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作者:歐陽修(宋)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
臨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托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雲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面、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雲暗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雲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灶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幾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修頓首。
整體解讀
這是一封朋友之間的書信。寫於宋仁宗景禧三年(1036)秋。這一年因上書論救革新派人士范仲淹,先被貶至郢州。其後歐陽修因《與高司諫書》獲罪,被貶夷陵縣。這封信是到夷陵縣後寫的。前半部分(1~4段),從分別時自己受騙失約說起,詳盡地敘述了自己離京赴貶所一路上的情景以及對老朋友的掛念。
後半部分(5~8段),集中懇談了自己被貶後的思想。一是不後悔自己“極憤而切責”的行為,變為“得罪雖死,不為忘親”;二是決定直面人生,勇對逆境,既不“戚戚怨嗟”,也不“傲逸狂醉”,向老朋友提示了自己堅守正道,始終不渝的心跡。
譯文
我頓首請安,師魯十二兄書記:前不久在京城分手的時候,你吩咐我派人到河邊相送。我接受你的囑託,派了一個老僕人出城相送,他回來卻說沒有見到你乘的船隻。當天晚上,我收到了你親手寫的便條,才知道你停船在河邊等待,怪我不派人相送赴約。我這才知道是那個僕人懶得前去送行,用謊話來搪塞我。我動身之時,御史台的官員使出各種苛刻手段來催促我動身,比不上催你動身的人那么寬厚懂禮,因而使得我惶恐急迫,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沒有在京城給你留下書信,只好再三託付王君貺給你寫信順帶告之我的情況,接著就向西出發了。開始我想走陸路去夷陵,因為天氣太熱,又沒有馬匹,便只好走水路。我沿汴河前進,再渡過淮河,泛舟長江,一共五千里,經過一百一十天才到達江陵。途中沒有寄信的地方,不知道君貺是否曾給你寫信說明我的情況。等我來到荊南後問明當地人,他們說距離郢州只有兩天的路程,我這才趕忙給你寫信加以問候。又見到我哥,聽他介紹:有人見到師魯你經過襄州,算起來你已到達郢州很久了。師魯你現在是高興還是憂愁這不問我便能知道,急於問候的是,你分別後身體是否平安?以及家裡人如何看待這件事,不會有人苦苦埋怨吧?六郎的病好了嗎?
我在路上走了好久,但這些水路都是我往日曾遊歷過的,處處有老朋友和親戚加以款待,又沒有遇見大風大浪。我的老母親很相信算命先生的話,認為此次旅途一定是安寧順利的,結果真是如此;又聽說夷陵出產稻米、麥子、鮮魚,就像開封、洛陽一樣;還出產梨、栗子、柑橘、柚子、竹筍、茶葉等,都非常好吃,感到慶幸欣慰。昨天,因為去拜見轉運使,行了下級對上級的參拜禮節,方覺得自己確實被貶為縣令了。其他的倒是和過去的都一樣。
你給我的便條說,擔心我對自己的行為有些懷疑,其實倒沒有別的事,唯一擔心的是對高司諫的責備是否太重以博取忠直名聲的動機。現在我想清楚了,不再懷疑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你說我對朋友的為人不清楚,你的這種著法好像不了解我的心。當我給高某寫信的時候,已經知道他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我從極度的憤怒出發來深刻責備他,並不是把他當作朋友看待的。他後來的所作所為也就沒有什麼令我吃驚的了。沿途有不少人對我獲罪感到意外並加以安慰,其實他們都不了解我的心。你又說我此舉不能稱作不孝,這又錯了。即便獲罪被殺,也不是不孝,這事應該見面說清楚。
五六十年來,上天造就了這么一批人,身為官吏卻小心畏懼,(這些人)遍布全國,互相模仿形成風氣。忽然見到我們幾個人的所作所為,以至就連做飯的老嫗,都感到很驚異,互相議論。卻不知道這種事古人天天都在做,(他們)僅僅關注是對還是不對罷了。還有人深深地讚嘆我的行為,其實是他們見識不多。讓人嘆息的是如今世人已很久沒有見到過古人那樣所作所為了。人們常用砧板、斧頭、大鼎、大鍋來烹煮殺害直言的人,但那些正直敢言的人寧可死也不犧牲道義,他們走向這些刑具就像去赴宴、睡覺那樣從容。堅持正義的人在旁邊看到有人慷慨就義,知道這是應該做的,並不十分驚訝感嘆。史書上寫下他們的行為也不過是為警戒後世愚蠢軟弱的人,使人知道這些事應該承擔而不能逃避,絕不是認為他們的行為奇特,寫下來令人驚詫用的。所幸的是現在朝廷講究仁慈,不再用這類刑具,假如仍有這類刑具,有一個人敢於觸犯,不知大家要驚奇到什麼地步。不過,我們這些人也要絕口再不談以往的事了。(我)住在清靜偏僻的地方,每天注意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些事本來是不必說的,不過你信中認為我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懷疑,需要了解我對於這次貶官的態度,所以略微說說。
余安道同我在楚州相遇,曾較詳盡地討論了人生的福禍,余安道也認為我們這次的行為是對的。等到夷陵後再寫信給你,就可以更好地使你知道我對這件事的態度。我又曾對余安道說,每當看到前代某些有名的人物,他們討論政事慷慨激昂,不怕殺頭,真像一個堅持正義之人的樣子,可一到貶謫的地方,卻開始悲傷怨悔,那種不能忍受的失意憂慮情緒便表現在文章中,他們的內心喜樂哀傷竟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即使像韓愈這樣的人物也免不了這個缺點。(我)用這種情況來提醒余安道,叫他切莫寫悲傷的文章。你考慮一下我這些話,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對這件事的態度了。近代也有因為正直敢言而被貶的人,但某些人被貶後便放蕩縱酒,自稱只為大事而不拘小節。所以,相別時你自我告誡,要勤儉盡本職,不要酗酒。在這件事上,我也遵循你的話。我的咽喉的病出京城後就已經好了,直到現在沒喝酒。到夷陵縣後,辦公事很勤勞,改掉了在洛陽時懶散的毛病。
夷陵有一條路可通郢州,只有幾天的路程,老僕人可以為往來(送信)。秋天氣候轉寒,千萬要保重身體,言不盡意。歐陽修拜上。
精華賞讀
1、作者高尚的精神境界。一是表現為對貶官的態度。作者在信中對尹師魯袒露了自己對被貶官一事的態度,他認為“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而好友說的“非忘親”也是不了解他的內心,他的內心是“得罪雖死,不為忘親”,雖被貶官,也須“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且告誡他的志同道合者不要仿效那些“被貶者”,“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他自己已嚴格要求自己,“至今不曾飲酒”,抱著既不悲觀也不放縱自己的態度,不要像“前世有名人”那樣,“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他勉勵朋友“慎勿作戚戚之文”,要振作精神,“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文中的這一系列表白,充滿了積極向上的氣概,凝成一股氣韻縈繞於字裡行間,這正是作者高尚的精神境界所至。
二是表現為對友情的珍重。作者於信的開頭幾段詳盡地敘述了自己關切、思念師魯的心情,他對未能如約相送而遺憾;行程中沒有寄信之處不能與師魯通信而牽掛;本人到荊南後又急於打聽師魯任所郢州的情況;他迫不及待地要“問候”師魯,打聽對方“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這些看似生活中的日常瑣事,卻表現了作者對摯友的生活的關懷,反覆的慰藉,細膩、親切,充滿了人情味。
2、筆調平易自然,親切委婉。
此文中不見歐陽修一貫的豪壯磅礴的氣勢,不見了大開大合的曲折,而代之以反覆親切的慰藉、叮嚀,細膩人微的表白、鼓勵。作者在文中共用了12個“也”字,使行文非常自然、平易,語氣格外舒緩從容,拉家常,敘衷腸,直抒胸臆,委婉動聽。作者的措辭也非常注意親切平易,選用了不少日常生活用詞,如白頭奴、家兄、家人、老母、米、面、魚、梨栗、桔柚、大筍、灶門老婢等,這些詞語淺白、通俗,可想見作者在寫此信時其神態是那么的鬆弛、自然。另外,作者多用鬆弛自由的散句,便於明白流暢地表情達意,也增添了行文的平易自然。
作者簡介
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使歐陽修像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後世,堪稱千古伯樂。不但包括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還包括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的出名與歐陽的學識、眼光和胸懷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滿天下,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攜而名揚天下。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影響。他的平易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歐陽修在傳統文化的重重束縛下掙扎著表現自我。他淡視名利,無欲則剛,其目的也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圖新”。學術上對當時僵化風尚和陳舊價值觀進行抵制和反撥。在當時隨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環境中,歐陽修身居高位,仍堅守大節,保持人格尊嚴,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對習慣勢力和庸俗無聊的生存狀態進行抵拒,對社會責任自覺地擔當。從他身上,我們可以吸取勇於擔當的因子,來培育抵拒庸俗、無聊的抗體。這也是今天紀念歐陽修的重要意義所在。
正是歐陽文忠堪為人師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傳的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才有了曾鞏、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歐陽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