幣在各個歷史時期對穩定金融，推進革命形勢的發展，擴大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項固，乃至中國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戰爭時期農民協會貨幣
1924年至1927年，孫中山先生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全國出現了國共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的革命熱潮。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農民運動蓬勃發興起，很多地方建立了農民協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地主豪紳的農民革命鬥爭。農民革命政權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後，為活躍農村經濟，方便農民借貸，於是就在許多地區建立了金融組織，發行了自已的貨幣。"瀏東平民銀行常洋券"、"瀏陽金剛公有財產保管處"的期票以及"黃岡縣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國工農革命政權早期的貨幣。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貨幣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各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為了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活躍農村經濟，鞏固革命政權，先後以工農銀行、蘇維埃政府以及其它經濟部門的名義，發行了一百五十餘種紙幣和十餘種布鈔。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統一，蘇區的貨幣經歷了由區、縣銀行貨幣到特區和省銀行貨幣，最後統一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及其各分行的貨幣，這樣一個由分散到集中統一的過程。這個時期的貨幣是在艱苦、困難的戰爭環境中因陋就簡印製發行的。它是票面設計充滿了濃厚的革命政治意義，反映了黨在當時特定環境中的戰鬥風貌。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貨幣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開闢了大片敵後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從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外，又在華北敵後先後建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華中先後建立了蘇北、蘇中、浙東、皖中等8個抗日根據地；在華南建立了東江和瓊崖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為發展農業生產，防止和抵制敵偽鈔的侵入和流通、保護根據地人民的財富，都分別設立了自已的銀行，發行了貨幣。在抗日戰爭中，各根據地發行的貨幣，一般稱為"抗幣"或"邊幣"。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貨幣
抗日戰爭勝利後，原來各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本來有可能統一起來。然而，由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爆發，不得不繼續分散發行。同時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和解放區的日益擴大，發行銀行又有所增加和整。抗日戰爭初期，原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各行政公署設立的地區性銀行，合併組成了華中銀行。東北解放區增設了"東北銀行"、"嫩江銀行"、"關東銀行"等。內蒙古自治區增設了"內蒙古人民銀行"。中原地區增設了"中州農民銀行"。冀熱遼解放區先後增設了"熱河省銀行"和"長城銀行"等。這些銀行都在艱苦的條件下發行了自已的貨幣，對穩定解放區的金融市場、發展生產、保證供給、支援解放戰爭起了積極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幣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開始發行人民幣。習慣上，人們將開始發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幣稱為第一套人民幣。這套人民幣的面額分別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種，版別62種，其中：1元券2種、5元券4種、10元券4種、20元券7種、50元券7種、100元券10種、200元券5種、500元券6種、1000元券6種、5000元券5種、10000元券4種、50000元券2種。由於當時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高漲，因此，這套人民幣沒有發行輔幣，也沒有發行金屬貨幣。
這套人民幣最早設計的票版上有毛澤東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鈔票上印他的像。他說，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將來當上政府主席再說吧。1949年10月，毛主席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曾當面請示毛主席：人民幣上能否印毛主席像。毛主席還是不同意，他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當上了，但當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為進城前我們開會(七屆二中全會）已作了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廠和建築物的名稱及地名，以保持艱苦奮鬥、謙虛謹慎的作風，制止歌功頌德、防止驕傲自滿的現象。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幣上始終未印他的像。
這套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六字是董必武應南漢宸之邀題寫的。當時，董必武是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於這套人民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發行，因此，它上面沒有國徽圖案，其他的幾套人民幣上均有。
這套人民幣至1950年8月停止印製。由於新中國成立後，採用公元紀年，因此後期設計印製的人民幣上不再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等年版號字樣，而全部採用公元紀年表示的年版號，且在一張鈔票上用阿拉伯數字和漢字兩種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這套人民幣採取多地區分散設計、製版、印刷和分地區就近發行的辦法，因此缺陷較多。主要是內容繁雜，主題思想不突出、不明確，圖案既有反映工農業生產的勞動場面，也有反映交通運輸的場景、名勝古蹟等等；鈔票種類多，面額種類差別大，最小面額為1元，最大面額達50000元；印刷技術各異。從石版、凸版、膠版、凹版到膠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紙張就地取材，導致印製質量參差不齊，有的鈔票相當精美，有的比較粗糙。從整體上來說，防偽性能較差。
紙幣發行量依據
按照目前理論的說法，紙幣的發行量是以黃金儲備量為依據的。這種說法值得推敲。第一，黃金作為價值物，它只是眾多價值物中的一種，它的價值只能是全部社會價值中的一部分，而不能等同於除它自身以外的全部價值物的價值；更不可能等同於包括它自身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價值。因為，如果黃金能夠充當價值交換的一般等價物，那么，從總體上講，全部黃金的價值就等於除黃金外的全部其它勞動產品的價值。
第二，從現實的、實際情況看，到2003年7月，我國的黃金儲備量為600噸，如果按每克100元人民幣計算，也不過600億元人民幣。據統計，2003年，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這個數字是一個實際實現了的交易數字。如果黃金作為充當一般商品交易的等價物，那么，黃金的儲備量至少應等於這個數字。有人可能說，這涉及到商品周轉次數，實際的貨幣需求量應小於累計商品交易量。但是，我國的居民儲蓄餘額達到12萬億元則是一個必須用貨幣表達的經濟範疇。再說，我國去年國家財政收入達2.17萬億元，這兩個數字都遠大於實際儲備的黃金價值，不僅我國如此，其它國家也是如此。因此，“紙幣的發行量與黃金儲備量相當”之說是一個謬誤。
那么，紙幣的發行量到底是以什麼為依據呢？
我不是中央銀行的行長，也不是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我當然不清楚他們是按什麼標準來發行貨幣的。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認識來理解。我認為，如果要找到紙幣發行量的依據，就必須首先找紙幣的發行依據。
那么，紙幣的發行依據是什麼呢？我認為，紙幣的發行依據是國家或地方政府，或有實力和信譽的組織，憑藉自己的權力、實力和信譽，發行的一種貨幣符號。紙幣的首要功能是貨幣符號，這個貨幣符號可以代表國民勞動財富水平，滿足貨幣發行組織管理和發展經濟、獲取利潤的需要；滿足交易的需要，便利、促進交易。如果我有一袋大米，需要用來換取一部手機，那么，我就必須把大米賣給中央銀行，換回紙幣，再用紙幣去購買手機。中央銀行給我的紙幣量，是以標準勞動量來計算我的大米的勞動價值量的。在這樣的機制下，全社會的商品就必須與中央銀行進行商品—貨幣交易。中央銀行收購全部商品，依此發行貨幣。持有貨幣的人，又可以用貨幣去換回所需要的非貨幣商品。這就是財富的貨幣化。
那么，紙幣的發行量是不是以全社會的勞動財富為發行依據呢？如果是這樣，那么，象土地、文物、商標、專有技術等資產就只有進入交易才能形成真正的貨幣資產，而當它們沒有進入交易領域，或沒有進行實際的交易，則不能形成貨幣化的資產。對於沒有進入交易或沒有將勞動產品賣給或抵押給中央銀行的，就不能形成貨幣發行量。但是，在紙幣發行之初又確實必須以這個全社會實有財富量為發行依據。上述是對於貨幣，現實地說，就是對於紙幣的初始發行量的思考。
社會財富是不斷增長的，主要是因為人是要不斷地投入新的勞動，從而形成新的財富。對於新投入的勞動和新形成的財富，就必須有新的貨幣作交易保證。對於新增的貨幣發行，就要以新增的有效勞動量作為貨幣發行的依據。貨幣新增的發行量可以GDP為發行依據，因為，GDP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在新的一年裡所投入的新的勞動量，這個勞動量應該用貨幣來表現和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