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stcher，1906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是一位出生在波蘭，後在二戰爆發時遷居英國的猶太馬克思主義作家、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他最為人知的身份便是列昂·托洛茨基和約瑟夫·史達林的傳記作者和蘇聯時事評論家。他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紀《先知三部曲》在英國的新左翼中有著巨大影響，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
在波蘭的早年
多伊徹生於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小鎮赫扎努夫（今屬波蘭小波蘭省）的一個虔誠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他師從一位哈西德派的拉比，在學習摩西五經和塔木德時表現突出，被稱為神童。但到了該受戒禮（bar mitzvah）的時候他已然失去了信仰。因為他在贖罪日吃掉了一位聖人（Tzadik）墓上的潔食，藉以考驗上帝。當他發現自己平安無恙時，便成了一位無神論者。
多伊徹最早是以詩人的身份為人所知的，他16歲便開始在波蘭的報刊上發表詩歌。他用意第緒語和波蘭語創作的詩篇涉及到猶太和波蘭的神秘主義、歷史和神話，並試圖把波蘭文化和意第緒文化之間搭建交流的橋樑。他還將希伯來語、拉丁語、德語還有意第緒語的詩歌翻譯為波蘭語。
在這之後，他以旁聽生的身份在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學習文學、歷史還有哲學。18歲時，他前往華沙進一步求學，學了哲學和經濟學，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1927年左右，他加入了不合法的波蘭共產黨，成為了黨地下出版社的編輯。1931年，他訪問了蘇聯，看到了正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蘇聯的經濟發展狀況。莫斯科大學和明斯克大學均請他任教，教授社會主義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拒絕了這些邀請，回到波蘭，繼續地下出版工作。歸國後，多伊徹和他人一道創立了波蘭共產黨內首個反史達林主義的組織，並且對黨執行的“納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並非勢不兩立的敵人，而是一對孿生兄弟”這一斷言進行了控訴。這與當時第三國際所奉行的，視社會民主主義為共產黨的最大敵人這一政策相衝突。於1933年，多伊徹發表了一篇名為“飄蕩在歐洲上空的野蠻主義幽靈”（The Danger of barbarism over Europe）的文章。在文中，他呼籲建立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聯合陣線（united socialist-Communist front）以抵抗納粹主義。之後，多伊徹被以“誇大納粹主義的危險... 在共產主義者中傳播恐慌”的名義開除出波蘭共產黨。
旅居英國和報業生涯
1939年4月，多伊徹離開了波蘭，前往倫敦。他的身份是一名波蘭猶太人報紙的通信記者，當時他已經為那家報社作了14年審校員。這次離開波蘭救了他一命，並改變了他未來的人生道路。之後，他再也沒有返回過波蘭，也再沒有見過任何家人。在倫敦，他繼續為那家報紙撰稿。不久之後，他參加了托派組織革命工人聯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
德軍於1939年九月占領波蘭後，他和報社的聯繫被切斷了。他開始自學英語，以便為英文雜誌投稿。很快，多伊徹成了著名周刊《經濟學家》的定期通信記者。1940年他加入了流亡蘇格蘭的波蘭軍隊，卻被當做危險分子關了起來，直到1942年才被釋放。獲得自由後，他進入《經濟學家》的編輯團隊，成了該刊物在軍事動態和蘇聯事務方面的專家和駐歐洲的首席通信記者。此外， 他也不時以游隼（Peregrine）的筆名給觀察家報撰稿。
多伊徹於1946年放棄記者生涯，專心著書。多伊徹的名字隨後出現在了奧威爾名單上。這是喬治·奧威爾於1949年3月給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下轄的信息研究部準備的名單，該部門主要負責對抗蘇共對西方國家勞工運動的宣傳影響。奧威爾的這一名單列舉了當時有親共傾向的報人和作家，認為他們不適合為信息研究部撰稿。多伊徹的名字上還有批註：僅為同情者（Sympathiser only）。
傳記作家和學者
多伊徹於194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史達林政治評傳》。多伊徹一直是一個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在該書中，多伊徹認為史達林肩負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使命。儘管從多伊徹的觀點來踩，這種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的極大扭曲。
《史達林政治評傳》這部著作使多伊徹成為了蘇聯事務和十月革命方面當之無愧的權威。緊接著，他便開始撰寫托洛茨基的傳記。多伊徹的本意是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但他逐漸發現，托氏晚年的種種遭遇實際上源於早年的經歷，於是他把寫作計畫擴展為托洛茨基的一生。1954年第一部《全副武裝的先知》出版，其中敘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和革命活動，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並分析了托氏“不斷革命論”的思想起源。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的東歐事件吸引了作者的注意力，使他暫停了寫作。他發現蘇聯國內對史達林的評價徹底改變，但對托洛茨基的指責依舊，這使得多伊徹更加感受到自己給托洛茨基作傳的重要性。1959年，第二部《解除武裝的先知》出版，敘述托洛茨基在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等問題上和其他領導人爭論，各次黨內鬥爭的情況，以及他在阿拉木圖的流放生活。作者說這兩卷的書名是受了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的一句“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凡是手無寸鐵的先知都遭到毀滅”。
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流亡的先知》於1963年出版，描述了托洛茨基晚年的流放生活，世界革命理論的形成和最終的被刺殺結局。在撰寫這三部著作的過程中，多伊徹對保存於哈佛大學的托洛茨基的檔案進行了詳盡的研究。特別是第三部《流亡的先知》，其中提到的很多資料當時都是完全不被人知的，多虧托洛茨基的遺孀娜塔莉亞·謝多娃給了他見到那些秘密檔案的機會。三部曲完成後受到了各方的好評，格雷厄姆·格林在觀察家報上發表文章說：“多伊徹的三卷本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最激動人心的讀物，定會被列入用英語寫成的最優秀的傳記著作之中。”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2006年這樣談到三部曲：“（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養成了貫穿餘生的對政治傳記的熱愛。”多伊徹本想把這個系列續寫下去，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作傳，並且希望寫《史達林的晚年歲月》作為《史達林政治評傳》的補充。然而兩卷本的《列寧的一生》因為他的猝然離世而戛然而止，其中也有政治原因：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沒有那所大學願意資助這方面的研究。
六十年代，隨著越戰而來的西方左翼思潮的高漲，多伊徹在英國和美國的校園內得到了學生的廣泛歡迎。他所信奉的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得更像一種馬克思人道主義，儘管他從未拋棄托洛茨基。1965年，他參加了伯克利加州大學舉辦的第一次關於越南的座談會，在那，成千上萬的學生坐在台下聆聽他對冷戰的抨擊。1966-67年他成為劍橋大學的喬治·特萊沃林講座教師，，同時得以受邀在紐約州立大學作了六周的演講。 1967年的春天他更是得以訪問紐約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哈佛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發表他的演說。 當年他在羅馬猝然離世，他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以《未完成的革命》為題，整理成集出版。為了紀念他，人們設立了年度獎項多伊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授予那些那些“最具信服力和最具革新的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