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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詩經》所用的音樂。《詩經》305篇，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現實主義的基礎，而且大都是可以上口的歌曲，在音樂上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中國古代最珍貴的藝術遺產之一。
《詩經》所包含的歌曲，在周朝極為流行。據《詩經》朱熹《集注》：“風”(國風)是“民俗歌謠之詩”，“小雅”是“燕饗之樂”，“大雅”是“會朝之樂，陳戒之辭”,“頌”是“宗廟之樂歌”,為《周禮》、《儀禮》、《禮記》所記各種典禮儀式所用的音樂（即雅樂）。其中歌唱的、合奏的、單項樂器分部奏的歌曲、樂曲，絕大部分都收在《詩經》內，多數屬於“雅”、“頌”兩類，少部分屬於“周南”、“召南”。有些樂器所奏曲目（“笙詩”），在《詩經》中只有篇名，稱為“佚詩”。實際既為樂器所奏，自然沒有歌詞，不是把歌詞佚失了。《儀禮》中“燕禮”所用的歌曲、樂曲排列如下：
工歌（樂工演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由儀》。鄉樂（合唱民歌）──“周南”：《關睢》、《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苹》。
其中，歌唱的歌詞全部載於《詩經》的“小雅”及“周南”、“召南”中，笙所奏的樂曲列為《詩經》中的“佚詩”，載有篇名。
《詩經》中的歌曲曾被列為上層社會教育的主要科目，所謂詩、書、禮、樂並稱“四術”。在貴族的社會交際或各國的外交活動中，也往往引用《詩經》中的篇句作為辯論的根據或必要的辭令，可見《詩經》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於《詩經》中的民歌，則本來就是流傳於民眾口頭的東西，其影響之深廣更不待言了。
由於時代久遠，《詩經》的曲調沒有傳留下來，今人只能從詩句中隱約探索其歌曲的曲式結構。例如，除多見的啟、承、轉、合的四句樂段和多段詞之外，還有在每章之後帶有同一歌詞的副歌的“分節歌”形式；也有主歌前加引子的；也有主歌后帶尾聲的；或既有引子也有尾聲的；有兩個不同曲調的樂段交替出現的等。《詩經》的傳世樂譜，都是唐、宋以後文人的擬作。
宋代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中載有宋代趙彥肅所傳《詩經》的樂譜《風雅十二詩譜》,據說就是唐開元時（713～741）“鄉飲酒”禮所用的樂曲。其譜為律呂字譜,皆一字一音。此後，元代熊朋來《瑟譜》中除載有趙彥肅的《風雅十二詩譜》(熊朋來題為《詩舊譜》)之外，還有他自己擬作的《詩新譜》17篇。明代朱載□在《律呂精義內篇》、《律呂精義外篇》、《鄉飲詩樂譜》中也有擬《詩》樂之作。清代聶雙江、汪雙池、邱之□等人也均有擬作。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弘曆（清高宗）曾命臣僚纂修《詩經》樂譜，刊行了一部卷帙頗為不小的“欽定”《詩經樂譜》。弘曆命人纂修的《律呂正義後編》中也有《詩樂譜》。這種出自宮廷的擬作，比之文人所擬樂譜更加脫離歷史，甚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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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樂種中國古代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