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裴麗生裴麗生，1906年10月31日生於山西垣曲縣譚家鄉峪子村。1929年，裴麗生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 1932年12月，裴麗生參加了北平社會科學家聯盟。193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5月，裴麗生從清華大學畢業，1949年3月22日，解放太原戰鬥尚未結束，華北人民政府將山西省的晉中行署與太原市合併，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裴麗生任市長。同時他還是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1949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軍區同時成立。裴麗生被任命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1950年3月，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正式選舉裴麗生為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1950年9月，省委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華奉調晉京，裴麗生曾代理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山西省第二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裴麗生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同時當選為山西省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從1953年3月起，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2月，山西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裴麗生當選為省長。1956年4月，裴麗生奉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行政職務是秘書長，至1960年升任副院長。
1977年11月，裴麗生被任命為中國科協副主席，主持中國科協的工作，以後又被任命為國家科委黨組成員、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國家科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83年，77歲的裴麗生在多次請求後被批准離休。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國科協黨組書記，接替裴麗生的工作。1986年6月17日，中國科協召開了二屆四次全委會會議，裴麗生就科協二屆全委會為即將召開的中國科協三大所提供的工作報告的起草和中國科協章程的修改作了說明。這是他在中國科協任期內的最後一次總結髮言。在當年6月召開的中國科協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新當選的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們一致選舉為中國科協榮譽委員。退居二線後，他依然對中國科協的事業非常關心。中國科協辦的中國農業函授大學和中國科技報研究會聘他擔任名譽校長和名譽理事長職務。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予以支持。
1990年7月，又被伍修權、陸定一同志推薦，並經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擔任了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1992年12月辭去會長職務，留任老區促進會顧問及中國老區專著編委會主任。當時他已經86歲，但依然耳聰目明，精神矍鑠，繼續在為中國的科技事業和老區建設事業發揮餘熱。
1992年12月辭去會長職務，留任老區促進會顧問及中國老區專著編委會主任。
2000年3月18日19時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李嵐清、丁關根、田紀雲、李鐵映、遲浩田、羅乾、姜春雲、錢其琛、溫家寶、曾慶紅、萬里、喬石、宋平、薄一波、宋任窮、鄒家華、王光英、吳階平、何魯麗、周光召、韓杼濱、葉選平、王兆國、趙朴初、盧嘉錫、任建新、宋健、李貴鮮、陳俊生、朱光亞、經叔平，以及李德生、張勁夫、段君毅、黃華、習仲勛、楊成武、谷牧、倪志福、陳慕華、胡繩、錢學森等同志分別以不同方式對裴麗生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主要事跡
思想活躍
李嵐清送別裴麗生同志裴麗生1906年10月31日生於山西垣曲縣譚家鄉峪子村，7歲入本村私塾，13歲入縣城第一高小，18歲考進太原進山中學。進山中學在當時的太原是教學質量比較高的，思想也比較活躍。裴麗生在學校里讀了許多新書，受新思潮的影響，渴望進步。1927年2月，在北伐高潮中他參加了國民黨，7月參加了共產黨。
進步活動
1929年裴麗生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當年秋天，來到了古都北平。三十年代初，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國難日深，民情憤懣，北平的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革命文化活動很活躍。1932年12月，裴麗生參加了北平社會科學家聯盟。1933年2月以後，進步活動受到破壞，北平活躍的政治氣氛驟然發生了變化。裴麗生受社聯黨組委派，負責燕京大學的工作，曾在燕京大學學生宿舍，介紹國內政治形勢，與同學們一塊探討救亡主張，還講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同年4月，北平社聯黨組重新接納裴麗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學校教員
裴麗生從清華大學畢業，經友人介紹，在北平和平門裡的中華中學當公民課教員。當時公民課的教材，用的是周佛海的《三民主義理論基礎》，但他利用講堂宣傳的是馬克思主義，學生們很願意聽他講課。教學之餘，由他自己出資，編印了兩期社聯刊物《社會科學》，還翻譯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報紙編輯
1934年1月，裴麗生到北平《世界日報》任國際版編輯。他經常注意選發蘇聯塔斯社的訊息，並加一些政治傾向鮮明的標題。為時不久，《世界日報》受國民黨脅迫改變了政治傾向，裴麗生便離開了報社。5月，由於黨組織受到破壞，他的黨組織關係又中斷了。
裴麗生到天津《中國新報》當副刊編輯。他曾利用這塊陣地宣傳抗日。由於副刊進步傾向非常突出，裴麗生便被老闆辭退了。10月，裴麗生回到北平，與關夢覺、王心清一起編印一種秘密刊物《在馬列主義的旗幟下》，介紹國內時事、世界知識和馬列主義理論，向人民民眾提供蘇區的訊息，還刊登了史達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1935年2月，由於活動引起敵人的注意，裴麗生轉入隱蔽工作。同年5月，又因裴麗生原在山西參與主辦革命刊物《垣民之友》一案而被閻錫山派人追捕，他被迫離開了北平。
抗日救亡
裴麗生1935年5月30日，裴麗生從北平到達運城。在韓玉琦、王禎二人主辦的暑期訓練班當歷史、地理教員。訓練班結束後，裴麗生任菁華中學的語文教員。他講語文，採取開放式的辦法，學生可以自己命題，自由發揮。這些學生後來大部參加了革命。裴麗生還經常在菁華中學的周會上介紹左翼書刊，宣傳抗日救亡。他還辦了《學生周刊》，宣傳新思潮，對學生進行革命啟蒙教育。此外，裴麗生經常到與菁華中學隔壁的女二中講課，介紹國際和國內鬥爭形勢，並宣傳反封建、爭取婚姻自由等主張，還向她們推薦新書。一時，女二中也活躍起來了。後來，有許多女同學投身革命。除這兩學校外，他也曾在運城二師講歷史課，灌輸愛國主義思想。1935年12月9日，運城學生回響北平、太原學生的號召，走上街頭，示威遊行，菁華中學是帶頭學校。這些活動又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於是，他在張吉辰的安排下，到聞喜縣暫避。
戲劇宣傳
1936年2月，紅軍東渡抗日，山西政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閆錫山擺出了抗日的姿態，為此，他要依靠進步勢力。9月，裴麗生從宋劭文處得知，“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準備於“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日正式成立。他便率一些進步學生到了太原。他接替宋劭文在成成中學作一名教員，教歷史課。此時經中共北方局指示，薄一波及其他幾位同志回到山西，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1月，由閆錫山親自主持召開了兩次犧盟總會會議，確定了十三名委員，有薄一波為核心成員。裴麗生也成為犧盟總會委員。閆錫山同意了薄一波公開發展犧盟會的主張，犧盟會在山西得到了大發展。犧盟總會設立宣傳部，裴麗生初任副部長，旋任部長。他主編了《犧盟救國周刊》，還組織了抗日戲劇宣傳運動，把太原市戲劇曲藝界都組織起來唱抗日戲，說抗日書。還派出宣傳隊到綏遠勞軍，到晉東南農村演出。
勞累病倒
藝人們覺得他們的社會地位提高了，情緒特別高漲。而裴麗生本人卻因勞累過度，得了肺病，1937年9月以後到臨汾職業學校其弟安仁處療養。
1947年7月，太原市軍管會組成特別法庭，裴麗生任庭長兼審判長。在莊嚴的人民法庭上，裴麗生以威嚴的目光和震懾的語言，代表政府與人民，給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以應得的懲罰。
抗戰英傑
1937年11月，裴麗生被派往犧盟洪趙中心區工作，開闢抗日根據地。他任中心區黨組宣傳部長。當時決死二縱隊、六專署和犧盟洪趙中心區都駐在趙城河西好義村，他們形成了黨政軍一體化的體制。1938年2月以後，日軍占了臨汾和鐵道沿線，蔣閆縣政權的頭頭紛紛攜眷潰逃，中心區便順應需要，由犧盟會的幹部擔任了縣長，他們都為發展抗日根據地做出了貢獻。抗日軍隊也有了很大發展，後來他們大都被編成了八路軍。日寇打通同蒲線，臨汾等五縣均被分割為河東河西兩個部分。黨的晉西特委為了加強河東五縣的抗日工作，成立六專署河東辦事處，裴麗生被派去當辦事處主任，同時兼任犧盟會的河東辦事處主任。在辦事處成立後，他們在各縣建立了縣委，抓了政權建設，並注意發展基層政權。
1939年7月以後，晉綏和晉東南初步形成兩個大的抗日根據地。閆錫山對此感到震驚，便開始進行反共準備，1940年12月發動了政變。但河東辦事處地處晉西和晉東南之間，基本上是獨立作戰，未受損失，並且由於堅持了黨中央的正確方針，在廣大民眾的支持下，有較大發展。1940年1月，形勢惡化。河東辦事處的軍隊縮編為一個團，調到沁源，成立路西辦事處（白晉路以西），裴麗生任辦事處主任。路西辦事處的建立，標誌著從游擊區到根據地的工作轉變。北方局突出提出了根據地的建設問題，裴麗生領導的路西辦事處著重抓了兩件事，一件是保障人民權利，嚴禁亂打亂殺，另一件是實行合理負擔，禁止亂攤亂派。為此第五專署頒布了《保障人民權利條例》和合理負擔辦法，並開展民主村選，發展紡織業，開展合作社運動，同時統制貿易，鞏固貨幣，執行了緊急稅制等，黨政軍民各方面都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40年後，蔣介石斷絕了八路軍的供給，糧食發生困難，裴麗生堅決執行了黨組織開展征糧工作的決定，果斷地依法懲治了少數抗糧幹部，使軍隊和幹部的糧食得到了保證。
1940年11月，日軍向解放區實行蠶食，裴麗生領導民眾進行了反掃蕩、反蠶食、反維持的鬥爭，還減免了民眾的負擔，組織民眾生產自救，使根據地的元氣逐步得以恢復。在這段時間內，根據地的文化工作也有所開展，成立了太岳中學，裴麗生親任首任校長，各縣還成立了文化交通站，逐步形成了全太岳區的文化交通網。
1941年後，原有的第三專署從太行移到太岳，取代了路西辦事處，薄一波任專員，裴麗生任副專員。9個月後，三專署改為太岳行署，牛佩琮為主任，裴麗生為副主任。1941年5月，日寇糾集10萬兵力，發動了中條山戰役。駐守在中條山地區的國民黨20萬軍隊狼狽潰敗到黃河以南，太岳根據地比原來擴大了兩倍。1941年7月，晉冀魯豫邊區成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地區，裴麗生任太岳行署副主任。行署剛成立，日寇開始了第二次大掃蕩。9月份，日軍掃蕩岳南地區。太岳區黨政領導經過許多艱難險阻，才突出重圍。
1941年年底，正值劉少奇從華中返回延安，路過該地。裴麗生和行署領導一起，按照劉少奇的指示，發動民眾，減租減息，給民眾以實際利益，鞏固了根據地政權。少奇同志還給他們講了如何集中兵力作戰，把戰略上的劣勢變為戰術上的優勢，如何對國民黨採取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如何正確貫徹黨的政策、團結中農，以及如何實行領導與民眾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等。這次啟發教育，使同志們大開眼界，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新的認識。年底，由裴麗生和太岳軍區參謀長畢占雲，護送劉少奇同志過封鎖線，回了延安。
在敵後根據地，裴麗生等還根據上級黨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搞好統一戰線，建立三三制政權，團結開明士紳，團結中農，保障人權，殺人須經區黨委一級政府批准；二、財經統一，合理負擔，不許隨便層層加碼，向民眾亂攤亂派；三、開展大生產運動，組織互助組，召開勞模會，獎勵勞動模範；四、創辦報紙，出版書刊以及層層培訓幹部等。1943年，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鬥爭。
1945年1月，在太岳區黨委擴大會議上，裴麗生就解放區的生產建設問題作了發言，由於實行了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政策，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才使太岳人民有可能拿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線，迎接大反攻的到來。他還曾在行署的教育座談會上根據中央的精神和太岳區的情況，闡述了發展教育的方針。
抗戰勝利後，裴麗生在1947年解放運城戰役中，作為太岳行署副主任親赴前線指導工作。在1948年解放臨汾戰役中，裴麗生任臨汾前線後勤司令員。1948年5月，裴麗生被任命為太行行署主任，但尚未赴任，即被徐向前同志調往晉中前線，任晉中戰役後勤司令員。此後又參加了太原戰役，任聯勤司令員。
開創事業
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戰火剛剛熄滅，裴麗生即率領太原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入城辦公。他們迅即在一、二、三、四區設立粥場33處，對災民進行緊急賑濟。太原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生產自救委員會，裴麗生為主任。他們從外地調集大批糧食、蔬菜、油脂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市民，讓人民首先吃飽肚子。接著，登記失業工人，幫助其尋找工作，並予以生活救濟。太原市軍管會、市政府又組織工商業調查研究會，了解太原私營工商業的狀況；召開工商業者座談會，詳細向他們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顧慮，促其迅速復工復業。人民銀行立即廢除金圓卷，兌換人民幣，並向私營工商業貸款三千萬元，解決他們的資金啟動和周轉困難。到6月初，工廠商店已絕大部分復工復業。
沒收官僚資本，接管工礦企業和公用事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是關係新生人民政府能否鞏固的大事。軍管會和市政府在入城前，即已組織好接管隊伍，進行了政策和專業訓練。入城後，迅即有秩序地開展此項工作。到1949年5月，接管工作基本結束。對敵偽機構和敵偽人員，執行中央的“首惡必辦，協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捕獲蔣閆殘匪特543人，使太原社會治安趨於安定。對於舊公務人員，政府採取了包下來的辦法，分別從錄用、學習、遣返三條途徑加以處置。裴麗生兼任了組織舊公務人員學習的山西公學第一任校長。
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太原市人民政府很重視政權建設和民主建政，裴麗生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電報中曾對太原市在不到三個月內開了五次各界代表會議，予以表揚。
還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工作緊張進行的時候，裴麗生還為改造舊城市，如何建設一個新興的、現代化的新太原，與賴若愚一起指導市政府進行了規劃。
裴麗生兼任省財經委員會主任，他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財經工作上，為搞活城鄉物資流通，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積極工作，為促進經濟發展，密切城鄉關係，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作出了貢獻。他首先下大力著手組織城鄉物資交流和集市貿易，發動國營貿易公司以市場主導力量積極參加，組織工業品下鄉和農業品進城。同時，從銀行貸款、加工定貨等方面，扶植私人工商業，發動他們參加集市貿易。1953年春天，裴麗生帶領工作組，到各地調查城鄉物資交流和集市貿易情況。他發現小店鎮市場活躍，便詳細了解了市場繁榮的原因，及時吸取成功經驗，組織工業品下鄉和到農村收購土特產品。還對政府管理小城鎮及農村市場太嚴的問題作了糾正。這不僅使工業品銷路大暢，也促進了私營工商業發展，改善了公私關係，並使新時期工農聯盟得到了加強。這些成績曾獲得中央的表揚，人民日報曾特約裴麗生撰文介紹，中央商業部總結了山西的經驗，向國內發了通報。
裴麗生兼任工業廳長，實實在在地承擔了責任。1951年暑期，裴麗生帶領工作組，到一些廠礦進行調查，並在這些廠礦推廣東北經驗，試行定額管理和民主管理，這一措施受到薄一波等領導的讚許。
1952年春天，經過“三反”“五反”，幹部情緒消沉，不敢大膽工作，政府工作人員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有所鬆懈。裴麗生帶領一批工作人員視察了山西條件最艱苦和比較艱苦的十多個縣，歷時兩個月。當時，西北高原寒風凜冽，風沙迷漫，政府還沒有轎車、吉普之類的交通工具，裴麗生就坐在卡車前面的駕駛室里，隨從人員坐在後面的車廂里。他是建國後省級領導下鄉最早、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裴麗生每到一地，首先聽取當地專縣兩級領導的情況匯報，然後到幾個工作最好和最差的鄉村直接調查，最後同專縣兩級幹部就今後工作交換意見，並向縣鄉兩級幹部講話，宣傳形勢和中央的方針政策，肯定當地工作的成績，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希望。視察回來後，他將基層情況和自己的思考首先向省委常委會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主張對晉西北實行基本農田制，使人均耕地從十多畝減到六畝。此議得到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贊同，並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欣然支持。裴麗生在報告中主張對西北實行水利水保工程和綠化措施雙管齊下，陶魯笳、王謙當即表示，兩結合的辦法好。他看到省里每年秋天從晉西北徵購糧食，到春荒時又全部返還，而且春季運去的比秋季徵購的還要多，便認為這樣勞民傷財，浪費極大，不如乾脆免除徵購任務。他的建議得到省委常委的一致同意。大家認為，深入調查是取得決策共識並增強團結的好辦法，對裴麗生此次調查的作用表示肯定。事後，華北局將他的考察結果通報全華北區，並表彰了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的工作作風。
1953年夏季，裴麗生在參加全國財經會議後，了解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便連續3次召開省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及在山西如何貫徹問題。此後，他又帶領省政府幾個廳局的工作人員，到運城地區各縣，並以解縣西張耿鄉為重點作了調查。他和鄉村兩級幹部、共產黨員、積極分子，進行了熱情的、推心置腹的談話。村民們向他談了土改翻身以後的不同經歷，談了互助合作帶來的實際利益，談了解放後農村物質生活和風俗人情的變化。回到省里後，他向省委常委會作了匯報，山西日報曾全文發表過這個調查報告。
1955年，黨中央在山西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裴麗生在會上作了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如何團結中農的發言，會後以《我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為什麼會發生搖擺現象》為題，在山西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宣傳部曾把這篇文章編集在一本書里，由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工作作風
典型引路
裴麗生在抓農業生產時，特別注意典型引路。五十年代初期，他選擇了植棉模範曲耀離和水土保持模範高晉才等幾個典型。他早在1952年就開始注意抓生態環境問題。
人民民主
裴麗生從抗戰開始，就一直牢記人民政權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1949年，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政府工作的方針政策更加明確了。建國以後，他對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民代表大會極為重視。向大會作的報告，在撰寫前要交代總的指導思想及分段內容，初稿出來後必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廣泛徵求意見，並吸收進報告中。他對代表提案非常重視，叮囑各廳局認真作出答覆。他非常尊重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政府委員，政府主要工作的安排、幹部的任命以及重要地方法規、實施細則的出台，都要反覆徵詢政府委員的意見。裴麗生重視民主人士參政議政和統一戰線政，甚至出席會議的委員名單先後排列順序也要親自審查。
實事求是
裴麗生擔任山西省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期間，主持“三反”“五反”運動。他歷來小心謹慎，事實求是，不走極端，常被批評為“鬥爭性差”，這使省政府的“三反”“五反”運動較少發生“左”的偏向。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政府工作頭緒繁多，任務繁重，而且時間性又相當強，但裴麗生力爭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到基層去調查研究。他在山西省政府工作了6年，時間較長的下鄉下廠調查研究，即有四五次。 裴麗生以工作拚命著稱，歷來的“思想鑑定”，都肯定他“有忘我的不知疲倦的事業精神”。無論下鄉或在機關，他都把發條擰得很緊。他愛學習，報紙檔案書籍讀的很多很細。他作風嚴謹，周到細緻。公文簡報每天成堆湧來，他要求他的助手，將其中時間性強的檔案及時傳遞，不能積壓；簡報、綜合報告、專題報告之類的檔案，每天要將主要內容向他匯報，然後他選擇重要的親自閱覽。
勤儉節約
裴麗生十分勤儉節約。在他任職期間，嚴格控制修建樓堂館所。山西省人民政府一直住在原督軍府陳舊的房子裡。周恩來曾予以表揚。裴麗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善於處理上級、同級與下級之間的關係。當時，山西省委個別領導同志不顧大局，在幹部大會上公然指責省政府的工作，政府系統幹部聽到後非常氣憤，向他反映。他以黨委與政府關係的大局為重，將此事按了下去。他特別關心愛護青年同志。1951年春天，裴麗生應邀出席在太原市文廟召開的山西省大專院校為動員青年參加抗美援朝的萬人集會。他讚揚青年們自願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經風雨，見世面，把自己火熱的青春奉獻祖國，是最有出息的表現，是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光榮傳統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揚，他代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支持他們的行動。會後，一名青年學生來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見，並要求裴主席給他一張照片，裴麗生同志全部滿足了他的要求。建國初期，山西工農速成中學學生會主席劉學理帶領學生會成員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見，反映校領導官僚主義、壓制民主、疏於管理的意見。裴麗生熱情地接待了學生，對他們高度的責任感予以表彰，並責成省教育廳對存在問題一一加以解決。這次接見，平息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學潮。
公正對待
他對幹部既嚴格要求，又倍加愛護。在他任職期間，最大的運動是“三反”“五反”。凡是經他處理的幹部，總是斟酌了再斟酌，務求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例如對省百貨公司經理雷修成的處理，既公正地對待了幹部，又沒有在三反五反運動高潮中給民眾潑冷水。
工作成就
出任中科院黨組副書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號召“向現代科學進軍”，提出制訂1956到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計畫的任務，要求黨和政府“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為了加強科學院的領導力量，黨中央決定抽調張勁夫和裴麗生等同志到科學院領導崗位工作。裴麗生出任院黨組副書記，行政上先任秘書長，後任副院長。中國科學院的新班子剛成立時，首先抓12年科學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裴麗生在院裡主持日常工作，同時代管科聯、科普兩大民眾團體。
裴麗生到科學院工作後，始終支持和配合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開展工作，團結黨組一班人，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使科學院的工作健康發展。在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院黨組認識一致，步調一致，都採取了保護科學家的政策措施。
作為科學院黨組副書記，裴麗生是參與制訂《科學十四條》的負責人之一，他在所主管和領導的各研究所工作中認真貫徹落實《十四條》精神，極大地調動了有關科技人員的積極性。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上，裴麗生很有他的個性。在巨觀上，他大局在胸，思路開闊，對新鮮事物敏感，對科學家的創見熱情支持，並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在此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與抉擇；在微觀上，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周到細緻，經常深入現場調查研究。他謙虛謹慎，鑽研業務，不會就學，不懂就問，因此能在許多業務問題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發言權。
當時，裴麗生的行政級別比張勁夫高，資格也老，但他十分尊重張勁夫同志，自覺維護黨組領導班子的團結。凡有重大問題，都是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他對竺可楨、李四光等科學家副院長非常尊重，與錢學森、周培源、趙九章、汪德昭、王大珩等老科學家交情很深。對各研究所的青年科技骨幹，他滿懷熱情，大力扶持，人們稱他為“忠厚長者”。他厭棄沽名釣譽，喜歡不聲不響地紮實工作。他對“拍馬屁”有一個精闢論斷：“拍你，就是為了騎你。”
全力支持生物學地學
1957年，科學發展12年遠景規劃已經制訂出來並開始實施。按黨組成員分工，裴麗生負責生物學和地學等方面的工作。按行政領導分工，這部分工作由副院長竺可楨負責。裴麗生對竺可楨十分尊重，他虛心請教，積極配合，並大膽謀劃，勇挑擔子。兩個人合作得非常和諧、有效。
裴麗生經常深入地方，深入科研第一線，向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和管理幹部調查研究，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新要求和國際科學發展的新趨勢，大膽開拓新的科研領域，確定學科發展重點，並改建、擴建和新建了若干研究機構，具體組織科研計畫和任務的實施。中國科學院在生物、地學、綜合考察等方面形成優勢並在國際上頗具影響，有許多領域是在那時打下基礎的。
1957年，裴麗生曾率領幹部到內蒙、寧夏、甘肅等地考察，得知我國沙漠總面積高達10多億畝，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地區，特別是當他看到建設中的包蘭、蘭新鐵路要穿過廣闊的沙漠地帶，解決鐵路不被風沙掩埋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風沙也時刻危害沙區廣大人民民眾的生產與生活。他和竺副院長商定，組建了青甘蒙寧沙漠考察隊。治沙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先後取得了數項可喜成果，寧夏沙坡頭車站的草方格防沙試驗和內蒙古噔口防沙試驗取得好成績。受聶榮臻委派，裴麗生和由譚震林委派的李登瀛一起，於1958年10月在內蒙呼和浩特召開了西北六省區治沙工作，明確了治沙工作的方針、任務和應採取的措施，對六省區治沙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此後，科學院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將沙漠考察隊改為治沙隊，設立了七個綜合試驗站，為我國沙漠研究和治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在裴麗生和竺可楨的密切合作和共同指導下，科學院綜合考察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959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綜合考察會議上，裴麗生作了題為“把綜合考察工作提高一步”的重要講話。指出綜合考察工作總的任務和要求應以經濟建設為綱，也就是從自然資源調查開始，進行分類研究，最後提出資源開發利用方案。綜合考察的主要成果表現在開發方案的制訂上，綜合考察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要便於任務的完成；綜合考察委員會要有班底，要設立幾個研究室，還提出了領導方面應該注意的問題。針對1958年躍進中出現的浮誇風，他態度鮮明地指出這雖然是前進中的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問題，但對於一個指頭的缺點絕不能輕視，必須有具體的克服辦法，浮誇是科學的致命傷，是科學的死敵，寬恕它，就會葬送科學事業。
裴麗生分工聯繫生物、地學部的工作後，深感中國海洋科學事業原有基礎薄弱，他支持竺可楨的看法，對海洋生物研究以外的其他海洋研究領域要提供條件促使其加快發展。經過一番努力，將海洋生物所擴建為綜合性的海洋研究所。1959年1月，在該所成立會議上，裴麗生髮表了“為完成1959年海洋研究任務而努力”的講話中，從祖國安全和保衛世界和平、經濟建設的需要和人類未來對深海、遠洋的開發的前景三方面闡述了海洋研究的意義。為此，確定了青島海洋研究所的總任務是：綜合地研究海洋物理、化學、地質、地貌和生物等現象的規律。為了實現這個總任務，他提出以海洋普查為綱，推動全面工作的開展。為搞好普查，裴麗生強調，一要結合塘沽新港、渤海油田以及長江口、錢塘江口的建設工程，摸清情況和取得數據；二是提供精密、準確、穩定的新設備和新儀器。在此之前經他和竺可楨一道爭取，1957年後裝備了我國第一艘海洋考察船“金星” 輪，首次進行了渤海及北海、黃海西部綜合考察。裴麗生提出了“南海工作應加強”的主張。嗣後，他到廣東考察了南海，在他的支持下，在廣東分院建立了南海海洋研究所。
裴麗生對中國冰川凍土研究的支持，令許多科學家至今念念不忘。1958年6月，應甘肅省委要求，中國科學院施雅風領導青甘綜合考察隊的一個分隊，在進行祁連山冰川考察時，制訂了三個月左右完成考察工作，基本查清祁連山冰川分布與蓄水量，以確定能否進行大規模人工黑化，增加融水的工作，並在年底提交考察報告的大膽計畫。裴麗生偕同專家親自到蘭州審查批准這個計畫，並將冰川考察隊從青甘綜合考察隊中獨立出來，定名為中國科學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這個決定對我國冰川學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施雅風等在年底按計畫寫出了考察報告，次年一月，我國第一部冰川學專著《祁連山現代冰川考察報告》就出版問世。1959年，裴麗生接受了當時正蒙冤受到批判的施雅風的建議，將冰川考察隊擴展為冰川積雪凍土研究所，使冰川工作得到進一步發展。
中國科學院在我國地球化學研究的開創工作中曾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裴麗生則是這一重要作用的關鍵與決策人物。當時同位素地質等幾個新研究室已迅速設立，稀有元素科研隊伍的快速組成等，都是與裴麗生的關心指導分不開的。
裴麗生在地學方面還組織與支持了地球物理所建立起監測全國地震的地震站網；積極組織地理所聯合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動物所、地質所、水文工程地質局等單位，完成了1：400萬比例的全國綜合自然區劃、地貌、氣候、水文地質、土壤、植物和動物等多種區劃圖；在北京組建了中國科學院土壤隊，開展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的土壤調查；還決定把地理所測量組遷往武漢，擴大建立測量製圖研究所。在裴麗生分管生物地學部時期，為增強古人類研究，將古脊椎動物研究室擴大並改稱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同時將南京古生物所改稱地質古生物所，增添了沉積研究部門。
裴麗生特別關注與中國原子核事業以及和探空事業相伴而行的放射生物學和宇宙生物學的研究。生物物理所這兩大研究領域的開拓和發展，都是與他的關注和支持分不開的。
1962年前蘇聯在我國西北邊境附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進行頻繁的核爆炸試驗，黨中央、周總理等領導十分關心我國受放射性物質的污染和對人民健康的影響。裴麗生親自抓這方面的工作，了解放射性污染環境的情況並及時匯報中央。當時做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年輕，但裴麗生都認真聽匯報並作記錄，仔細詢問放射性灰塵的散布情況，如何評估它對人民健康的危害，並了解探測及試驗過程，親自帶領有關同志到國務院匯報。
組織落實國防科研任務
裴麗生1960年，蘇聯政府單方面廢除兩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撤走在華專家，使我國“兩彈”研製處於困境。毛澤東主席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發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的號召。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充分發揮科學院優勢，集中力量加強國防尖端科學研究工作，並決定由裴麗生分工負責。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精神和黨組決定，迅即著手對全院國防科研工作進展情況以及可以運用的力量進行全面了解，協助張勁夫及時與國防科委等有關部門建立協作關係，並依託新技術局對全院各有關研究所的國防科研工作做了具體部署，從任務、學科、協作、人員、條件等方面加強管理。他深入科研第一線，及時地解決各種實際問題。1961年，聶榮臻副總理提出：五院、二機部、中國科學院，三家要擰成一股繩，共同完成兩彈研製任務。同年7月，國防科委成立了由劉傑、錢三強、張勁夫、裴麗生、劉西堯組成的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協作小組，以及由王錚、錢學森、張勁夫、裴麗生、劉西堯組成的五院和中國科學院協作小組。
在分工負責國防科技工作期間，裴麗生十分注意處理好為國防建設服務與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和發展基礎研究之間的關係，努力改變某些科研人員中存在的片面強調學術研究，輕視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研製的風氣，引導大家正確認識並處理任務與學科發展之間的關係，積極承擔國防科研任務。他在各種場合反覆宣講科學院在國防科研工作中，要努力做到按時保質完成任務，還要努力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儘可能搞清其規律和機理，上升到理性認識。裴麗生胸懷全局，深入實際，對重大任務從論證到組織隊伍，再到研製、試驗，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親自過問，及時發現和解決存在的問題，大大促進了工作的進展。
（一）核子彈方面的工作
1961年7月，裴麗生與當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帶領工作組到瀋陽、長春、哈爾濱中國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落實“科學十四條”的指示，和各所領導與科學家一起，分別安排了金屬鈾冶煉、核燃料化學和反應堆結構力學等方面的研究任務，同時，對各所的長遠研究工作也作了適當部署。每到一地，他們就結合實際，闡述學科與任務的關係，強調發展原子能科學技術，不僅是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建設迫不及待的任務，而且還會通過這些任務的完成，積累大量寶貴的科學技術資料，極大地豐富學科的研究內容，為各門學科的發展開拓廣闊的領域和新的天地。
過去由於政治審查和保密控制過嚴，研究所在安排國防尖端科研任務時，對科技人員的使用顧慮重重，很不放手。裴麗生、錢三強請公安部派人參加工作組，會同當地保衛部門，共同貫徹 “科學十四條” 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重新修訂了保密範圍和密級，當場定任務，當場審查幹部。這樣做，工作效率很高，又可以使大批人才得到信任使用。國防科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後，認為這種認真貫徹知識分子政策、互相交底、共同完成任務的協作方法很好，於當年9月19日專門向中央軍委羅瑞卿秘書長和幾位軍委副主席寫了報告，稱讚這種作法“真正體現了擰成一股繩的精神，極大地調動了科學研究人員的積極性”，“比較徹底地扭轉了過去協作工作中的缺點”，建議“廣為提倡，並進一步總結經驗，不斷加以提高”。
當年9月，裴麗生又先後到長沙、上海、西安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進一步貫徹“科學十四條”精神和聶總關於“擰成一股繩”的指示，雙方經過深入細緻的研討，1961年共安排了二機部任務83項，222個課題，其中包括在核燃料工業和核武器研製方面發揮重要、關鍵作用的鈾礦地質、開採選冶、全氟油、鈾同位素分離膜、核燃料前處理工藝、核燃料後處理工藝、高效能炸藥等一系列重大課題。
“全氟油”是分離鈾同位素機組抗腐蝕耐輻射的潤滑油。蘇聯專家在時，把這種材料放在保險柜里，用時拿出，用後鎖起。蘇聯專家撤走後，只留下幾個空盒，裡邊有一點殘留物。裴麗生請上海有機化學所黨委書記邊伯明組織人加以分析，看它是什麼東西。經過分析，確認殘留物是全氟油，隨後即組織專門研製組，成功地試製出了樣品。裴麗生對邊伯明說：“二機部一年才用200噸，乾脆你們建個廠子，自己乾。”全氟油生產出來後，裴麗又親自到上海主持鑑定。並決定對在分析研製全氟油任務中作出貢獻的高級工程師顧子愷以及其他參加者，每人提升一級工資。
還有一種材料叫“鈾同位素分離膜”，當時代號“真空閥門”。這是提取核子彈裝料鈾235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科學院黨組與上海市委一起組織冶金所、金屬所、原子能所、復旦大學和上海市紡織局、冶金局、化工局聯合攻關。在冶金所副所長吳自良主持下，突破了粉末製備、成型燒結和抗腐蝕等難題，終於在1964年試製成功。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科研人員不僅任務緊迫繁重，而且長期接觸有毒物質，有損身體健康。裴麗生同志親自到科研第一線考察，看到這個情況後，就由科學院院部出面，向有關方面爭取，給科研人員增加了一些營養食品。
1963年初，中央專委下達了在中國首次核爆炸試驗中要求科學院承擔光熱輻射和多種力學參數測試任務，要提出測量方案並研製、提供所需測量儀器。由於時間十分緊迫，裴麗生迅即部署各有關研究所組成21號任務核心組，調動人力，討論技術方案，組建實驗室。在國防科委主持下，長春光機所王大珩、自動化所楊嘉墀、物理所孫湘、電子所汪德昭、力學所鄭哲敏、地球物理所傅承義等科學家均參加了討論，確定了15個研製項目和指標，明確了技術方案和途徑。在研製工作進入一定程度的基礎上，裴麗生又於1964年1月19日召集有關所領導，逐項解決各研製項目所需的生產問題和器材問題，還決定對21號任務實行特殊的組織管理措施。院新技術局和各所都指定專人負責溝通情況，有問題迅速採取有力措施，確保優先解決。科技人員和工人經過一年多的日夜奮戰，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按預定計畫全部完成了觀測儀器和設備的研製任務，保證了10月16日我國首次核爆炸測試任務的圓滿完成。
（二）飛彈方面的工作
為五院（後改為七機部）飛彈研製工程配套，科學院組織安排了一系列理論分析、實驗研究以及關鍵儀器、材料、設備的研製工作。據1961年11月統計，五院要求科學院配合的科研、試製任務達95項，226個課題，涉及東風、紅旗等8個型號的飛彈。
飛彈發射場的光學測量設備大型電影經緯儀（任務代號為150-1工程），是自力更生研製飛彈所必不可少的測試設備，用於測量飛彈飛行軌道參數，記錄飛行姿態，以驗證飛彈設計和製造的成敗和優劣。指標要求作用距離210公里，定位精度10米，測速精度0.7米/秒。這種設備是西方國家對我實施禁運的。1960年，五院向科學院提出研製光學外彈道測量儀的委託任務書。由於這一工程任務極其複雜，有許多技術難題，有的使用要求都需要從頭摸索，國內可能的協作條件也不清楚。經過裴麗生與國防科委國防工辦等部門以及有關專家反覆論證、磋商，最後確定150-1工程由中國科學院抓總，長春光機所在技術上總負責，一、四、五機部及文化部等有關工廠積極參加協作，共同完成任務。為此，確定建立設計師系統，由王大珩所長任總工程師。
經過多方努力，光機所按時優質地完成了五台經緯儀的生產任務，分別安裝在二十基地和二十五基地，滿足了使用單位的要求，加速了飛彈武器的研製過程。同時，光機所自身也鍛鍊了隊伍，建立與發展了某些學科基礎。
在飛彈技術方面，科學院承擔的由中央專委下達的任務，還有反飛彈武器光炮的研製和入侵敵彈真假目標識別的研究，以及援越抗美所需要的超低空地空飛彈的研製等。在這幾個方面，裴麗生也傾注了心血。
1965年5月，中央專委決定，由中國科學院負責，在短期內研製出一種超低空地空飛彈（代號541），這是一種民眾性防空武器，靈活輕便，可供當時援越抗美戰爭之用。7月，裴麗生副院長召開了第一次541任務領導小組及總設計師組會議。領導小組由新技術局及有關所、廠負責人共11人組成，楊剛毅、呂強分別任正副組長。總設計師組由科學院力學所、大連化物所、長春光機所、自動化所、化學所、蘭州化物所、科學儀器廠和五機部四所、三所的科技專家組成，郭永懷任組長，林鴻蓀、屠善澄、張松年任副組長。科學院在裴麗生直接領導下，動員了27個所、廠的1300多名科技人員參加此項工作。當時沒有任何技術資料可以借鑑，但科技人員為國防事業獻身精神極強。裴麗生和院部新技術局、各所黨委在政治思想、院內外協作、各種條件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做到有問題能及時發現、及時解決。1965年12月，也就是不到半年，541試驗彈就近乎奇蹟般地研製出來了。在力學所、化學所懷柔基地進行了6次發射試驗，檢驗結果表明，發射系統的可靠性、發動機系統的工作特徵、彈體的氣動穩定性和結構的可靠性，都令人滿意。
（三）人造衛星方面的工作
1957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上天，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根據地球物理探測研究的需要，提出了開展火箭探空和研製人造衛星的建議。1958年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同意以科學院為主搞人造地球衛星。科學院黨組在組織科學家討論的基礎上，決定把這項工作列為全院1958年的第一號任務，成立了“581組”，作為地球物理所的二部，由院黨組副書記和秘書長裴麗生直接領導。
高空火箭和衛星探測涉及學科眾多，581組幾乎每周都要開一、二次會議，各有關研究所的科技骨幹和所長、黨委書記參加，裴麗生經常參加會議討論，認真記筆記，及時指示院機關有關職能部門協同解決實際問題。在各有關研究所夜以繼日通力合作下，苦幹兩個月，完成了運載火箭結構的初步設計和載有多種高空環境探測儀器及動物艙的兩種探空火箭頭部模型，為自力更生髮展我國空間事業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與此同時，在國防科委組織下，科學院與國防部五院聯合制訂了“和平一號”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計畫，領導上確定由科學院秘書長裴麗生掛帥，五院指定梁守盤主任負責聯繫，與靶場掛勾問題由五院劉秉彥副院長負責，力爭1959年第四季度發射成功。
1959年，根據中央指示，決定暫停衛星研製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氣象火箭探空。為此，除研究試製運載火箭及各種高空氣象探測儀器、地面接收系統外，還在安徽廣德縣的無人山谷中建立探空火箭試驗場。1960年7月和9月，在試驗場作過若干批次火箭發射試驗，裴麗生曾親赴現場視察。
1961年4月，蘇聯載人飛船進入太空，引起中國科技界和國防部門的極大關注。在裴麗生主持下，中國科學院組織了星際航行座談會，每次由一位專家主講一個專題。6月3日的第一次座談會由錢學森作題為《今天蘇聯及美國星際航行中的火箭動力及其展望》的中心發言。第二次由趙九章講《衛星的科學探測和氣象火箭測量》。每次中心發言後，裴麗生就讓科學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人們得出一個共識，搞衛星，實際上與搞飛彈是互為表里、相互為用的，發射衛星與發射飛彈所需要的火箭技術基本上是一回事。蘇聯、美國的衛星上天，表面上是民用，實際上主要目的還是軍用。大家還就發射衛星是用二級還是三級火箭進行過熱烈討論。後來相繼報告和討論了衛星的通訊和測控、衛星本體溫度控制等各種問題。座談會延續三年，共舉辦12次，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構想和建議，這不僅活躍了學術思想，而且為後來的衛星上馬提供了技術儲備。
1964年12月，趙九章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期間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認為中國已基本具備發射人造衛星的條件，建議中央採取措施，爭取在建國20周年發射。1965年5月6日，中央專委第12次會議決定將人造地球衛星列入國家計畫，並確定中國科學院為技術抓總和衛星本體研製單位。專委還責成國防科委組織協調，由中國科學院在十月份向專委提出具體安排報告。科學院黨組立即行動，在張勁夫統一領導下，由裴麗生負責具體組織工作。他召集地球物理、力學、自動化、數學、電子學、計算技術等研究所參加會議。經過認真深入的討論，於7月1日向中央專委呈送了《中國科學院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的規劃方案建議》，具體闡述了發射人造衛星在政治、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目的和意義，建議我國十年內著重發展以軍用衛星為主的套用衛星系列，結合進行空間科學控測；軍用衛星中又以偵察衛星為主，其次是氣象衛星、飛彈預警衛星、通訊衛星、生物衛星和載人飛船。報告並提出，請國防科委設立專門機構，加強領導和組織協調，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一個衛星設計院，在國內建立必要的地面觀測網，並在今後有條件時，在海外設立觀測站等重要建議。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並原則批准了有關建議。
8月17日，裴麗生主持召開中國科學院落實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批示的會議，決定在組織領導方面，院內先成立三個機構：以谷羽為組長，楊剛毅、趙九章為副組長的衛星工作領導小組；以趙九章為組長，郭永懷、王大珩、楊嘉墀為副組長的總體設計組；以陸綬觀為主任的辦公室。並要求總體設計組和辦公室在9月15日以前完成以下工作：提交領導小組研究後向院黨委匯報；草擬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設計方案；提出院內、院外各有關單位分工協作方案；提出第一顆衛星發射及今後一系列衛星研製所需的組織措施和條件保證；草擬衛星設計院的組織方案等。
1973年1月，科學院革命委員會通知裴麗生，可以開始工作，具體任務是分管科協。5月，他正準備接待美國科學院代表團和到蕪湖參加學術會議時，忽然又被停止工作，一拖就是二年。1975年到科學院圖書館擔任顧問，不久受命組織檢查組，到研究所檢查工作。旋即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檢查組工作亦未始即終。
“四人幫”倒台，文革宣告結束。1977年11月，裴麗生被任命為中國科協副主席，主持中國科協的工作，以後又被任命為國家科委黨組成員、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國家科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十年動亂中，中國科協是被徹底砸爛的單位，隊伍被遣散，房子被占去，辦公設備和檔案資料蕩然無存。裴麗生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經過反覆奔波，終於找到了立足之地。接著，他組織起一個恢復中國科協的籌備小組，依託這個班子，並且經常由他親自出面，向國務院和有關領導部門辦理各種手續。1978年4月，由國家科委發出的《關於全國科協當前工作和機構編制的請示報告》獲國務院批准。國務院指示中國科協恢復後，主要抓“恢復和建立各專門學會，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等六項工作。通過幾年的努力，中國科協設立了工作機構，有了編制和經費，終於可以工作了。
1977年12月，裴麗生親自參與組織了在天津召開的中國金屬學會等5個學會的學術討論會。這是中國科協恢復後的第一個重大舉動，是在科技工作者中影響巨大的一次盛會。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被壓抑的生命之火，象岩漿一樣爆發出來了，凡是接到通知的，幾乎沒有不到會的。科學家見面之後，那種劫後重逢的動人情景，簡直難以形容。他們感謝科協做了一件好事。會議的學術探討氣氛也極好。裴麗生對長期持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老專家做了細緻的工作，使持不同學術見解的專家友好相處。在天津五學會活動的帶動下，到1977年底，中國科協所屬全國性學會，有23個相繼恢復了活動。1978年1月，裴麗生與有關領導商量後，召開了各個學會的理事長會議，各學會理事長全部參加了這次會議。從此全國性學會的學術活動全面恢復了。會議結束時，由新華社發表了各學會及理事長的名單。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政策落實。
1978年，裴麗生在普遍促進全國性學會恢復的工作中，重點抓了5個大的學術討論會。在太原召開的中國農學會學術討論會上，中國農學會理事長楊顯東以實事求是的無畏精神，第一次對“農業學大寨”提出質疑，指出了大寨在農業耕作上一些違反科學的問題，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在廬山召開的物理學會學術討論會，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林家翹專程從美國趕來參加會議，這是文革後第一次有外籍學者出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率先開展學術活動的10個學會帶動下，1979年以後的學術活動更呈雨後春筍、蓬勃興起之勢，而且對國家經濟建設提出了許多首創性的見解與倡議，受到有關領導部門的重視和採納。為全面恢復學術活動，並提高學會地位，由裴麗生提議，1981年春節期間在人民大會堂安排了中國科協所屬的各全國性學會的學術會議。此舉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辦好學會的積極性和榮譽感。“文革”以前，全國性學會44個，中國科協“二大”以前，已經發展到106個，除恢復原有學會外，新成立學會62個。
他非常尊重科學家。在周培源代理中國科協主席後，裴麗生經常上門向周老請示匯報工作，傾聽周老的指示和意見。為了多聽聽科學家對某項工作的看法和意見，而又不影響他們的科學研究，裴麗生常常利用節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門拜訪。有時科學家之間對某個問題產生意見分歧，如某學會該不該加入科協，某件工作該不該由科協來做等，裴麗生總是耐心聽取和尊重各方意見，採取討論辦法，讓科學家自己決定。每到一地，他都與當地科學家見面、座談，聽取科學家的意見與呼聲，據此改進工作，或向黨政領導反映。
科協組織恢復時，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十年動亂中有相當多的冤假錯案，也有許多生活待遇不公、工作安排不當的問題。裴麗生接到反映此類情況的信件時，都立即批示有關職能部門同當地黨政部門聯繫，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實，有的還直接反映給省市黨政領導。如著名柑桔專家曾勉的政策落實問題，連續抓了幾年才見到成效。
開拓科技諮詢服務事業
1979年，中國科協的許多重要學術活動都是緊密圍繞四化建設開展的。在東北地區農業現代化學術討論會、中國水利學會南水北調工程規劃學術討論會等活動中，都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上海市科協組織專家對寶山鋼鐵廠原料堆場的地基問題也提出了重要建議。這些建議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成為當代中國科技諮詢事業的發端。裴麗生對此反映敏感，及時抓住不放。在他的積極提倡下，中國科協及一些學會和一些省市科協都把科技諮詢服務作為重要任務來抓，特別是以華羅庚教授為首的多學科專家，對安徽省皖西自然資源和兩淮煤炭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舉行了綜合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統的開發建議。中國科協把這次考察活動專題報告了國務院，國務院領導同志肯定了科技諮詢服務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它是科技部門走向社會化的一種形式。1980年9月，中國科協成立了科技諮詢服務部。
裴麗生文集當時，科技諮詢的開展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科協能不能以經濟辦法開展工作，如何收費？對參與諮詢工作的科技人員應否給予適當的報酬？在中國科協內，看法截然不同，有人主張接受報酬，有人對此提出非議。另一個是，科協是民眾團體，不象科研院所大專院校那樣，擁有大量科技人員和必要設備，如何開展工作？裴麗生以一年多來的實踐經驗回答了上述兩個問題，指出科協系統開展科技諮詢工作，除依靠少量的專職工作人員外，主要依靠它所屬的全國性學會和省市學會等，通過多種形式發揮各單位科技人員的潛在力量。並認為科技諮詢的著眼點是服務，收取一定的諮詢費用也是應該的。這不僅有利於諮詢服務工作的開展，也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原則。經與財政部協商，共同制訂了《科協系統及所屬學術團體科技諮詢服務收費的暫行規定》。1983年，中國科協成立科技諮詢服務中心，裴麗生、華羅庚為總顧問，由二十多位各有關方面的專家組成的中心委員會進行領導。科協系統的諮詢服務工作此後就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主要著作
著有《裴麗生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學習農業合作化政策參考文集》（通俗讀物出版社）等書。主編有《紀念杜任之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革命老區》（中共黨史出版社）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