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概述
諾門罕戰役示意圖戰爭背景
諾門罕衛星地圖1935年起，日本關東軍駐海拉爾的部隊以及興安騎兵部隊，便以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為藉口，不斷在中蒙邊界地帶進行挑釁，以試探蘇聯和蒙古的軍事實力。從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發生多次軍事衝突，規模逐步升級。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澀各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入侵蒙古境內阿達格多蘭地區，被蘇蒙軍隊擊潰。同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不斷加強邊防。1938年7月，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開進海拉爾。同年10月，蘇蒙遠東軍第57特別軍開進蒙古駐防，雙方議和停戰協定。
事件經過
第一階段
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左旗境內諾門罕布日德地區及蒙古國哈拉哈河中下游兩岸，爆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滿”蒙邊境戰爭，即日本、偽滿洲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決定首先在諾門罕一帶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占領其東部的領土哈拉哈地區，作為下步侵入蘇聯遠東地區的跳板，進而實現蓄謀已久的“北進計畫”。5月4日，蒙軍第24國境警備隊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東地區放牧。偽興安警備騎兵第3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開槍阻截，並上馬追趕，將蒙軍牧馬人和馬群趕回西岸。蒙軍第7國境哨所50餘名騎兵攻占設在爭議地區的偽滿錫林陶拉蓋哨所。
5月13日晚21時，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奉命率600多名騎兵、裝甲軍隊到達距諾門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爾廟，派出偵查兵進行作戰準備。關東軍司令部將駐齊齊哈爾的飛行偵察第10戰隊、海拉爾飛行第24戰隊、關東軍汽車隊的運輸汽車100輛，歸23師團指揮、使用。
5月14～15日，東八百藏聯隊在5架日機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東的蒙軍742高地攻擊。蒙軍居於劣勢（傷亡30餘名），主動撤向河西。5月17日，東八百藏率部隊返回海拉爾。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協定》而介入，立即將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並將第57特別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戰事地區集合，並在諾門罕地區飛行偵查。蒙軍騎兵第6師又渡過哈拉哈河，架起浮橋。
1939年5月28日拂曉，由縣武光大佐負責指揮的第64聯隊、東八百藏中佐聯隊及偽滿興安騎兵第1、2、8團各一部，分三個方向圍攻蒙軍，結果被蘇蒙軍擊敗，全軍覆沒，東八百藏本人被擊斃。
第二階段
戰爭圖片6月21日，日軍第2飛行集團團長嵯峨徹二中將把他的司令部從新京（今長春）遷至海拉爾，調來4個飛行團，集中17個戰鬥轟炸、偵察機中隊。6月22日，蘇軍出動150架飛機空襲甘珠爾廟、阿木古郎將軍廟一帶的日軍集結地和野戰機場，日機也傾巢出動。雙方從22～24日，在諾門罕地區上空大戰3天，近60架飛機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後，蘇機不斷增多，而且出現新型戰鬥機，日軍則逐漸喪失主動權，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6月27日上午3時，137架日機在海拉爾機場起飛，編隊布滿海拉爾上空。6時20分，日軍機群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機場上空，進行狂轟濫炸，機場頓時黑煙覆蓋。日軍作戰部隊向關東軍司令部報告擊落蘇機99架，擊毀地面飛機25架。
6月下旬，關東軍司令官命令第23師團儘快發動地面攻勢。兵力總計3.6萬人、182輛坦克、112門各種火炮、180架飛機和400輛汽車。7月1日，日軍在小林少將的指揮下，1.5萬人的部隊向哈拉哈河西岸攻擊，中午時攻占河東岸的謝爾陶拉蓋高地。朱可夫組織150輛坦克、154輛裝甲車、90門大炮和全部飛機及其它部隊，分三路反攻。由於巴音查崗高地周圍全是開闊地，非常有利於飛機和戰車作戰，日軍全部裸露在蘇軍坦克和裝甲車炮的面前。7月3日上午7時，第一批蘇軍轟炸機和殲擊機對日軍進行了轟炸和掃射。同時，蘇蒙軍的大炮猛烈轟擊日軍集群。這兩股火力立即阻止日軍行進，日軍無法開展火力，只顧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個人掩體。上午9時，蘇軍第11坦克旅的150輛坦克向龜縮在沙丘掩體的日軍開火。此次關東軍損兵3000人，折將40（大約少將以下40名軍官陣亡）人。7月11日，關東軍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勢，進行戰線整頓，決定向諾門罕前線調兵。從旅順要塞調野戰重炮第3旅團，從內地調來獨立野戰重炮聯隊，從奉天（今瀋陽）、北安、齊齊哈爾等地調來反坦克速射炮中隊，給23師團補充武器和兵員，增加飛機和車輛。
關東軍司令部從戰爭一開始，就指示石井部隊擬定在諾門罕地區的細菌戰計畫。7月13日，石井細菌部隊碇長少佐帶領22名敢死隊員，在哈拉哈河乘2隻膠皮筏順水將22.5公斤傷寒、霍亂、鼠疫、鼻疽等細菌撒入河水中，向蘇蒙軍進行細菌戰。竟有1340名日軍染上傷寒病、赤痢病和霍病，731部隊軍醫和敢死隊員，被細菌傳染而亡命的達40多人。
第三階段
7月23日，日軍在諾門罕前線各部隊經過半個月的補充和休整後，集中8萬兵員，近200門各種大炮和大量對付坦克的速射炮，全線發動總攻擊。24日，蘇軍發動反攻，日軍退回原地。25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停止進攻，構築陣地”的指示。
8月4日，日軍為實施統一指揮，在海拉爾組建第6集團軍（轄第23、第7步兵師團和第8國境警備隊，司令荻州立兵中將），兵力約5.9萬人
為早日解決諾門罕地區戰事，蘇軍統帥部決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別軍擴編成第1集團軍。這是臨時組織的具有獨立作戰職能的多種合成的大兵團。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為集團軍司令員。
第四階段
蘇軍總參謀部決定總攻時間為8月20日（星期天），因為按照慣例，日軍前沿部隊的軍官有半數要輪流到海拉爾去休假。進攻的命令20日凌晨2點45分傳達到一線連隊，對面日軍陣地一片沉寂，蘇軍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8月20日凌晨，蘇蒙軍發起總攻戰役。日軍第6軍前線各部隊不少將校級軍官到海拉爾休假。日軍的防禦設施只完成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上午5時45分，蘇蒙軍開始炮擊日軍陣地，150架轟炸機和100架戰鬥機向日軍轟炸掃射。日軍綿延40公里的前沿陣地，籠罩在濃烈的煙火之中，日軍的觀察所、通訊聯繫及炮兵陣地全被摧毀。8時45分，蘇蒙軍分為3個集群，從南路、北路和中央3個方面向日軍陣地發起猛攻。
8月23日，日軍第6軍組織反攻，在蘇軍的強大攻勢下，全線潰敗。為此，日本參謀部決定從本土抽調第5師團開赴滿洲里，增加關東軍的防衛力量。關東軍在8月底集結4個師團在諾門罕地區，並命第6軍制定新攻擊的作戰計畫，準備與蘇軍決戰。8月24日，蘇軍南北兩翼在諾門罕合圍。兩個日本關東軍師團（第七師及第二十三師）的主力被包圍。8月27日，日軍試圖突圍失敗。朱可夫在日軍拒絕投降後，以火炮及空軍集中殲擊被圍的日軍。9月9日，日軍第6軍各師團已在戰場集結完畢。
9月15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簽訂停戰協定，雙方於9月16日凌晨2時停止一切實際軍事行動。
戰役結果
戰爭圖片諾門罕之戰，歷時135天。雙方投入戰場兵員20餘萬人，大炮500餘門，飛機900架，坦克、裝甲車上千輛，死亡6萬餘人。
蘇聯方面
在四個月的戰事中，蘇軍投入約57000人、坦克500餘輛及裝甲車約350輛；官方宣布人員損失為傷亡9000餘人。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7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約16000人受傷。
日軍方面
戰後，第6軍的軍醫部公布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出動兵力總數為58925人。這個數可以發現其中是有一些疑問的：負傷的人數與陣亡的人數太接近了，如果將陣亡人數加上失蹤人數，兩者幾乎相等，而且陣亡失蹤人數比負傷的人數還多，這在戰爭中應該是比較少見的，除非負傷者都有刻意自殺的動機，否側負傷人數應比死亡人數大得多才是。緊接著日本陸軍當局發表了一個籠統的傷亡數字，將陣亡和負傷的人數一併發表為傷亡約18000人，大概還是將第6軍的上報的傷亡人數簡單相加，然後發表出來的。
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導中稱這是戰死人數為18000人的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沒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導只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並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布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一萬八千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
最聳人聽聞的是有人認為日本損失了近5萬人（死亡的以及喪失戰鬥能力的，步兵第23師團、第7師團、第8國境守備隊、第一獨立守備隊和第1坦克師團幾乎全軍殆盡，11個特種兵連隊徹底喪失了戰鬥力。高級軍官的傷亡也是空前的，日本報紙哀嘆：“大量高級軍官如此集中的傷亡是日俄戰爭後從未有過的。”
諾門罕前線日軍最後只剩下一些殘兵堅守，整建制跑出來的只有騎兵聯隊百十人。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辭職，前線總指揮小松原一年後病死，參謀長岡本雙腿被斬斷。這場戰爭讓日本的優秀指揮官損失殆盡。朱可夫對日軍的評價是下級軍官很優秀，戰鬥很狂熱，但是越往高層越爛，特別是含金湯匙出生的高級將領只能用無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職參與過該戰役的瓦西里·諾沃布拉涅茲上校在回憶中認為蘇軍的戰鬥有很多缺陷，是靠巨大的人力和兵器優勢打勝的。蘇軍彈藥消耗達到31000噸，相當於庫爾斯克戰役消耗量的15%。日軍方面，7月攻勢中82門師屬火炮儲備了3萬發炮彈用於進攻，平均每門炮備彈366發，大致是平均每門炮0.3個會戰份。1937年在中國戰場日軍師團平均每門炮約為0.5個會戰份彈藥。
戰役影響
戰爭圖片戰事發生前，日本東京當局仍為“北進”及“南進”的策略而爭論。北進計畫是以陸軍向蘇聯西伯利亞發動攻勢，目標是進攻至貝加爾湖一帶。而南進計畫則是以海軍為主，奪取東南亞資源（特別是荷屬印度尼西亞的石油）。諾門罕戰役的失敗，說明蘇聯紅軍的實力對日本陸軍來說仍然是相當強大。在一定程度上，諾門罕戰役導致日本改為傾向採用南進的戰略目標，最終引致兩年後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和最後的戰敗。
諾門罕戰役中，朱可夫指揮裝甲部隊以機動戰首獲大捷，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嘉獎。蘇聯政府得到包括間諜理察·左爾格的情報得知日方的南進，因此應該不會即時對西伯利亞發動另一次攻勢。蘇軍於是被調往歐洲；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再指揮西伯利亞部隊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成功發動反攻擊敗德軍。
從政治意義上看，此戰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二戰初期囂張的侵略氣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將“北進”侵蘇的國策改為“南下”襲美，蘇聯從而避免了與德、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擊德國法西斯。在莫斯科戰役中，蘇、德雙方當時拚得燈盡油枯，幸虧關鍵時刻蘇聯抽空了遠東邊境的二十個亞洲師調往歐洲，才給了德軍致命一擊，扭轉了歐洲戰場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沒有諾門罕之戰，史達林絕不敢冒此奇險。另外，諾門罕戰爭期間，正值我國抗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此戰使日軍向關內增兵計畫一時無法實現，有力支援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諾門罕戰爭後，一貫驕狂的日軍對蘇軍產生了心理障礙，日本基本死了與蘇聯再戰之心，東京最終決定調轉槍口襲擊英美，不久日軍便奇襲珍珠港，將隔岸觀火的美國拖下了水，使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最終日本兵敗亞太戰場。可以說，諾門罕戰爭是二戰早期最精彩的一個伏筆。
從軍事角度上看，蘇聯通過此戰檢驗了陸、空軍的各種新裝備，鍛鍊了“大清洗”後新提拔的年輕軍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氣。特別是發掘了一代名將朱可夫，為即將到來的衛國戰爭儲備好了帥才（朱可夫後來參與指揮了蘇德戰場幾乎所有重大戰役，每每都能化險為夷，被譽為“蘇德戰場上的消防隊員”，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戰就是諾門罕戰爭）。蘇軍還在此役中首次實施了空降作戰，首次使用了“進攻防禦”和“夜間強光照明”的戰術，首次採取了電子干擾戰和心理戰，後勤部門還創造了超遠距離連續補給的世界奇蹟。所有這一切都在後來的衛國戰爭中得以廣泛採用，給德國法西斯以沉重打擊。
作戰思想
思想綜述
以坦克為代表的裝甲兵部隊，最早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裝甲兵部隊還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兵種存在。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裝甲兵部隊的戰略戰術已經有了較大發展，組建大規模的裝甲機械化軍，以裝甲兵作為一種獨立的兵種投入戰鬥的作戰思想被許多軍事理論家所認可，如德國的裝甲兵作戰專家古德里安、英國的軍事理論家富勒等。在蘇聯，朱可夫是這種裝甲兵作戰思想的積極倡導者，並在其指揮諾門罕戰役過程中，將自己的裝甲兵作戰思想付諸實戰。通過以這種作戰思想為指導的戰地指揮，將蘇軍在裝甲兵方面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最終取得了諾門罕戰役的勝利。諾門罕戰役的勝利，有力地回擊了日本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冒險，使日本被迫放棄了“北進”侵蘇的戰略計畫。
朱可夫的作戰思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
通過1928—1937年的兩個五年計畫的建設，蘇聯的軍事實力有了很大提高。這種提高既體現在武器裝備方面，又體現在作戰理論方面。在武器裝備方面，“1934到1938年間，蘇聯紅軍坦克增加了近2倍，飛機增加了1.3倍，火炮增加了近80%，人數增加了1倍。”在軍事理論方面，20世紀30年代，蘇聯軍事理論界最為突出的成就是創立了縱深進攻戰役理論，這種縱深進攻戰役理論正是以擁有大量的飛機、火炮、裝甲兵等機械化部隊為前提的。“縱深戰役的主要任務：第一項任務是對敵人整個戰術縱深進行突擊，以突破敵人正面；第二項任務是立即將機械化部隊投入突破口，該部隊在航空兵的協同下應向敵整個戰役防禦縱深進攻，直至消滅敵人集團為止。”由此可見，裝甲兵作為機械化部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縱深進攻戰役理論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蘇聯陸軍在20世紀30年代裝備了大量的裝甲作戰車輛，為縱深進攻戰役理論的實施提供了條件。但是，圍繞著如何使用裝甲兵的問題，蘇聯軍界卻存在分歧。
朱可夫認為，裝甲兵應集中起來投入戰鬥，並建議蘇聯最高領導層建立以裝甲兵為核心的大規模機械化軍。在朱可夫的積極倡導下，1932年蘇聯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機械化軍，每個機械化軍中編制有2個機械化旅，1個步兵機槍旅和1個獨立高炮營。到1936年初，蘇在線上械化軍的總數已達到6個，每個機械化軍大約集中了500輛坦克、200輛汽車，這樣一來裝甲兵的力量就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集中，就好比是散開的手指攥成了一個拳頭。
應該承認，20世紀30年代中期蘇聯在組建裝甲機械化軍方面曾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時期的德國只有3個裝甲機械化軍，至於其他國家的裝甲兵部隊無論是在編制規模上，還是在裝備的數量和質量上較之蘇聯更是相差甚遠。但這種裝甲兵編制方案並沒有得到蘇聯軍界的普遍認可，“儘管組建了機械化軍，但蘇軍內仍有一種意見，反對建立專門的裝甲部隊，認為裝甲部隊只有分散在步兵中或其他部隊中才能發揮作用，持這種意見的人不少是國內戰爭時期的著名將領。因此對最高統帥史達林影響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朱可夫通過紅軍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領導層作了反映，“反覆闡明，裝甲兵在現代戰場上可以發揮獨立的作用，這種新的強有力的武器不應和行動緩慢的步兵一道展開，這樣會降低其威力。”
與朱可夫持相反意見的人認為裝甲兵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兵種存在，而朱可夫卻堅持認為裝甲兵應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投入到未來的戰爭中。裝甲兵到底應該如何使用，是應該分散，還是應該集中？當時，西方一些富有遠見的軍事理論專家對於裝甲兵的認識與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不謀而合。
例如，德國著名的裝甲兵作戰專家古德里安認為：“凡是有攻擊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幫助其他兵種前進的武器，自然就應該算是一種主要武器。至於說戰車是否應該配屬給步兵的問題，可以用下列假想戰役來做一個澄清說明：假設紅、藍兩軍都有100個步兵師和100個戰車營。紅軍把所有的戰車配給各步兵師，而藍軍將其集中編成裝甲師，由最高統帥部加以直接控制。假使戰線長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戰車所不能通過的；100英里是戰車很難運用的；另外100英里則是適於戰車活動的地形。那么在實戰的時候就會有下列現象發生：紅軍戰車分配各師，有一部分戰車配置在戰車所不能活動的地區，結果英雄無用武之地。另一部分戰車雖然可以活動，但受地形限制太大，使它們成功的希望變得非常微弱。在便於戰車活動的地區，紅軍所能使用的戰車只是它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反之，藍軍則不同，它可以將全部的裝甲兵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區，以求產生決定性作用。所以，需要集中的不是步兵，而是集中戰車。”
對於是否有必要組建獨立的機械化軍的問題，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認為：“由於坦克能比步兵以更快的速度運動，為了在戰爭爆發時能奪取主動權，就必須在平時保持足夠的機械化部隊，以備戰時迅速動員，……把坦克與步兵結合在一起就好比把拖拉機與馬連在一起。要求它們在火炮協同下作戰是荒唐可笑的。”
朱可夫的意見雖然很有說服力，但史達林最終還是被另一種意見所說服。最終，蘇聯撤消了軍一級的裝甲兵編制，裝甲兵部隊以團或營的規模被編制到步兵師或騎兵師里，只保留了為數不多的幾個對立的裝甲兵旅。這是蘇聯裝甲兵作戰理論的倒退。蘇軍決策層在這一問題上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如果，蘇軍在蘇德戰爭前沒有將強有力的機械化軍解散，甚至是按師一級的編制規模集中100至200輛裝甲車輛，那么蘇軍的裝甲軍配合以蘇軍航空兵在蘇德戰爭初期應該會對德國裝甲集團軍的衝擊起到抵製作用，而不是以團或營為單位配置在步兵師或騎兵師中，十幾輛或幾十輛被德軍擊毀或俘獲。在蘇聯，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沒有被蘇軍高層所採納。但在德國，朱可夫對裝甲兵的認識卻得到了很高的評價。1943年5月，在蘇軍繳獲的一份德國軍事檔案中這樣寫道：“朱可夫是一個說話坦率、勇於行動的人，……第一個主張大規模使用坦克，並在實踐中成功的加以運用。”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的正確性，最終在爆發於1939年5月的諾門罕戰役中得到了檢驗。
諾門罕戰役
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與諾門罕戰役
戰爭圖片蘇、日之間於1939年7月3日展開的巴英查崗山之戰，是諾門罕戰役中一場極為關鍵的戰鬥。當時，日軍與蘇蒙軍駐守的巴英查崗山僅隔著一條哈拉哈河。日軍在兵力和火炮數量上都要勝過蘇蒙軍。“日軍在巴英查崗山集中了10000餘人，而蘇蒙軍只有1000餘人，日軍擁有近百門火炮和反坦克炮，而蘇蒙軍只有50門火炮，其中還包括從哈拉哈河東岸進行支援的火炮。”
單從兵力對比來看，當時的情況對於蘇蒙軍來說是相當不利的。如果當時日軍強渡哈拉哈河，蘇蒙軍將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但此時蘇軍也並非毫無優勢，相對於日軍而言，蘇蒙軍在裝甲兵方面就有絕對優勢。“蘇蒙軍投入戰鬥的有蘇軍坦克第11旅（近150輛坦克），摩托化裝甲第7旅（154輛裝甲車），還有裝備有45毫米加農炮的蒙軍第8裝甲營。因此，蘇蒙軍的王牌是裝甲坦克兵團，朱可夫決定立即使用裝甲兵從行進間殲滅剛渡河的敵人，不允許敵人構築工事和組織對坦克的防禦。”
蘇蒙軍在裝甲兵方面的優勢給了朱可夫一個將自己的裝甲兵作戰思想套用於實戰指揮的好機會。在指揮戰鬥過程中，朱可夫集中了蘇蒙軍的裝甲車輛，給正在渡河集結的日軍以突然打擊。“7月3日10時45分，蘇軍坦克第11旅從西北實施突擊。它的一個坦克營協同蒙古騎兵第8師的一個裝甲營和炮兵第185團的一個重炮營從南面進攻敵人。由營長米哈依洛夫少校指揮的一個坦克營在坦克旅主力的先頭序列向前推進，由庫德里亞紹夫指揮的一個裝甲排已經在坦克營的前面衝進敵人的戰鬥隊形。……
日軍在蘇軍的衝擊下絕望退敗。但蘇蒙軍的坦克兵、裝甲兵仍然不斷前進，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勢。”參加了這場戰鬥的日軍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況：“7月3日，幾十輛坦克突然向我們衝來。我們當時驚慌失措，戰馬嘶鳴，拖著火炮前車四處亂跑；汽車也四處亂竄。空中我軍兩架飛機被擊落。官兵上下都膽顫心驚。我們嘴裡越來越常說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驚膽顫’，‘驚心動魄’。”日本軍醫松本草平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7月3日，登上蒙古高台的衛生隊，把物品裝上3輛馬車又出發了。可是剛走了不到一里路，就聽見有人尖叫‘右前方蘇軍坦克15輛！’我急忙拔出戰刀大喊：‘全體臥倒’！話音未落，蘇軍坦克就開了火，15輛坦克扇形散開朝衛生隊沖了過來。……
遍地死傷士兵我不能不管，他們有的被坦克壓成了烏魚乾，有的被壓斷了腿，還有被炮彈炸死、炸傷的。眼前的戰地救護已使我忙得團團轉，根本顧不上追趕前線部隊。”從當事人的日記與回憶錄中，不難看出蘇軍是在日軍渡河尚未完成集結的時候，集中了全部的裝甲兵力量，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日軍發起突然襲擊，致使日軍遭受慘敗。此次戰役，蘇蒙軍投入作戰的坦克近150輛，裝甲車200餘輛。單從裝甲兵的使用數量來看，此次戰役的規模並不算大。但這種集中使用裝甲兵獨立的完成對地面目標突擊任務的作戰方法，體現了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巴英查崗山之戰不僅驗證了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的正確性，還使蘇軍在諾門罕戰役初期由於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局面得到了扭轉，從而奠定了整個諾門罕戰役的勝局。1939年9月15日，蘇聯、蒙古與日、“滿”當局在莫斯科簽署了停戰協定，長達4個月之久的諾門罕戰役以蘇蒙軍的最後勝利而告終。諾門罕戰役的勝利，暫時解除了日本在遠東地區對蘇聯的威脅。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也在諾門罕戰役中得到了驗證與完善。
諾門罕戰役與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的發展
在諾門罕戰役取得勝利之後，朱可夫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並於1940年5月被提前晉升為大將。不久，升任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隨著朱可夫地位的提高，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也受到了蘇聯高層的重視。在諾門罕戰役中獲得的實戰經驗也使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有了新的發展，蘇軍的裝甲車輛在諾門罕戰役中所表現出來的不足，也得到了相應的改進。
（一）諾門罕戰役與蘇聯裝甲車輛的改進
在諾門罕戰役初期，蘇軍裝甲兵表現得非常出色，在與日軍裝甲部隊的較量中蘇軍裝甲兵占有絕對優勢。“1939年7月4日，在蘇日諾門罕戰役中的坦克交戰中，雙方投入了100輛左右的坦克和裝甲車。蘇軍坦克也和日軍坦克近似,噸位小，裝甲薄，行動半徑小。
但是日軍坦克部隊出場很少因此大部分時候日軍很難抵擋蘇軍坦克。”在整個諾門罕戰役的坦克戰中，日軍的裝甲部隊因為露面甚少並沒有給蘇聯裝甲兵帶來多大損失，但日軍所採用步兵自殺式衝鋒配合以集束手榴彈和土造燃燒瓶在諾門罕戰役初期的確摧毀了很多蘇聯裝甲車輛。“蘇式坦克的汽油發動機給部隊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蘇軍損失的坦克很多是被火焰瓶（燃燒瓶）引燃的。”蘇軍坦克容易起火主要是由於當時蘇軍的裝甲車輛以汽油發動機為主，諾門罕地區的夏季本來就十分炎熱乾燥，加之日軍燃燒瓶的攻擊，坦克發動機內的汽油遇高溫自然就容易起火。後來針對這一問題，蘇軍將裝甲車輛進行了改裝,1939年12月開始投產的BT-7M就安裝了柴油機.松本草平回憶到：“諾門罕之戰初期，土造的燃燒瓶的確發揮了威力。燒毀了不少蘇軍裝甲車。
可是到了戰爭後期，這種土造的武器就不靈了，據說蘇軍把所有的燒汽油的坦克全部改造成了燒柴油的，並且後面還加上了防護板。這樣，即使燃燒瓶投上去也很難燃燒起來。”實際蘇聯資料表明在諾門罕戰役中並無這種改裝。某些型號的蘇軍裝甲車輛所存在的問題並非改裝可以解決，如所使用的坦克全是BT,T–26型坦克,面對反坦克炮兵裝甲防護弱(事實上據BATTLEFIELD。RU記載大部分坦克損失是由於日軍反坦克槍炮,而且據蘇聯資料蘇軍從未在戰時進行過改柴油機的改造因此松本的這個說法可以否定)等。“儘管朱可夫使用裝甲兵打了勝仗，但也發現這些坦克存在某些缺陷(蘇聯的較重坦克都部署在歐洲,在亞洲只有十多噸的小坦克以致於戰役中最大的坦克是97式而T-26的正面裝甲15毫米，89式中戰車是17)。而同樣地蘇軍損失的坦克裝甲與很多人想像的不同，只有很少數被燃燒瓶擊毀，絕大多數毀於日軍反坦克槍炮（來自BATTLEFIELD。Ru的報告）在戰鬥中日軍發現用7.7毫米穿甲彈集中射擊或是車載13.2機關槍射擊即能擊穿BT坦克的裝甲。此後，蘇聯研究設計了一個新的裝甲車輛序列，其中包括在二戰中赫赫有名的T–34型坦克。”
通過對原有裝甲車輛的改進和對新型裝甲車輛的研製與開發，使蘇聯裝甲兵的作戰裝備有了很大提高，戰鬥力明顯增強。為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的提升提供了物質前提。
（二）諾門罕戰役與朱可夫裝甲兵作戰思想的提升
諾門罕戰役的勝利使朱可夫對自己的裝甲兵作戰思想更加堅信不疑。1940年，朱可夫在參加蘇聯最高統帥軍事會議時第一次提出：“以機械化部隊為骨幹的方面軍和方面軍群實施寬正面、大縱深、高速度進攻的新理論”。這一新理論的提出，是朱可夫在吸取了對日作戰經驗之後，對縱深進攻戰役理論的繼承與發展，而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也在這種新的作戰理論中得到了充實與提高。
從三十年代的對裝甲兵的集中使用，發展到使裝甲兵、航空兵、摩托化步兵相互配合，協同作戰的新思想。看似簡單，但其中對各兵種之間的相互協調配合與統一指揮所提出的要求是相當複雜的。朱可夫通過諾門罕戰役的實踐，更加深刻的認識到加緊組建機械化軍對蘇聯的意義。1940年在受到史達林接見時朱可夫說道：“如果我沒有2個機械化旅和3個摩托化裝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圍並殲滅日軍第六集團軍。我認為，我們必須大大擴充裝甲坦克部隊和機械化部隊。”
對於在即將爆發的蘇德戰爭中，蘇聯裝甲機械化軍將起到的作用，朱可夫認為“如果法西斯德國把戰爭強加到蘇聯頭上，蘇聯就得同裝備有大量的裝甲坦克部隊和機械化部隊及強大空軍的法西斯軍隊作戰，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必須繼續組建坦克和機械化兵團，以便在力量對比上與德國相等，還必須改編、改裝空軍和防空、防坦克部隊，這是實施陸上進攻的先決條件。”對於裝甲兵、機械化步兵在未來戰場上的地位，朱可夫反覆強調：“德軍陸上進攻的骨幹力量是以坦克為主導的機械化軍隊，坦克與機械化軍隊的出現，是當時科學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順應了戰爭發展的需要與歷史發展的潮流，代表著當時陸上作戰的發展趨勢。如果蘇聯仍站在自我封閉的立場上對待這場殘酷的戰爭，將付出巨大的代價。”蘇德戰爭初期蘇軍的節節潰敗，以及大片蘇聯領土的淪喪證明了這一“代價”的確是巨大的。同時，也證明在當時朱可夫對機械化兵團，尤其是對裝甲兵方面的認識是正確的。
朱可夫的裝甲兵作戰思想，在蘇聯的裝甲兵發展歷程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為蘇軍裝甲兵部隊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蘇德戰爭中，對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做出了突出貢獻。
外界評價
諾門罕戰役紀念館麻省理工學院的洛倫茲教授曾說過：“亞洲腹地的一隻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許幾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場風暴。”在軍事和政治領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產生的“蝴蝶效應”卻令人瞠目。諾門罕戰役便是典型的一例，當初誰能料到亞洲腹地一場不起眼的邊境衝突，會為軸心國的最終失敗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