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機
電話外交資深外交官、外交學院對外關係教研室教授周尊南表示，元首之間的通話不像老百姓之間拿起電話就能打的，而要經過事先通報、提前約定。“領導人表達通話意願後，兩國的外交部門就要認真協調、商定時間，雙方達成一致後，兩國領導人才能按照約定的時間與對方進行通話。”
那么什麼情況下，兩國領導人會選擇用電話的形式進行交流呢？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告訴華商報記者，通常，兩國領導人遇到一些事務需要直接商談，或需要了解對方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但又不能馬上會面時就會採用打電話的方式進行溝通。這也體現出兩國關係比較重要、面臨的雙邊事務或國際事務比較多，“比如，我國領導人與美國總統通話，多數時候都是就國際事務交換意見。”
不過，元首之間通電話必須要雙方都有通話意願，如果只是單方“一頭熱”是無法打通的。據《國際先驅導報》報導，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就曾在他的回憶錄《我的人生》中提到，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軍轟炸，他一聽說這一訊息，就立刻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但江澤民不接他的電話。不得已，他只好不斷在公開場合道歉。一個星期以後，柯林頓才跟江澤民說上話。另據《環球時報》報導，柯林頓當時曾3次建議使用中美“元首熱線”，但中方出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考慮，沒有理睬。
參與人員
除元首還有翻譯、記錄員
雖然是兩國元首進行通話，但電話兩端可不止元首二人。資深外交家、前上合組織秘書處副秘書長高玉生透露，元首間通電話是免提形式，由翻譯現場交替傳譯。“在裝有熱線的整個屋子裡，有主席（或總理），有記錄人員，有時還有外長。”
有時也會有兩國領導人不通過翻譯，直接在電話中交談的情況。比如，有著“中國通”之稱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就曾用中文與習近平在電話中交談。2013年7月9日，出任澳大利亞總理不久的陸克文曾發微博稱：“昨晚我在辦公室和習近平主席通了電話。我們用中文談了半個小時，討論了一些中澳、亞太地區和國際方面的重點。我和習主席都很重視我們兩國的雙邊關係。我也借這個機會邀請習主席明年來澳大利亞訪問以及參加在布里斯班舉辦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該微博還配發了陸克文通話時的照片，可以看到，現場還有兩位工作人員陪伴。
周永生說，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以來，中國領導人與外國領導人的交流更加頻繁，這一方面表明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他國家越來越重視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更需要及時與中國溝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領導人越來越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通過電話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保持交流，反映出我國積極溝通、積極解決問題的“積極外交”的姿態。
作用
體現兩國關係非常重要
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中，大國元首之間的熱線電話，對緊急問題的磋商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和美國、俄羅斯、法國等國家之間都建立了“元首熱線”，中國和日本、印度則開通了“總理熱線”。
華商報記者查閱公開報導發現，早在1998年5月，中俄就宣布開通“直接的總統熱線”，同年6月，中美兩國元首的直通電話通信線路也正式建立；1999年10月，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法國，雙方決定開通兩國元首的熱線電話，2000年10月，法國總統席哈克再次訪華，兩國簽署了關於建立元首間熱線的協定；2008年6月1日中越兩國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領導人熱線電話。
中日之間沒有元首熱線只有總理熱線，並且這條熱線的啟動非常坎坷。早在1998年，江澤民訪日期間就和日本時任首相達成建熱線的共識，2000年，時任總理朱鎔基訪日時，這條連線日本首相官邸和北京中南海之間的專線開通。然而這條熱線卻一連“冷”了十年，因為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導致兩國關係陷入冰點，這條專線從未使用。直到2010年6月，時任總理溫家寶應約與當時新當選的首相菅直人通電話，才正式啟動這條熱線。
周尊南說，我國與主要的大國間都開通了領導人熱線，這是基於雙方都認為有進行最直接聯繫的必要而建立的。“建立領導人熱線就說明兩國關係非常重要，有了熱線，發生重大事件，或兩國需要對雙邊關係或其他國際問題進行磋商時，能夠更加直接和高效率的溝通。”
高玉生認為，最初的大國熱線主要是在容易出矛盾的大國之間，“目的是發生重大事件時能及時溝通，避免擦槍走火。”而盟國之間反而對熱線需求不大，因為盟國平常就能經常溝通，“比如美英之間，通話非常頻繁。”
習式電話外交
揭秘國家領導人電話外交：約好時間通話用免提
當地時間2014年7月14日晚，在結束了與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應約通電話。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以來，在國外與外國領導人通電話實屬罕見。
華商報記者根據《人民日報》公開報導梳理髮現，自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至2014年7月17日，習近平先後與國際組織領導人、外國元首及政府首腦應約通電話22次，平均每月超過一次。其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4次，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通話3次，與韓國總統朴槿惠、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通話各2次，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巴西總統羅塞夫、澳大利亞時任總理陸克文、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伊朗總統魯哈尼和土耳其總統居爾通話各1次。
有媒體援引專家的分析稱，中國主動撥打的次數並不多，在國外與外國領導人通電話更是少見，對於習近平在巴西福塔萊薩應約同歐巴馬通電話，有專家分析認為，一方面，這與中國主要致力於解決國內問題的立場相關；另一方面，隨著習近平所表明的中國“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更多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中國主動撥打電話的頻率和次數將明顯增加。
與歐巴馬3次通電話3次提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2014年7月14日晚，習近平在巴西與歐巴馬應約通電話。此前，習近平曾應約與歐巴馬通了兩次電話：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後應約與歐巴馬通電話，歐巴馬祝賀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2014年3月10日，習近平應約與歐巴馬通電話，就中美關係及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
據統計，習近平與歐巴馬3次應約通電話時，均提到要“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雙方特別提到要加強反恐領域的合作。此外，雙方兩次就朝鮮半島局勢問題交換了看法。
當選國家主席普京最先祝賀中俄兩國領導人“感情友好”
華商報記者統計發現，習近平自就任國家主席以來與普京應約通電話4次，是所有國外領導人中最多的。
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當天下午，普京是第一個電話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國際政要。習近平首先表示感謝，同時認為這充分體現了普京對中俄關係的高度重視和俄羅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很顯然，僅從“次數之最”，就充分體現了中俄兩國領導人和兩國人民的友好感情。2013年4月22日晚習近平應約同普京通電話，普京再次對中國四川蘆山發生強烈地震致以深切慰問，並表示俄方願提供一切必要幫助。習近平更是以“患難見真情”形容雙方的關係。此外，習近平2013年6月15日應約同普京通電話時表示，“我珍視同普京總統的個人友誼和相互信任。”
華商報記者統計發現，習近平應約通電話最集中的時間段是他當選國家主席後的8天內。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京首先應約通電話，緊接著美國總統歐巴馬；之後依次是法國總統奧朗德、巴基斯坦總理扎爾達里、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韓國總統朴槿惠、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與朴槿惠兩次通話均談到朝鮮半島局勢問題
華商報記者統計發現，習近平自當選國家主席至今兩次通電話的國家領導人包括韓國總統朴槿惠、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和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其中各有一通電話是“祝賀”：阮富仲和朴槿惠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祝賀阿博特當選澳大利亞聯邦總理。
此外，習近平分別與朴槿惠和阿博特通電話都涉及有中國人遇難的災難性事件，並表示願意合作救援。例如，2014年3月20日晚，習近平應約同阿博特通電話。阿博特就馬航客機失聯事件表示慰問，並通報澳方搜救工作最新情況。2014年4月23日，習近平應約同朴槿惠通電話時，就韓國“歲月”號客輪發生嚴重事故表示深切哀悼，並向韓方提供救援設備。此外，雙方的兩次通話中均談到了朝鮮半島局勢問題。
在應約與阮富仲的通話中，雙方領導人談及最多的是“社會主義”“好夥伴”。
就烏克蘭局勢極力斡鏇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
顯然，在一些涉及地區穩定的重大國際事件中，“通電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斡鏇手段，而且中國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
2014年3月，烏克蘭徘徊在內戰邊緣。習近平先後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歐巴馬應約通電話，就烏克蘭危機進行磋商，表明了中國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上的原則立場，“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冷靜克制，要堅持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危機。”
習近平致電祝賀阮富仲再次當選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201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阮富仲，祝賀他再次當選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以他個人名義對阮富仲表示祝賀。習近平表示，進入新世紀以來，越南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革新事業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政治社會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相信在越南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越南社會主義建設和革新事業將不斷向前邁進。
習近平強調，中越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兩國政治制度相同、發展道路相近、前途命運相關，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中方高度重視發展同越南的關係，願同越方一道，繼續秉持“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方針和“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精神，推動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