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與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記錄《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手抄油印本，裡面記錄了毛澤東對中日關係和西安事變的態度和看法。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1937年3月採訪了毛澤東，並將此訪問以《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為題用中文在延安出版並廣為散發；她就抗日戰爭發表演講說：“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你們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
內容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和史沫特萊[1]的談話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史沫特萊問：共產黨現在執行的統一戰線政策，與你去年秋季跟斯諾記者所談的，基本上有無改變?
毛澤東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二、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陣線，這種民族陣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範圍廣大得多。
三、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一)國內的和平統一；
(二)對日抗戰；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五)國家制度改變為基於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發展工商業；
(八)聯契約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問：為了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你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並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並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國民黨處於對立地位。我們當時採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並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華北問題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發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的決議案，並提出統一戰線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布之後，立即得到廣大民眾的贊同，國民黨中不少愛國分子也都贊同了這種政策。這是因為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國內戰爭，才能進行抗日禦侮，在中國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願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提出改變國家制度為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願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並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為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之前夜，乃於二月十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里表示了下列各點：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徹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為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問：你們現在在這裡和在別的區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的統一戰線的原則，例如對於商人、知識分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答：對商人的關係，過去與現在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並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讚，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於蘇區裡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對知識分子的關係，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採取尊重的態度。
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但必須改善農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
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都應在民族陣線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十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願和他們攜手偕行，並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
上述這些政策，我們都願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後，一併放進民族陣線的綱領裡面去，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問：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否即謂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民族陣線，放棄階級鬥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
答：如前所述，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下述兩方面努力，適當地解決此問題:
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錢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對於工農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主資本家如果照舊對工農施行各種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只顧他們一部分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國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變成亡國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為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地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們已經代表全國工農向國民黨提出，國民黨為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對此應該有滿意的答覆。
第二，在工農貧苦民眾方面，他們是無錢無勢的，但他們是國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國滅種關頭，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國，並且他們將是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國沒有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在得到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後，他們對於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的不滿，也就可以減少。但工農同樣應該顧全大局與民族利益，因此，凡與抗日救國不適合的要求，我們同樣不主張提出。共產黨主張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沒收土地，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著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塗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問：如果中國民族陣線政府建立起來，那末對日本的和平條件是什麼?中日兩國之間是否還應該進行談判?
答：如果日本願意和平的話，我們是不拒絕談判的。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下列各項:
第一，日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與廣田三原則，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
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
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境內的自由飛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國各地的偵探組織，即所謂特務機關；
第六，禁止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對於中國人所施的橫暴無理態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應該進行和平談判。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並不存在。
問：對日作戰是否已成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13]之後，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問：日本方面宣稱中國國共合作是妨礙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覆這種理論?
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占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讓其占領，同中國問題有關係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要反對。這就是“不戰而亡人之國”，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實行我在上面講過的辦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種遠東和平。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這種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兩法西斯國家。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種“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後一種和平。我們主張拿後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給日本人民以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種“和平”，據我看來，是應該對它“妨礙”一下的。
問：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點呢?
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當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種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只有這些辦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和平調和的基點，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問：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國聯盟約等類和平公約，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嗎?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這些條約將起何種作用，有何種意義?
答：這些條約，在今天看來，確表示著一種和平願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它們的堅決反對。但這些條約，對於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政治上的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只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問：在聯合陣線政府成立之後，中國能夠立即對日作戰嗎?或者還需相當的準備時期?
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麼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但我們並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因此，我們應該迅速地切實地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國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應付事變。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問：如果沒有國際幫助，中國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戰爭?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
答：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紅軍的十年作戰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了它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這種聯合陣線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地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
問：在現狀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戰爭，對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的影響將如何?日本能夠在這兩國的幫助下渡過這個戰爭嗎?
答：日本侵略中國，對於日本人民是完全沒有利益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經結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幫助和策應。他們不但希望用這種方法去渡過向中國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種方法取得全世界。他們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完滿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的結果將不是怎樣完滿的。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
問：共產黨為什麼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釋。
答：並不在意外，實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沒有聯繫過去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罷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願意停止內戰的，因為只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四年前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國民黨書等等，無不是表示我們誠懇地願意同國民黨建立新的聯合戰線。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介石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後，寧陝對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
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乾的，而且說在城牆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實如何?
答：關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於日本人與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女才會明白。現在官方檔案中，還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壓迫民眾，破壞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十年了，可是至今還不疲倦，還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實的自由。現在政府還沒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紅軍走過或住過的地方去看看實在情形，用不著我來多說。
問：外面傳說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於此，你有何意見?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卻不願意這樣說，日本人只願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採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儘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和悔過”，可是實際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觀察中國問題有一個標準，就是凡屬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對；凡屬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歡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得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十年來的老政策，轉變到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中，那就是關於召集救國代表大會，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願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但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Q精神的人，卻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患著"左"傾幼稚病的人士，這種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銘九，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們愛國出於熱忱，他們為喪權失地的悲慘歷史而憤激，他們的心地是純潔的。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體、過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別與聯繫。他們開始即反對蔣先生回京，後來又反對和平解決。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對共產黨不了解，即對張楊[19]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們不了解國民党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國民黨中國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緒在日益增漲，大多數的領袖與黨員是能夠和我們及人民一道從事於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他們不知道把國民黨多數的愛國分子及可能走向愛國的分子，同實際賣國的分子即所謂親日派區別開來，他們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們又不知道國內一切先進分子的責任，在於多方說服暫時還不能了解我們觀點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性，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國的大原則都可以商量。關於這部分性急的志士們，對於我們政策的不了解，我們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獻他們。至於有些唯求個人與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後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親日派或是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麼自我批評，也不是僅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們的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伎倆。
問：你們對於三民主義的態度如何?
答：我們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麼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維鍵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幹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以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去年八月致國民黨書中，已要求他們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為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鬥的。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衝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並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