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評價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在幫助中國革命的外籍友人中，史沫特萊的名字長久流傳。這位以“大地女兒”自詡的美國女作家，一生為幫助貧困和被壓迫的人民而艱苦抗爭，最後把中華土地當做自己的歸宿。她的事跡和著作，也成為研究中國革命史的重要資料。
人物簡歷
1892年 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一個貧苦農戶之家
1916年 到紐約，十月革命後因盛讚俄國革命和支持印度獨立，被捕入獄半年
1919年 到柏林，教授英語並與印度革命者一起生活工作
1928年 經蘇聯來華，以記者身份駐上海
1937年 初赴延安，抗戰爆發後赴晉北隨八路軍採訪，後赴武漢參加紅十字會工作。
1938年 到新四軍中參加衛生工作
1940年 回重慶治病，因受國民黨壓制回美國。
1937年1月 到延安
1937年12月12日 在武漢度過了不平凡的10個月
1938年 成為中國紅十字會志願人員，,同年10月改任英國駐中國記者
1941年 因病返回美國
1949年 因受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流亡英國。
1950年，準備重返中國，不幸因病逝世
革命歷程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有著苦難而又悲慘的童年，卻在逆境中堅持學習，以飄泊打工賺錢讀完了師範和夜大。在美國社會還十分保守時，她為爭取女權包括節育自由而鬥爭，為社會主義而撰稿吶喊，為此被監禁了半年，出獄後便發表第一篇成名作品《鐵窗難友》。1919年，史沫特萊明知戰後的歐洲一片淒涼，但為了尋求真理仍前往那裡。到柏林後，她與後來組建印度共產黨的革命者長期生活在一起，並與德共領導人關係密切。1927年，史沫特萊寫下自傳體小說，在歐洲文壇產生了影響。翌年，她因個人感情及其他原因離開歐洲，經德共負責人介紹去蘇聯參觀。隨後，史沫特萊又以《法蘭克福報》記者的身份進入中國。剛到碼頭，她看到的便是工人在烈日下拉車，租界的印度巡捕還用木棍向他們身上抽打。史沫特萊隨後說，她感到棍棒仿佛是打在自己身上，並向友人表示：“讓我們一道來改革這一制度吧！”
在上海的七年間，史沫特萊同中共地下黨的文化組織“左聯”建立了密切關係，並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佐爾格（德籍）、尾崎秀實（日籍）因有共同語言而經常來往（不過她並不從事情報工作）。她與宋慶齡、魯迅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左聯”為魯迅舉行賀壽會時，史沫特萊出面在租界租用了西餐廳以避開偵探的耳目，開會時她又在門邊放哨。她還為魯迅請來美國大夫診治，得知肺葉損壞到只剩五分之一時，竟當場難過得掩面痛哭。
擔任過紅十軍軍長的周建屏在上海治病，史沫特萊將他留在自己寓所中隱蔽，並通過路易·艾黎翻譯，記錄了周建屏所講述的朱毛紅軍的鬥爭經歷，並由此寫出了《中國紅軍在前進》，成為在國外少量出版的第一部介紹中國紅軍的著作。由於她未到過蘇區，記述有些不準確，她的朋友斯諾對此卻極感興趣。不久，斯諾由宋慶齡介紹進入陝北，寫成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時，史沫特萊正好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身份在城內採訪，便馬上把事變經過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世界報導，促進了國際輿論壓迫南京政府採取和平解決。翌年1月，她從西安到達延安。此後的大半年裡，這位美國女人身穿紅軍服裝，白天在幹部戰士間奔走，晚上則用帶來的留聲機放唱片，教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跳舞。由於參加跳舞的將領眾多，據史沫特萊回憶，“一晚上跳下來，好像全軍的人都從腳上踩過。”“與這些笨拙的農村男孩子跳舞時表現出的活力與同志間的熱誠，比未滿20歲的少女第一次參加科帕卡瓦納晚會的模樣更令人激動。”她痛感部隊缺醫少藥，便利用自己與印度友人和美國方面的關係，與毛澤東、朱德聯合發出呼籲，促成了白求恩和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到達。她還與紅十字會聯繫，為陝北運來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材。
繼斯諾在書中記錄了毛澤東生平自述後，史沫特萊也想了解朱德的經歷並撰書宣傳。得到同意後，她在春夏的四個月里每星期抽出兩三個晚上，到朱德的窯洞裡交談。後來，她用記錄和觀察得到的材料，寫出了《偉大的道路》這篇與《西行漫記》幾乎齊名的著作，成為國際上了解中國紅軍領袖朱德及紅軍成長經歷的重要書籍。
1937年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進入山西抗日前線，史沫特萊也隨同前往採訪。翌年1月，她前往武漢，在黃河渡口發現國民黨軍的傷兵衣著單薄，在擔架上發抖，史沫特萊馬上取出自己的毯子為傷兵蓋上，並質問旁邊身著皮衣皮帽的軍官，結果卻無人理睬。對比紅軍、八路軍中官兵團結一致的情景，史沫特萊長久不能平靜。接著，她在武漢工作了九個月，擔任中國紅十字會長的助手，並不斷發表文章呼籲國際援華並揭露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武漢失陷後，她前往華中新四軍，一面當記者一面到急救站工作，還經常參加文藝活動。她根據此間經歷寫成的《中國的戰歌》一書，在美國一版再版，被譽為二次大戰中最佳的戰地報導之一。
在皖南的艱苦環境中，史沫特萊病情日益嚴重，新四軍領導人勸她到條件較好的大後方治療。1940年夏，她到達重慶，國民黨特務馬上嚴密監視，使她一舉一動都不自由，被迫轉赴香港治病。1941年夏局勢更加惡化，史沫特萊想再去解放區，但道路已不通，香港又面臨被日軍占領的威脅，史沫特萊只好返回已離開二十多年的美國。史沫特萊回美國後，幾年間一直到處講演並撰文著書宣傳中國革命，並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1947年以後，隨著“冷戰”開始和反共潮流滋長，史沫特萊受到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視，房東出於害怕總趕她走，迫使她搬到鄉下朋友家寄居。美軍遠東司令麥克阿瑟又直接出面指責史沫特萊是“蘇聯間諜”，迫使她正式向法庭起訴以討回清白。美國軍方因拿不出證據，只好撤銷“間諜”指控，官方卻以經濟等手段加以迫害，不許書店和報刊出版發表她的作品，也禁止其講演，使她生活來源中斷，有時竟連寄稿件的郵費都付不起。
人物遺願
1949年夏秋，史沫特萊看到中國革命勝利，便急切地想來華，美國政府又在辦護照時加以刁難。經過抗爭，她於同年末到達英國暫住老友家中。不久，她因胃病惡化無法進食，全靠牛奶度日。翌年5月，史沫特萊被迫進行手術，想愈後再去中國。為防不測，她手術前留下遺囑說明《偉大的道路》的手稿存放處，並傾訴了最後的心聲——“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願，就是那些貧困的、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由於身體虛弱，她未能從手術後的休克中甦醒。史沫特萊的骨灰遵其遺囑被送到北京，在她生前最喜歡的的樂聲中被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人物評價
史沫特萊的老朋友斯諾曾評價這位傳奇女性說：“她一生充滿反抗，不但反對人壓迫人，也反對女人壓迫男人和男人壓迫女人。”
成長背景
20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造成尖銳社會矛盾的時期，正值史沫特萊的童年時期。她父親帶全家離開農村到礦山，幾口人長期居住在一個四面透風的野外工棚里，姑母為了餬口和讓孩子們上學還被迫當了妓女，母親在貧病中早逝，弟弟在礦山死於工傷。出於這種苦難的經歷，當她在紐約半工半讀上夜大時得知俄國十月革命的訊息，便爆發出那樣的熱情和嚮往。她對印度、中國這樣的東方被壓迫民族有那樣真誠的感情，也正是這位飄泊的“大地女兒”的人生經歷所決定。史沫特萊同情各國反抗壓迫剝削的革命，與印共、德共和中共領袖都有過很密切的個人關係，但她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信條，不能接受組織紀律束縛，因此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組織。
人物性格
她性格耿直並常有一些浪漫的理想，在延安和皖南新四軍時都因看不慣一些事而爭吵，與首長夫人打過架。
重要著作
1941年 （是她為朱德寫的傳記，同時記錄了中國革命走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