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
1924年1月，蕭萐父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蕭仲倫[1885--1961]是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拒入官場，以教書為生。母親楊正萱[1896--1984]也善詩詞，工書畫。蕭萐父從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莊騷等經史典籍，成為他日後求知的起點。1943年，蕭萐父考入當時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哲學系，曾受教於萬卓恆（湖北黃陂）、張真如、金克木教授門下。在大學期間，他參加學生進步組織，發起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在武漢大學發生的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時，他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宣傳部長，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1947年畢業後，回到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受蒙文通先生之聘為為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講授“歐洲哲學史”，並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積極參加成都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9年5月入黨，12月受黨組織委派作為軍管會成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後留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6年進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同年，應李達校長的邀請回武漢大學重建哲學系。1957年正式調入武漢大學哲學系，並從此長期擔任哲學系哲學史黨支部書記、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一職。在這個崗位上他兢兢業業地工作了40年，以此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漢地區特色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梯隊，在全國文科理論界，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文革”期間，蕭萐父被定為李達“三家村黑幫”，橫遭迫害。雖經歷被抄家、挨批鬥、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陽分校住牛棚放牛勞動改造的日子，他著手《王夫之》一書的寫作，開始對中國從明清之際到現代思想啟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裡，蕭萐父與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一樣，迎來了學術的春天，先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文。他對中國古代辯證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學、近現代文化思潮等有較多的研究。堅持論史結合、中西比較、古今貫通的治學原則，強調德業雙修、學思並重、做人與為學的統一。曾提出哲學史研究方法，一方面應純化為哲學認識史，以便揭示哲學矛盾運動的特殊規律；另一方面還應泛化為哲學文化史，以便更充分地反映人的智慧創造的全過程。從哲學史泛化的角度重點考察了明清學術流變，主張“從萬曆到五四”可以視為一個連續的文化歷程；注意從中西哲學文化發展軌跡的對比中揭示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體用割裂的思維模式；注意文化發展中一與多、共與殊、常與變的矛盾聯結，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異與時代性差異的經緯關係；強調應從十七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發現中國文化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正確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歷史接合點。在當代文化問題的討論中，獨標新意，成一家言。
1978年，蕭萐父接受教育部組織九所高等院校聯合編寫哲學系本科生《中國哲學史》教材的任務，擔任主編。這是一部具有鮮明理論特色的哲學史著作，蕭萐父在其中注重對哲學史的巨觀把握，主張哲學史的研究應當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以螺鏇結構取代對子結構，探索中國哲學發展的邏輯，主張還哲學智慧於哲學史。該書出版後即受到普遍讚譽，分別被譯成韓文與英文，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並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生，1982年被評聘為教授，1986年被遴選為博士生導師，1987年開始招收博士生。
1990年以後，隨著國內與國際學術環境的變化，蕭萐父更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全局來思考東方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他把經濟的一體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視為全球化的雙翼，強調文化多元化的發生和發展，突破歐洲中心主義，論定人類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多源發生、多元並存、多維發展的，他用“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的詩句來概括這一思索，這一思索體現了他的歷史深度和自信，以及他的廣闊視野。這時他倡導的“啟蒙”已不僅僅是挨打者的反思和落後者的追趕，更是偉大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振興，有勇氣對傳統文化進行解構和重構，有信心吸納涵化優秀的外來文化，有力量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從而為人類文化的新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蕭萐父的文化哲學思想，在國際國內學術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蕭萐父先生於1999年離休。2008年9月17日16時3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中南醫院闔然長逝，享年八十四歲。他一生經歷兩個社會、多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始終關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為後世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不盡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長青，定將庇蔭杏壇，嘉惠學林。
著作
經典著作
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主要編著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卷，《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哲學史方法論研究》，《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大乘起信論·釋譯》、《玄圃論學集》、《眾妙之門》等；又出版了《船山哲學引論》、《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紀程》等專著。對中國古代辯證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學、近現代文化思潮等有較多的研究。堅持論史結合、中西比較、古今貫通的治學原則，強調德業雙修、學思並重、做人與為學的統一。曾提出哲學史研究方法，一方面應純化為哲學認識史，以便揭示哲學矛盾運動的特殊規律；另一方面還應泛化為哲學文化史，以便更充分地反映人的智慧創造的全過程。從哲學史泛化的角度重點考察了明清學術流變，主張"從萬曆到五四"可以視為一個連續的文化歷程；注意從中西哲學文化發展軌跡的對比中揭示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體用割裂的思維模式；注意文化發展中一與多、共與殊、常與變的矛盾聯結，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異與時代性差異的經緯關係；強調應從十七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發現中國文化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正確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歷史接合點。在當代文化問題的討論中，獨標新意，成一家言。思想肯定
明清哲學是蕭萐父卓有建樹的研究領域，60年代初他因《王夫之哲學思想初探》、《淺論王夫之的歷史哲學》二文而以船山學研究的倡導者名世，此後有一系列關於船山學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船山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系統梳理了船山哲學的諸範疇及範疇間的聯繫，對船山辯證法作了多層次、多側面的剖析，凸現了船山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把船山哲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還從哲學史泛化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主編了《明清文化名人叢書》，在《中國社會科學》先後發表了《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等重要文章，通過對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王夫之哲學的研究，探尋中國現代進程自身的源頭活水，認定中國有自己的現代化內在的歷史根芽。在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中，他獨標新意，成一家言，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哲學啟蒙說”。這一學說主張“從萬曆到五四”應視為一個同質的、連續的文化歷程，應當從中西哲學文化發展軌跡的對比中揭示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體用割裂的思維模式；注意文化發展中一與多、共與殊、常與變的矛盾聯結，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異與時代性差異的經緯關係；強調應從17世紀以來的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發現中國文化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正確地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歷史接合點。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蕭萐父注重對哲學史的巨觀把握，主張哲學史的研究應當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以螺鏇結構取代對子結構，探索中國哲學發展的邏輯，主張還哲學智慧於哲學史。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就是80年代初問世的由他與李錦全主編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這是一部具有鮮明理論特色的哲學史著作，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讚譽，眾多高校選作教材，被國家教委評為優秀教材一等獎。明清哲學是蕭萐父卓有建樹的研究領域，60年代初他因《王夫之哲學思想初探》、《淺論王夫之的歷史哲學》二文而以船山學研究的倡導者名世，此後有一系列關於船山學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船山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系統梳理了船山哲學的諸範疇及範疇間的聯繫，對船山辯證法作了多層次、多側面的剖析，凸現了船山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把船山哲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還從哲學史泛化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主編了《明清文化名人叢書》。在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中，他獨標新意，成一家言，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哲學啟蒙說”。這一學說主張“從萬曆到五四“應視為一個同質的、連續的文化歷程，應當從中西哲學文化發展軌跡的對比中揭示其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體用割裂的思維模式；注意文化發展中一與多、共與殊、常與變的矛盾聯結，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異與時代性差異的經緯關係；強調應從17世紀以來的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發現中國文化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正確地把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的歷史接合點。近年來，蕭萐父進一步注意到中國文化發展中多維互動的總趨勢，反對把中國文化單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而主張以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通觀儒釋道”，“涵化印中西”，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外國先進文化的中國化”的交涵互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與重構，推陳出新，更有準備地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對人類文化的新整合與新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評價
蕭萐父是一位治學嚴謹，勤耕不輟的學者，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著有《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紀程》等，編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哲學史方法論》、《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大乘起信論·釋譯》、《玄圃論學集》、《眾妙之門》、《傳統價值：鯤化鵬飛》等。同時他也是一位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的良師，被褐玉身，浩然正氣，杜絕曲學阿世之風，形成了教育學生的“炙烈風格”。半個多世紀以來，他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是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國家重點學科）的創建者與學術帶頭人。以後歷任武漢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周易》學會顧問、國際道聯學術委員、國際儒聯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等，先後被評為武漢大學“優秀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教書育人優秀教師”等，並曾多次參加或主持國內外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並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他先後開設有“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為中國哲學史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研究與教學人才。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他提煉出了二十字方針：“德業雙修，學思並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這二十字已經成為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
蕭萐父既是一位正直不阿、特立獨行、儒道釋兼容的智者，亦是一位敢恨敢愛、能哭能歌、富於激情的詩人。在情與理的衝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是蕭萐父心嚮往之的精神境界。他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晚年一再強調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執著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情感）的統一，並認定這一特質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現出理性與感性雙峰並峙的精神風貌。他自敘以詩歌升華人生、歌哭由我的超邁：“書生自有逍遙處，苦樂憂愁盡化詩。”他滿懷對中國文化和武漢大學的深情，將自己的詩集、文集及與夫人盧文筠合作的書畫集交由武大出版社輯為《蕭氏文心》四卷，並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火鳳凰吟》，展示了一個武漢大學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底蘊和優良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