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史
豐鎬遺址位置示意圖 中國西周都城遺址。即文王所建豐邑和武王所建鎬京的故址。在陝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灃河兩岸，豐在河西，鎬在河東。面積超過17平方千米。年代約當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1933年調查發現，1951年起開始發掘 。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馬王村、洛水村、客省莊等地有夯土建築基址，客省莊附近的10餘座基址，多數在100平方米上下，其中4號基址的面積超過1800平方米。雖然基址破壞嚴重，但從宏大的規模，附近出有排水設施和西周板瓦等來看，當初應是大貴族的住宅。此外，豐鎬遺址中還發現陶窯、鑄銅用的陶范及製作骨器的遺存，其中有些應是手工業作坊遺址。在張家坡、客省莊及普渡村等地發現了墓葬，以及祔葬的車馬坑、馬坑、牛坑等，總數有1000餘座。1984年在張家坡發掘3座大、中型墓，其中的157號墓是有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中所出銅器有井叔銘文，發掘者認為是井叔的墓葬，位於其兩側的是井叔妻室的墓。中型墓往往兒發生先天性風疹而致畸形。診斷根據接觸風疹病人史和典型臨床表現。有青銅禮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玉石裝飾品和漆器。少數墓中有殉人。遺址內還多次出土銅器窖藏，如1961年在張家坡村東發現銅器53件，有銘文的32件；1973年在馬王村發現銅器25件，有銘文的10件。在新旺村附近，1967、1973、1982年也3次發現銅器窖藏。
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4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兩次沿灃河進行過考古調查。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門設立豐鎬考古工作隊，長期開展西周豐、鎬兩京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其考古工作大體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從30年代開始至50年代初期，重點調查了灃河流域水系、地貌及西周遺址分布情況，大體確定了豐鎬兩京的方位；第二階段，從50年代中期開始至70年代末期，是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階段，工作地點主要在灃西的客省莊和張家坡，揭露面積幾萬平方米，發現了夯土基址、房子、灰坑、窖藏坑和墓葬、車馬坑等遺蹟，獲取了許多重要的實物資料，為全面認識西周文化的面貌和內涵，確立西周遺址和墓葬的分期奠定了基礎；第三階段，80年代初至今，主要是全面普探、重點發掘階段。在灃西張家坡、客省莊、馬王村、新旺村、灃東花園村、洛水村、普渡村等地，發現了許多夯土基址、制骨作坊、陶窯、墓葬、車馬坑，並發掘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大的收穫是發掘了西周重要貴族井叔的家族墓地。
都城布局
豐鎬遺址事實上，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的大城市，開創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寬暢、宏偉的先河，樹立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總規制，一直是後來城市總體布局的楷模。
豐京遺址
豐京亦稱豐邑，周文王伐崇侯虎後自岐遷此，《詩·大雅·文王有聲》：“既伐於崇，作邑於豐”。位於灃河中游西岸，東界灃河，西界靈沼河，北至郿鄠嶺崗地北緣，即今客省莊村北至海家坡一線，南到石榴村至魯坡頭，面積約8～10平方公里，是一處南北狹長，四面環水，相對密閉的地區。在這個區域內，西周遺址和墓葬比較密集。位於豐京東北部的客省莊、馬王村是一片瀕臨灃河的高地，已發現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處。夯土基址建築群的西部還發現幾處西周貴族的居址。雖然現尚無文字資料可以確認這裡是西周王室的宮殿、宗廟區，但可以肯定，是豐京內重要的建築地點。豐京南部的新旺村、馮村也是一片較為平坦的高地，先後4次出土西周窖藏青銅器，可能也是豐京內西周重要貴族的居址。位於豐京西北部的張家坡崗地，東西約600米，南北約400米，西周初期作居址使用，西周早期以後，成為豐京區域內最大的一處公共墓地，現已發現西周墓葬3000餘座。
鎬京遺址
鎬京位於灃河東岸，商周時期的西北界臨灃水，東界古潏水，南近洨河，是一處四面環水，相對密閉的地區。因遭漢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壞，雖有一些重要遺蹟被發現，但範圍和總體布局仍不明晰。根據考古調查，漢昆明池以北的斗門鎮、花園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莊等地西周遺蹟很豐富，總面積約8平方公里，可能是鎬京的中心區域。花樓子村與洛水村之間，在北臨灃河的高陽原較低的階地上曾發現10處西周夯土建築。在洛水村西和普渡村北還發現有制陶作坊遺址和大型夯土基址，斗門鎮則發現西周窖穴、灰坑和大批窖藏青銅器。另在花園村北至普渡村東高地上，在約5萬平方米的範圍內探出數百座西周墓葬和車馬坑，長甶盉、禽鼎、方鼎、簋、伯姜鼎均出土於此。
發掘成果
遺址
豐鎬遺址陶窯已發現20餘座，分為橫式窯和豎式窯兩類，窯室都呈圓拱形。洛水村的陶窯為豎式窯，火膛位於窯室的下面，窯箅上有數個圓孔形的火道。客省莊的陶窯為橫式窯，火膛位於窯室的前方，是一筒狀甬道，窯室周壁有環形火道和一條分火道。
按照豐京遺址五年考古工作計畫和創新工程總體目標，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豐鎬隊工作圍繞發現的曹寨水面和曹寨西河道周邊進行鑽探，並對曹寨——大原村河道進行了發掘。
鑽探區域位於曹寨村西和村北。鑽探面積約16.7萬平方米。共發現遺蹟灰坑115個，其中有108個為西周灰坑；晚期坑155個；墓葬214座，其中有15座西周墓；西周水井3座；晚期陶窯2座。
曹寨——大原村河道發掘共布探溝4個，發掘面積213平方米。具體情況如下：2014SCZT1位於曹寨西，方向正北，為21米×3米探溝；2014SDYT2位於大原村東，方向正北，為18米×3米探溝；2014SCZT3位於曹寨西，方向45°，為20米×3米探溝；2014SCZT4位於曹寨西，方向正北，為12米×3米探溝。
通過鑽探和發掘，確定該河道流向為自東向西，東引自灃河，西連靈沼河。T1與T2內河底海拔相差約1.2米；沙層厚度東薄西厚。河道的寬度為11.75至15.84米；最深為1.4至2.95米。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物，對河道形成、使用和廢棄的年代與過程有了初步認識。該河道形成年代當在西周晚期以前，西周晚期開始出現斷流現象，以致逐漸廢棄。漢代時，局部地區存在低洼地或封閉的水面，如大原村T2。漢代以後被填平。根據河道結構、地形地貌以及河道周邊遺蹟分布狀況，河道為人工建造的可能性較大。
遺物
出土遺物有石器、玉器、陶器、銅器、骨、角、蚌製品、原始瓷器及裝飾品。斧、錛、鑿、錘、鏟、鐮、刀等生產工具，多為石制或蚌制，銅鏟僅發現一件；生活用具多為陶製，有鬲、甗、鼎、甑、簋、豆、盂、罐等，出土的瓦長45厘米，寬30厘米，表面或背面有瓦釘或瓦環；銅禮器出於窖藏和墓葬，有200餘件，其中有銘文的50餘件。新旺村出土的銅鼎重80餘千克，應為王室或大貴族使用的重器。同一地方出土的?盂，有銘文49字，記載周王內宮后妃遴選宮人宮婢之事。馬王村出土有許國國君(鄦男)嫁女的媵器。灃東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銘文長達277字，記載西周厲、宣之際周人與?狁之間的戰爭。這些銅器大都發現在居住遺址或其附近，同一個窖內出土的銅器有的非一家所作，少數年代較早，大都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可以推測大概是由於西周末年犬戎之亂時埋入地下的，對於探索豐鎬兩京的布局和西周歷史的研究都是極為重要的材料。另外，還出土2片刻字卜骨，有人認為所刻的字是易卦中的卦象，也有人認為是已經失傳的文字。
墓葬
已發掘的墓葬總數達千餘座。依形制可分為3類:第一類為帶墓道的大墓，包括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這類大墓的周圍多有數座車馬坑、馬坑陪葬，墓葬的主人應為畿內公卿或侯伯，張家坡墓地中幾代井叔的墓葬都屬此類。第二類為土坑豎穴墓，數量最多。早期墓坑狹長，有腰坑，晚期墓坑寬短，少見腰坑。第三類為偏洞洞室墓，有土坑豎穴墓道，一側挖出偏洞墓室。此類墓數量較少，其形制反映出西周文化與甘青地區青銅文化的密切關係。西周多為仰身直肢葬，頭向不固定，隨葬品一般放在頭前2層台上。早期大、中型墓中有殉人。
發現的墓葬及附葬的車馬坑、馬坑和牛坑約400座。其中除少數出自普渡村外,餘均在張家坡及客省莊。墓葬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數為俯身直肢葬，頭向不固定。隨葬品多放在頭前、棺內或棺槨之間，兵器放身旁，祭食放在頭前二層台上或容器內。早期墓有殉人，一般1人，多則殉3人。
車馬坑有方形、扇形、長方形3種。前兩種都埋1車2馬,長方形豎穴中埋2車4馬、2車6馬或3車8馬。車箱下常有殉人；馬坑多長方形豎穴,內埋馬2匹；牛坑為圓形或長方形，內埋牛1頭。
張家坡西周墓地發現有幾座墓葬聚葬的現象，或墓葬並列，或頭頭相對，或頭足相對，或成方折形排列。這些墓葬規模相近，隨葬器物組合相仿，墓主可能是同一家族的成員。車馬坑形狀有方形、扇形、長方形3種，一般是一車二馬，有的四車八馬，大都有一名殉葬輿夫。
遺址分期
刻字卜骨灃西張家坡西周居址分為早晚兩期。出土的陶器有較大差異。早期以黑色和紅色磨光陶為主，紋飾多印紋，器類以錐足聯襠鬲、盆、折肩罐、簋、尊為主。晚期以灰色和紅褐色陶為主,基本不見磨光陶,紋飾多弦紋和篦紋，器類以足跟疙瘩狀袋足鬲、矮足仿銅鬲、深腹盂、圓肩弦紋罐、淺腹盆、圜底瓮為主，很少見簋、尊。早期相當於文王居豐至成康之際，晚期相當於穆王至西周末年。灃東洛水村、白家莊西周居址分為3期，早期大致和灃西早期相當或略晚，中期和晚期約當灃西晚期。
西周墓葬
西周墓葬大致可分作4期。第一期陶器以高領袋足鬲和磨光圓肩罐或折肩罐為主，時代約當文王作邑於豐之時。第二期陶器有錐足聯襠鬲、折肩罐、深腹簋、盆等，一些墓葬還出土了成組青銅禮器，時代為西周早期，約從武王到昭王前後。一、二期墓葬常設腰坑，坑內殉狗架，墓葬中殉人，殉牲現象較多，用於陪葬的車馬坑也多屬這一時期。第三期墓葬陶器有聯襠鬲、仿銅陶鬲、深腹簋、折肩罐、粗把假腹豆等，有一些墓中還出土了成組成列青銅禮器和玉器。時代約當西周中期，即穆王至夷王時期。第四期墓葬陶器有足跟疙瘩狀袋足鬲、仿銅陶鬲、高柄豆、深腹盂、弦紋罐、圜底瓮等。時代約當西周晚期，即厲王、宣王、幽王時期。
鎬京遺址
鎬京遺址的西周遺存可分為3期。陶器中尊僅見於早期，圈足盤和三足罐見於中期，甑見於晚期。各期器物的器形和特徵與豐京遺址所出者相同。
研究成果
考古成果
豐鎬遺址未解之題
尚待解決的問題：
1.由於河道東西兩端均被現代村莊疊壓，具體情況還要進行詳細鑽探。
2.河道的年代上限還不清楚，需要補充發掘。
3.河道的性質還需要進一步確認。需通過鑽探和發掘，確定是否存在橫跨河道的橋樑或道路遺蹟。
遺址保護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府對豐鎬遺址的保護非常重視。1956年,將設在張家坡遺址的磚廠拆除搬遷,嚴格限制在遺址範圍內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和平整土地活動。8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出遺址保護的範圍，國家文物局同意並轉陝西省政府請予公布。遺址內亂建現象基本上得到制止。
遺址範圍
豐鎬遺址自1931年民國著名學者徐炳昶等先賢開豐鎬現代田野考古之先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相繼對豐、鎬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遺憾的是，豐鎬遺址仍有諸多懸疑無法用單一的考古學去解決。
地理學界泰斗孫嘉春先生運用地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豐鎬一帶地質地理環境進行了數十年深入研究，最新提出並論證了豐鎬遺址位於長安縣馬王村和斗門鎮之北，豐河兩岸一級階地的論斷，在人文史學界引起了波瀾，並既而被考古實物所證明。
經典記載豐鎬內宮室朝寢宗廟建築街衢井然《詩·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築城伊，作豐伊匹”；“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這裡，不僅記述了周文王伐崇勝利後建設豐邑並自岐邑遷都豐邑以及武王宅鎬的史實，而且表明豐邑是有堅固的城垣和護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講述開國歷史的史詩《詩·大雅．皇矣》中，稱“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堅固城牆的；“作豐伊匹”表明豐邑堪與崇城相匹敵。《詩·大雅》載：岐邑“立皋門，皋門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並具有高大對稱的城門。至於西周王朝苦心經營200多年的鎬京，無論是規模和形制，與岐邑、崇城和豐邑相比，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周禮·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傳》昭四年云：“康（王）有豐宮之朝。”《詩·小雅·巧言》載：“奕奕寢廟，君之作之。”《詩·大雅》載：“宮，肅肅在廟。”一些西周金文亦載宗周（鎬京）有宮室廟堂。這些文獻不僅表明豐邑和鎬京內建有宮室、朝寢和宗廟建築，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尚書·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鎬京），則至於豐。”從周成王自鎬京徒步至豐的記載來看，豐、鎬應是相距不遠的。近代學者從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考釋，西周早、中期諸王曾在豐邑執掌政事和主持各種典禮來看，雖“武王宅鎬”以來政治中心遷至鎬京，但豐邑還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對豐鎬考古建樹頗豐的胡謙盈先生稱“所以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或說二者是周都雙城，是很有道理的。”郭沫若將一些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京”考釋為豐京，盧連成先生將西周兩片甲骨刻辭中帶“草”字頭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釋為鎬京之“鎬”。無獨有偶，植物學上“豐、鎬”二字原意就是生長在豐水兩岸長勢茂密的草本植物，作為跨豐水的周都雙城動土前原應有此等荒野景觀。
豐鎬二京位置困擾考古學專家胡謙盈先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客省莊、馬王村、西王村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周代遺址，遺址東以豐河為界，西至靈台河，北至客省莊、張家坡，南至西王村、馮村；總面積約6平方公里。……豐邑中心似乎不能超出這個周遺址的範圍以外。”“在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園村、斗門鎮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西周遺址。……鎬京中心就在這個遺址之內。”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胡謙盈在總結建國後30年的豐鎬考古成果的基礎上將豐、鎬遺址範圍進一步具體化。曾長期主持豐、鎬田野考古的盧連成先生、鄭洪春先生所指出的豐、鎬遺址範圍與之略同。綜合而論，豐邑遺址包括豐西的客省莊、馬王莊、張家坡、大原村、曹家寨、馮村、西王村、石榴村等；鎬京遺址包括豐東的斗門鎮、普渡村、花園村、白家莊、上泉北村、下泉北村、洛水村等。然而，隨著豐鎬田野考古的繼續，對已圈定的豐鎬遺址範圍出現了一些必須正視的質疑，如：在所劃的豐、鎬範圍內，豐西的客省莊、馬王村大夯建築基址與馬王莊、客省莊、張家坡墓葬區相鄰；豐東的花園、普渡的夯土建築基址集中區與西周族葬墓地和陶窯近在咫尺，這與都城的內涵是極不協調的。因為，在周原遺址發現於賀家村、劉家村一帶的先周時期墓地和禮村、雙庵、衙禮、齊家、雲塘、黃堆等地的西周早、中、晚各期墓地，都與鳳、召陳等都邑的大型宮室建築遺址保持著相當距離，兩者相距最近也在1公里之遙。另外，在豐鎬遺址已發掘的數十座西周居址為橢圓形土窯式或方形、圓形半豎穴式小型居址，從居址內出土的大量蚌制刀鐮和其他生活用具來看，居址的主人多是從事農耕的市郊農民，而不像都市居民。
雖然豐鎬田野考古又取得不少新成果新發現，但至今豐鎬遺址考古還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豐鎬遺址地理學上的坐標渭河一級階地，周都豐邑和鎬京地理位置的選擇當是由其特定的地質地理環境因素決定的。
《詩·大雅·文王有聲》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這不僅表明豐水東（北）注入渭水的史實，而且表明了豐水在豐、鎬二都周圍繞流、積水的情形。《禹貢》謂：豐鎬之地“原隰底績。”學者史念海著文指出：“原是高平的地方，隰是下濕的地方。”“底績”的意思是在田野修浚畎澮，使積水都流到附近的川野。豐鎬地區的渭河二級階地，如細柳原、高陽原、眉塢嶺等地，就是地勢高平的原，而渭河一級階地與鎬池、彪池、靈沼等地和豐河等河川地帶則是下濕的隰地了。豐鎬地區沿渭河二級邊緣和陂池周圍分布有大量仰韶、龍山文化遺存，歷經先民們3000多年的苦心經營，到商、周之交，這裡當時的原隰皆已促成富庶之區了。《詩經》里不少謳歌這裡“原隰”的詩篇，如“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勻勻原隰，曾孫田之”“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這都說明“原隰”地帶都是周人的最佳生存環境。《詩經·小雅·白華》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可以想見，在今豐水東北田村和大蘇村一帶的渭河一級階地上荒古時代大片分布著野稻穀漂香的水田。豐鎬地區田疇縱橫，河網交織，不僅宜耕宜農，更是宜室宜家築都城了。
以農為本的周人，從后稷教稼有邰到公劉遷豳；從古公單父徙於岐下到文王作豐和武王宅鎬，周人無一不在認識、選擇、適應最佳的生存環境，當周文王姬昌從周原“董茶如飴”的岐下進軍渭水之南，戰勝了崇國，看到豐鎬這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的膏腴之地，當然就樂而忘歸見異思遷了。
地理學家在研究了豐鎬地區的地質、地理、水文和地貌特徵及其演變規律後，提出了豐鎬當在“原隰”的渭河一級階地，再結合考古學者們提供的寶貴線索，就可對豐邑和鎬京的地理位置做出準確測定。
豐邑遺址：遺址區東西寬約2.5公里，南北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7.5平方公里。區域內分布有沙河村、馬王村、韓家莊、韓南村、紀家村等。鎬京遺址：大致呈正方形，邊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9平方公里。區域內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莊、牛角村、南村等。
在著名地理學家孫嘉春先生依照地學和水文資料等作出豐鎬二都的具體方位後，使得現存諸多疑問迎刃而解，並且得到了考古學家多年來考古成果的有力反證：在豐邑範圍內曾大量發現比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窯、窯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遺址，並於這一帶發現了十餘座夯土遺址，其中呈“丁”字形的四號基址總面積達1826.96平方米；在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內還發現了陶水管道。在鎬京範圍內，考古學家從1961年起，先後在普渡村之西發現一些西周夯土建築基址，在落水村發現大量建築用瓦和白灰面牆皮、紅燒土塊；在普渡村西發現的“工”字形五號基址總面積達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東發現有十餘座陶窯，在斗門鎮之東和白家村之北見有一些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邊豐河故道河床中發現西周重器多友鼎。所有的這些遺存都濃烈地滲透出周人生活、生產、營商、軍事、政治的時代氣息，今人閉上眼睛仿佛就能浮現出那遙遠的豐、鎬二都里貴族平民、王侯將相、奴隸俘虜的人生百態、社會畫卷。
沙河古橋遺址的考古成果同樣為通過地理學而找出的豐鎬遺址提供了證據。以發掘秦陵並取得重要成果的段清波先生對沙河（古豐河）橋遺址的考古顯示：“沙層厚達7米……第6層為灰細沙層，因此未發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層內隨四季變化不斷升降，厚度不詳，沙層純淨，顏色呈灰黑狀，內多含有秦漢陶瓦片，不具有後代遺物。”今天，沙河橋址河床標高388米，客省莊、韓南間沙河口標高392米。結合地理變遷數據可推斷出，西漢時沙河河床標高在381———385米之間，西周時豐水在客省莊到嚴家渠一段河床標高約在382———386米之間（今標高385———390米），與推斷的豐邑所在地標高389———392米和鎬京所在地標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難以犯上河堤。可見西周時，客省莊之北的渭河一級階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條件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馬王村村北再一次發現了三座土殘基址，並在一座基址內發現陶水管道這些西周土基址和陶水管道所在地正好與這次地理學家推斷的豐邑東南角相吻合。由此推斷，這幾處西周土基址是西周豐邑城垣東南隅的殘跡，而陶水管道有可能是為豐邑提供水源的輸水管道系統。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下泉北村之西的沙層中發現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達37公斤，鑄於西周厲宣時期，內壁鑄有銘文278字，記載多友率周人與外敵作戰獲勝的史實。該鼎埋藏於砂層中，表明西周晚期廢棄豐鎬二都，是因為豐水泛濫曾泱及今大泉北村一帶。另外，多友鼎原應存放於王室或貴族宅地，洪流搬運不會太遠，可見下泉北村以西的大片土地即上泉北村一帶就在鎬京城址範圍之中！
發掘意義
豐鎬"是西周文王所建"豐邑"和武王所建"鎬京"的合稱，豐邑在灃河的西岸，鎬京在灃河的東岸。豐鎬遺址與墓地是西周時期都城和墓地遺址，總面積超過17平方公里。豐鎬是西周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經考古工作發現，其城市布局已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規劃思想，規整而有序。在豐鎬遺址還發現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車馬坑、馬坑和牛坑。遺址中還發現有多處埋藏青銅禮器的窖藏，出土青銅器近百件。這些青銅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銘文記載了西周王朝及方國的一些重要史實，具有極高價值。
豐鎬遺址與墓地的發現，為全面認識西周時期的社會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我國歷史發展到夏商時期時，出現了一批規模較新石器時代古城大許多的城址，特別是當時幾座主要都城，如河南登封市王城崗的禹都陽城遺址、偃師市二里頭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以及鄭州市商湯亳都遺址、安陽殷墟商代後期都城遺址等。但從史籍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論，它們也只具有“祀與戎”的政治、軍事功能，尚不具備“城市”的多方面職能。
商代晚期，周族在關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時，在今西安市西郊之灃水西岸建立豐邑。其子武王繼位後，在灃水東岸建設鎬京。豐、鎬二京隔灃水相望，實為一城。武王以其作為政治中心，勵精圖治，歷12年，東向滅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為中華大地上替代商王朝繼起的華夏一統的強盛王朝。
豐鎬作為西周主要都城，又被稱為“宗周”。西周末年，豐鎬為犬戎族攻入，周幽王被殺，西周滅亡，豐鎬遭戰火焚毀。之後在秦始皇修阿房宮與漢武帝修昆明池時，鎬京遺址遭到進一步破壞，整個城址的規模與布局已很難全面復原。經近現代多年考古發掘與研究，在灃水兩岸約15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內，只發現了多座宮殿、宗廟、貴族與平民居址、車馬坑、青銅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業作坊。此外，據《詩經》等文獻記載，還當有辟雍、靈台、靈沼等禮儀和遊樂性設施。
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制、並成為後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後市”這一規劃與建築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類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至中期工商業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其始建年代，即文王徙都於豐之年，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研究確定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與《史記·周本紀》所載相關內容推算，當在公元前1059年，距今已三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