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回到銳詞報“胚胎決定論”（FetalOrigin）認為，是一種新的生命理論，認為人的一生有先天因素決定，待在母親肚裡的九個月才是我們生命中最關鍵的環節，它永遠影響著我們大腦以及其他器官的運作。在子宮內的居住環境，塑造了我們未來的食慾和新陳代謝、對疾病的抵抗性、我們的智力甚至是脾氣。論證這種觀點的文獻在過去十年內出現了井噴似的增長，無論是癌症、心臟病、糖尿病，還是關節炎、骨質疏鬆甚至是老年痴呆，都有學者聲稱它與胚胎髮育有關。這種理論，肯定了先天性因素的重要性，強調了優生優育的關鍵性，但是忽略了人的後天主觀能動性，忽視了社會大環境對人生的重大影響，更否定了個人後天努力與拼搏對命運的改變作用，具有明顯的片面性。
來源
英國一位名叫巴克（DavidBarker）的醫生在地圖上注意到了一種奇怪的聯結：英格蘭和威爾斯最窮的地區，擁有著最高的心臟病發病率。心臟病通常被認為是久坐和營養過剩帶來的富裕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呢？他決定搞個清楚。比較了1.5萬人的出生體重後，他發現了出生時體重不足和中年後的心臟病之間的直接聯繫。巴克推測，當胚胎在母體中接受的營養不夠時，它會首先將其用到最重要的器官—大腦上，而身體其他器官則被忽視了，比如說心臟—它的先天不足則在幾十年後引起了心臟病。
當巴克把自己的發現展示給同事時，迎接他的卻是一片嘲笑和不屑。“心臟病被公認為是由於遺傳和生活習慣所引起的，怎么會跟娘胎扯上關係呢？當時大家都嘲笑我。”現年72歲，在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和俄勒岡衛生科學大學任教的巴克回憶。但他還是堅持了下去，繼續收集了幾千個心臟病和出生體重不足相關的案例，他的觀點也被稱為“巴克猜想”。
隨著時間流逝，巴克的觀點開始為人所接受。理查愛德華（JanetRich-Edwards），一位在波士頓布里格姆婦女醫院的流行病學家，嚴謹地對巴克的觀點進行了驗證。她分析了一項名為《護士健康研究》的長期調查的資料，裡面涉及12萬名個案。理查愛德華發現，即使把護士們成人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水平考慮進去，心臟病和低出生體重之間的關係還是非常牢固的。“從那時候起，相關的研究起碼進行了二三十項，而這始終是一個顛簸不破的事實”。
套用
一，控制體重
如今的美國人正變得越來越胖，這種全民超重的趨勢是到子宮內就開始被編寫的嗎？哈佛藥學院的一些研究支持該觀點：婦女在懷孕時胖得越多，孩子三歲時超重的幾率就越高。另一個研究則指出，這種影響會一直持續到後代的少年時期。與孕期體重正常的母親生的孩子比較，肥胖的懷孕母親生出的孩子更容易超重。
當然，孩子會跟母親分享一樣的飲食習慣和基因，我們怎么知道他的超重應該怪罪於妊娠期呢？研究者也想到了這點。於是，他們找出超重母親生的孩子，把他們與母親減肥後生的弟弟妹妹作比較。後面生的孩子繼承的是同樣的基因，而根據觀察記錄，他們的吃喝習慣也跟前面的孩子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在子宮內孕育時的環境。在2006年一期《兒科月刊》（Pediatrics）的研究報告中，母親減肥後生的孩子，超重的幾率比他們的哥哥姐姐要低52%。到了2009年，針對同一組觀察對象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比起母親減肥前生的孩子，後面胎兒的身體對於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處理程式都更為健康。”報告的作者之一卡爾（JohnKral）,紐約州立大學州南部醫學中心醫學教授說。儘管後面的胎兒仍可能攜帶超重基因，但他們在母體中的經歷，使得身體的新陳代謝有了個健康的起點。“在超重問題上，子宮內環境可能比基因和後天的生活習慣更重要。”卡爾教授認為。因此，幫助婦女在孕前和孕中控制體重，可能是把超重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最好方法。
二，擺脫遺傳病
胚胎決定論同樣可能幫助某些家族擺脫遺傳病。比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比馬印第安人(PimaIndian)，是世界上得Ⅱ型糖尿病幾率最高的人，其他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的糖尿病率同樣很高，這無疑跟某種基因成分有很大關係。但一項從1965年就開始追蹤比馬部落的研究指出了另一個病源：在懷孕期間，母親的高血糖導致了胎兒新陳代謝系統發展的紊亂，這才讓他有了糖尿病和超重的傾向。這也為醫學控制打開了一條門路：“如果糖尿病人在懷孕時可以嚴格地控制好血糖值，我們就能成功降低她的孩子遺傳糖尿病的幾率。”研究者之一，科羅拉多大學的達貝萊亞（DanaDabelea）教授說。
三，改變人的行為
對於這種孕期重要性的認識，還會改變人的行為。內華達雷諾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本尼謝（DanielBenyshek）曾採訪過亞利桑那州的原住民群落。他發現，許多認為糖尿病是不可抵擋的遺傳病的人，在了解了胚胎決定論的說法後，生活方式更加積極了。“在懷孕期間的一點改變，就能讓我的孩子很大程度地避免遺傳病。這種想法讓許多婦女積極地節食和鍛鍊起來。即使她們不能持之以恆，但至少堅持九個月就能有個結果，這還是非常值得做的”。
影響因素
空氣的影響
讓紐約貧民區的孩子有機會享受更好的生活，這是佩雷拉（FredericaPerera）一直在努力的目標。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兒童環境健康中心的負責人，她三十年前就對污染對胎兒的影響感興趣。
當時佩雷拉正帶領著一項關於成人癌症與環境污染的研究。“我需要一組觀察對象，用來跟研究中的成人個案作對比。這組對象必須完全不受污染的侵蝕。”她隨即靈光一現，新生嬰兒不就是最理想的人選嗎？然而，當拿到新生兒臍帶血的分析結果時，她的第一個念頭是：實驗室的分析程式一定搞錯了！“分析結果令我非常吃驚。這些本應是純淨無瑕的樣本，已經有了被污染的痕跡”。
從那時候開始，佩雷拉和同事的目光開始投向了懷孕婦女所受的廢氣污染。在199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500位居住在曼哈頓上城的孕婦佩戴上了一種同樣的裝置，在兩天內只要外出就開啟著它。每個裝置中都有一個空氣檢測儀，在持續不斷地測量多環芳烴（PAHs）—一種來自汽車尾氣、香菸和工廠的污染源的數值。
檢測儀顯示，這些婦女100%都在懷孕期間接觸了PAHs。她們的孩子出生後進行了臍帶血化驗，結果有40%的孩子的DNA由於多環芳烴而受到了輕微損傷，這種損傷以後將增加他們患癌症的幾率。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到高度PAHs污染的孩子，在三歲時認知發育遲緩的比率是其他孩子的兩倍以上；在五歲時，這些孩子的IQ測試分數也比其他孩子低。
“我們以前總是擔心老人和哮喘病患者，如今也該操心一下胎兒了，他們面對污染的抵抗力同樣很脆弱。”佩雷拉說。在過去的多年裡，他們一直在追蹤污染指數。後來，紐約的巴士改用了更清潔的技術，政府對於機動車的限制也更嚴格了。“結果是，孕婦血液中的污染指數下降了，從而胎兒面臨的危害也減輕了不少”。
意義
胚胎決定論的提出，激起了科學界對人類質量的源頭的革命性思考：人體到底是何時開始塑造和發育的？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去年開始著手一項長達幾十年的項目，它將妊娠期放到了科學前沿，在研究對象還沒出生前就已經開始收集數據。
這種學說同樣引起了生物圈外的學者的注意。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便與人合作了一篇論文，論證胚胎決定論對於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性：“將子宮健康納入預防範疇是非常有效的，這能大大改善公眾健康，在後代出生前就控制住超重和心臟病等。”
展望
“我們的童年經歷影響著我們的一生”—弗洛伊德的這個觀點在最初也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如今卻成了被大多數人認可。目前，科學家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利用這種學說來預防疾病和養育更健康的嬰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