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詞
記者組織以外國記者為傳播和影響對象的各種活動是“記者外交”的核心內容，這是狹義的“記者外交”，其定義為：一個國家的記者或記者組織，以外國記者或記者組織為傳播對象，通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手段開展的國際新聞交流活動，其主體、客體均為記者或記者組織。
概念
圖為在中國記協舉辦的一期新聞茶座上，外國記者和中方主持人就有關問題進行深入對話和互動。中國記協提供“記者外交”屬於公共外交，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與傳統的“記者交流”不同
公共外交的概念來源於美國，指一國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個人等行為主體以向國外公眾提供信息、與外國公眾互動等方式影響外國公眾對本國的認知、態度、行為，從而提高外國公眾對本國的信任與認同，提升國家形象，增進國家利益。
在多樣的公共外交行為主體中，記者職業賦予其天然的“公共外交家”的角色。從更廣的意義上說，記者與記者組織所能發揮的外交作用不僅僅限於與外國同行之間的交流，記者在採訪報導活動或參與國際性各類活動過程中都可以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公共外交的作用。例如，記者在採訪外國高層官員或其他社會精英時所表現出的新聞理念、專業主義精神等無疑有助於採訪對象了解記者所代表的國家；記者在任何國際場合的演講、社交都可以被視為向外國介紹本國、開展公共外交的機會。這是廣義的“記者外交”。
為便於集中研究焦點，在此專門探討一國記者組織以影響外國記者為主要目標的公共外交活動。近年來，各國都力爭在國際舞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努力贏得更多有利的聲音。研究表明，由於覆蓋面、接收習慣和對不同媒體信任程度的不同，客群更傾向於從自己國家的媒體獲得信息，並傾向於信任本國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因此，在一定情況下，特別是在本國媒體尚不具備強大國際影響力和輿論引導力的情況下，發揮外國記者和外國媒體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讓國際媒體幫助傳播比本國媒體對外傳播往往更有效果。一方面，要努力增強本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另一方面要增進外國媒體和新聞記者對本國的了解，促進外國記者和媒體更公正、全面地報導本國，無疑有助於提高國際社會更公正、全面地理解本國、評價本國。記者組織以外國記者為傳播和影響對象的各種活動是“記者外交”的核心內容，這是狹義的“記者外交”，其定義為：一個國家的記者或記者組織，以外國記者或記者組織為傳播對象，通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手段開展的國際新聞交流活動，其主體、客體均為記者或記者組織。
工作內容
“記者外交”的工作內容包括：人員交流締結友誼、政策解讀增進理解、信息服務提供事實、文化交流擴大影響等；
現實意義
“記者外交”以促進記者和記者組織之間相互了解和理解各自國家的新聞傳播理念、核心價值觀、歷史社會與文化、對內對外政策等為重要目標，從而區別於傳統的側重經驗分享以提升業務水平以主要目的的“記者交流”。“記者外交”具有四大特點：第一，在根本上，“記者外交”服務於國家的大外交。
第二，在組織上，“記者外交”多依託於一國主要的記者組織。看似民間團體，實則無論在哪個國家，哪種意識形態主導下，這類記者組織都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記者外交”組織大多屬於半官方性質。第三，在資源上，“記者外交”依託於半官方組織，上有政策支持，下有廣大新聞從業者作為潛在主體，其可利用的資源很可觀。第四，在方法上，“記者外交”綜合多種方式，以人員交流為主，輔以信息服務、文化交往等內容。
中國記協的對外交往實踐顯示“記者外交”的時代意義和借鑑作用
長期以來，在中國與國外新聞界的交流中，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著一定的橋樑和紐帶作用。以中國記協的對外交往實踐和效果為例來探討“記者外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時代意義和借鑑作用。
中國記協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與外國記者互動：
首先是交流互訪。目前中國記協與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界有友好交流關係。與國外新聞組織的交流與互訪，是中國記協最主要的一種對外交流方式。僅2009年，記協就接待了17批交流訪華團共125人，組派了17個交流出訪團以及1箇中國財經新聞代表團，出訪人員100多人。接待和出訪的國家遍布五大洲，取得了良好效果。
例如，瑞士是收留所謂“西藏難民”最多的西方國家，達賴又多次訪問過瑞士，對中國西藏的人權等狀況發表了大量言論，這成為很多瑞士人了解西藏問題、形成西藏印象的重要信息來源。顯然，這樣單一的信息來源會誤導人們對西藏的判斷，提供我方信息成為必要的應對策略。2003年，中國記協邀請瑞士新聞代表團訪問了西藏，在豐富而寬鬆的採訪活動中，代表團成員親眼目睹了真實的西藏。在離開西藏時，《聯邦報》總編輯漢斯·彼得說，在瑞士有人說西藏文化正在滅絕，但事實正好相反。代表團成員們表示，所謂“中國壓制宗教，西藏沒有宗教自由”等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再如，2009年7月24日—8月3日，新疆“7·5”事件發生後不久，中國記協緊急啟動應急機制，邀請土耳其廣播電視最高委員會成員瓦哈普博士為團長的土耳其新聞代表團一行8人來華訪問。代表團進行了內容廣泛的實地考察，採訪了烏魯木齊市長，親臨“7·5”事件打砸搶燒現場，走訪了烏魯木齊市友誼醫院醫務人員和“7·5”事件受傷民眾，並與當地宗教界人士進行了座談。在整個訪問過程中，中方始終以積極態度推動對話交流，堅持用事實說話。土耳其國家新聞主管機構新聞總署和各大主流媒體負責人起初是帶著強烈的懷疑來到中國的，但通過實地採訪和交流，代表團全體成員對“7·5”事件是一起暴力犯罪事件的性質有了相對明確的認識。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的哈桑說，實際情況與他們原來在國內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瓦哈普則表示，他們將向土民眾、官方，向世界公正報導“7·5”事件。他還在新疆電視台接受專訪時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台里有專門的民族語言譯製中心，凸顯了中國政府對多民族文化的重視和保護，這是尊重人權的表現，出乎他的意料。土耳其阿達納地區記協主席卡法爾坦率地說，過去他對中國抱有偏見，認為邊遠地區如新疆肯定很窮。來華訪問時，他還特意從國內帶了罐頭、餅乾、乳酪、朱古力等大量食品，生怕在中國吃不好。到了烏魯木齊後，他沒想到這裡的百姓生活這么好。
其次是記者服務。目前西方主流媒體大多在京派有常駐記者，他們是所在國涉華報導的“主力軍”，他們能否客觀、公正報導，與中方的工作也有著直接或間接關係。中國記協主要通過以下3種模式發揮其對外國記者的服務功能：一是定期舉辦新聞茶座。新聞茶座是中國記協於2008年11月創辦的一項品牌活動，是向外國駐京媒體提供新聞素材及背景的主要舉措。新聞茶座約每月舉辦一期，邀請政府官員、知名專家及學者就時下普遍關注的國內、國際話題介紹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為外國記者提供了一個及時的信息服務和相互溝通交流的平台，同時幫助他們加深對某些重大問題的了解。開辦以來，前7期先後吸引外國駐京記者、港澳台在京記者、外國駐華使館新聞官和部分中央新聞單位記者約450人次出席。二是適時傳遞人文關愛及友好信息。中國記協經常不定期舉辦聯誼、聯歡以及參觀採訪等活動，讓外國記者既可以見到一些平時不太容易接觸到的採訪對象，又可讓他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真實情況。此外，記協還積極利用好記者所屬國的重要節日、重點記者的生日等，專門向有關人員郵寄鮮花、賀卡或由專人打電話表示問候等，傳遞人文關懷和友好信息。三是不定期走訪調查。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動前，中國記協通常會派人去走訪調查一些外媒駐京記者的採訪意向，了解其對該事件（活動）比較感興趣的問題，據此提出記者接待方案的建議等。
最後是採訪接待。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記協配合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北京奧組委承擔了邀請並接待50個開發中國家的185名記者分3批在奧運期間來華採訪任務。2009年國慶60周年活動期間，又被賦予參與接待來自亞非拉58個國家100名開發中國家新聞記者的使命。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中國記協不僅派出相當數量的工作人員常駐上海，全程參與上海世博會新聞中心外國記者服務工作，並再次參與接待了約100名專程採訪上海世博會的亞非拉開發中國家媒體記者。莫三比克《時代》雜誌體育部主編約瑟里諾說：很高興中方能安排我們參觀北京奧運有關活動，我希望能有機會參加更多這樣的活動，因為我們可以中國為榜樣學習許多東西。哥斯大黎加《共和國報》連續5天發表了社長穆涅斯采寫自北京的專欄文章，談其對北京奧運的親身感受，盛讚北京不僅向世界傳遞熱情和喜悅，還向世界展示美好的北京奧運和燦爛的中華文化。
當然，中國“記者外交”也面臨一些現實困境，如與西方國家的記者和記者組織交流雖不斷取得新進展，但大多數還沒有形成良性互動；與一些國際記者組織的交往還比較困難；中國記者普遍缺乏對外交流經驗，亟須提高對外交往素質和水平等。
歷史回顧
自記者這個職業出現起就與外交領域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有資料表明，最早向當時的美國總統沃倫·哈定建議退還“庚子賠款”的人不是在華外交官或商人，而是時任《字林西報》駐華通訊員的傳教士明恩溥。他的這一建議促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批中國留學生的赴美深造。而1931年促使國聯派出調查團赴華調查日軍轟炸東北事件的，是美國國際通訊社記者愛德華·亨特向官方出示的炸彈碎片。如果以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華辦報為開端，外國傳媒業者進入中國已近200年。其間，他們用親身體會一方面向世界描繪中國，另一方面在中外溝通、導向輿論和影響本國對華政策方面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不妨提兩個比較典型的“記者外交”事例：一個是前新華社記者、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聯邦德國大使王殊從“無冕之王”到“外交尖兵”的傳奇經歷。一個是秘魯記者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阿爾賽。1960年10月，秘魯全國銷量最大的報紙《秘魯人報》的年輕記者阿爾賽出席了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新聞工作者會議，第一次接觸到了來自新中國的記者同行——中國記協第一任會長鄧拓和《今日中國》雜誌社創始人和社長金仲華等。當年冬天，阿爾賽和十幾位來自巴西、秘魯、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的記者一道，應邀來華訪問，並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此後，他多次來華訪問並工作，還作為特使，為1971年11月秘中兩國建交做出了特殊貢獻。顯然，這兩個事例帶有明顯的歷史烙印，這種在特殊的年代中萌生的特殊的“記者外交”在新中國的建交史上發揮了獨特作用
“弱國無外交”。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集體的力量是強大的。任何公共外交的效果，說到底都仰仗背後強大綜合國力的支撐。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加強、媒體從業人員教育培訓的進一步完善、國內新聞媒體資源合力的進一步形成等，“記者外交”也必將在我國形式日益多樣的公共外交中發揮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