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肯特大學慘案詳述
肯特大學慘案一、“割據”白宮廣場
話說1968年美國大選中，尼克森擊敗民主黨人漢弗萊和獨立競選人華萊士，當選為美國第第37任總統。這位先生在競選中信誓旦旦，承諾結束越南戰爭。然而他上台不久的1969年，卻出動龐大的B-52機群，對高棉動東部的“胡志明小道”狂轟爛炸，實際上將戰爭擴大到了高棉境內。此舉被許多人看作是對選民的欺騙和愚弄，立刻引發了席捲全國各地的抗議浪潮。參議院也嚷嚷著只有國會才有宣戰權，並通過一項議案，要求美國軍隊在7月份之前停止對高棉的轟炸行動。而尼克森卻自恃有廣大持保守立場人士的支持，對此不予理會，仍舊自行其事。美國社會陷入了深刻的分裂之中。
抗議最為激烈的一群，自然非大學生莫屬。1969年5月9日至10日，十萬多學生直搗首都華盛頓，“非法割據”了白宮前的廣場，日夜據守在那裡。市區公共汽車一輛挨一輛並排起來，組成屏障，將這片地方變得象個武裝兵營。
尼克森總統的最初反應十分傲慢，對抗議者不屑一顧，並且私下裡稱他們為“遊民”。然而作為民選首腦，他畢竟不能表現得太無動於衷。周五晚上，他擺出和解姿態，親自來到林肯紀念堂，同睡在那裡的學生談話。
“我對此事的感覺同你們一樣深切，”他對他們說。為了能談到一塊兒，他大談美國的足球活動，並問其中一個學生─一個加利福尼亞人─他是否喜歡衝浪運動。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名記者小姐寫道：“兩個美國會晤了，但馬上便在一種互不理解的狀態中彼此越離越遠了。”
總統出面以後，白宮前的“非法割據”，不久就和平結束。而大學校園裡的罷課浪潮卻持續不斷，數百所高校教室空無一人，形成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自發性全國學生總罷課。
第二年，學生們的不滿尚未平息，尼克森總統又於4月30日，宣布派遣地面部隊進入高棉。大學裡的激烈反應，自在意料之中。
在肯特大學，象其他學校一樣，免不了有抗議活動。5月1日星期五，中午12時，一群歷史系研究生組織了一次反戰集會，大約有500名教員和學生參加。他們認為，尼克森的決定，無視憲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無視宣戰權屬於國會的規定，未經國會同意即擅自對另一個主權國家開戰，實際上等於謀殺了美國憲法。作為象徵，與會者決定將一部憲法下葬，並哀悼憲法的死亡。他們提議，下周一(即5月4日)正午，再舉行一次集會，抗議美國參與越戰併入侵高棉。整個過程進行得平和有序，既未上街，也沒有任何過激行為。
這樣一所向來平靜且沒有鬧事傳統的學校，竟然會在幾天后鬧出人命慘案，是誰也沒想到的。
二、午夜騷亂
肯特州立大學坐落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的一個大學城─肯特市。學校與城鎮相連，城不大，幾萬人口中，兩萬是大學生，其中85%又都是本州附近各大高中的畢業生，可以說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地方性學院。此校一向十分安靜，每年的大事，就屬足球賽了。每當獲得一次球賽勝利時，學生們會在校內公共草坪上聚集歡呼，鳴響勝利鍾。周末的時候，學校有同學舞會，幾個街區以外的鬧市區，還有連片的小酒吧，可供閒聊喝啤酒，乃是學生們常去的所在。
1970年5月1日星期五晚，是這年的第一個春暖之夜。鬧市區北水街(North Water Street)上的酒吧區，照例聚集了成百的學生，在那裡狂飲啤酒。與往常不同的是，有人樹起了反戰標語，還有一些人手裡拿著酒瓶，在街上聚集喊口號。剛開始氣氛還算平和。巡邏的警車從那條街上經過了好幾次，雖然每次都遭到學生們起鬨，卻也沒有別的事發生。
快到11點半，許多人開始從酒吧出來，在大街上跳舞。當警車第4次或第5次通過的時候，一些人向警車投擲啤酒瓶玻璃瓶，警車沒有理睬，徑直開走，沒再回來。此後就亂象大生了。更多人來到街上，在街上狂呼亂舞，故意堵塞了街道。一個發怒的司機開大油門，似乎是要向他們衝去。幾個喝醉了的學生乾脆爬上汽車，打碎了汽車的玻璃，並且在街上放火燒了一些垃圾桶。又有人沿途去砸那些被他們認作是“政治性目標”的商家，包括銀行、電氣公司等等。43家櫥窗被砸爛，一家珠寶行遭到搶劫。一群騎機車的飛車族，據說他們與學生毫無關係，也乘機在街上橫衝直撞。
市長勒魯伊·薩特羅(Leroy Satrom)得報，宣布肯特市進入緊急狀態，下令全市從晚6點到晨8點之間實行宵禁。在這段時間內，不得出售酒類、槍枝、彈藥、汽油等等。市長並且召集全體警察，親自趕赴現場。警察勒令所有的酒吧停止營業，將喝酒的人通通趕出來。這時街頭一下子聚集了成百上千人，局勢更難控制。警察們動用了催淚彈和電棍，才將人群驅散，將酒吧區鬧事的學生趕回校園。
三、向國民警衛隊求援
肯特大學慘案在舉行這個會議的同時，肯特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市區，主動幫助清理昨晚鬧事現場。整個白天，在平靜中度過。
然而薩特羅市長的心情，卻越來越不安。不安的原因，是各方面都向他報告一個傳言：已經有激進革命分子混入了肯特校園，他們要摧毀校園內的“預備軍官訓練隊”辦公樓，並且攻擊大學與城市的其他目標。
這個傳言不能不叫人緊張。當時激進革命者在美國十分活躍，製造了不少恐怖事件。幾個月前，威斯康星大學的一個激進分子，就在數學研究中心放了一顆炸彈，炸塌了一片樓牆，炸死一位物理學家，炸傷四人，造成6百萬美元損失。
以肯特市和它所在的波特縣(Portage County)現有的警力，對付學生鬧事固然不成問題，但是用來應付武裝激進分子所可能造成的複雜局面，就顯得力不從心了。薩特羅市長不僅憂心激進分子的暴力攻擊，而且還擔心，就算沒有攻擊，假如任由這些傳言散布而不作反應的話，本市商業也將會遭到沉重打擊。
下午5時，薩特羅市長經過一番考量，終於接通州長辦公室電話，正式向州長詹姆斯·羅茲(James Rhodes)提出請求，要求派國民警衛隊來，“協助恢復肯特市與肯特大學的法律與秩序”。這項請求同時以書面形式送達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司令官。羅茲州長當即口頭授權國民警衛隊出動肯特市。
3個多小時以後發生的事情，似乎證明薩特羅市長的求援決定，好象是有些先見之明的。
四、校園大火
不知為何，市長的求援決定，並未通知學校當局。5月2日這天，對市長決定毫不知情的學校當局，仍舊同意反戰學生傍晚在校園公共草坪舉行集會。集會於晚上8點舉行，剛開始時約有300多名學生參加。一些人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說。參加者對著教職員和校警高喊：“一二三四，我們不要你們那個吊戰爭！”
很快，激烈的言辭變成了行動，集會演變成了混亂的遊行，行動失去控制。學生們衝散了一個舞會，遊行到宿舍區，加入了更多學生，變成2000多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回來，穿過公共草坪，包圍了草坪西面ROTC(後備軍官訓練隊)的房屋。
這所ROTC房屋，乃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所建的老舊單層木板房，不少窗戶都破了。它被用作徵兵訓練的辦公樓，自然成了絕佳的反戰目標。學生們向房子投擲石塊和垃圾，點燃了美國國旗。有人企圖點燃ROTC房屋的窗簾布，不果，又把點著的鐵路照明用火把，從視窗投進。8點30分左右，房屋終於起火。與此同時，現場一位攝影師遭毆打，相機被搶走，膠捲被扯出曝光。
晚9時左右，消防隊員抵達現場，示威者用石塊砸他們，又用大砍刀把水龍軟管剁斷，以致救火無法進行。9點17分，肯大校警與波特縣警察趕到，用催淚彈將人群驅散，才令火勢得到控制，並保護消防隊員離開現場。然而，消防隊離開不久，人群再度聚攏。10點過後，ROTC房屋突然再度起火，烈焰飛騰。等消防隊於10點20分之前再度趕到之際，房屋已經在示威者的歡呼聲中，化成了灰燼。
10點30分，第一批增援的400名國民警衛隊員抵達校園。他們用催淚彈和刺刀驅趕人群，人群則以石塊、瓶子、垃圾還擊。半個小時後，示威者被完全驅散，校園重歸於平靜。凌晨3時，在確認局勢已得到完全控制，沒有別的新動向之後，警察解散回家，國民警衛隊員除留下少數人站崗巡邏外，其餘的在校園內紮營休息。
第二天是星期日，整個白天在平靜中度過。晚上從8點開始，陸陸續續又有1000餘名學生聚集，他們向市中心進發，要用違抗宵禁令的方式，抗議宵禁，並且要求國民警衛隊撤出學校，赦免昨晚被捕的學生等等。他們在途中受到警察與國民警衛隊員攔阻。軍警動用了直升飛機照明，投擲了催淚彈，經過長達三小時的衝突，最後於12時左右，將示威學生全部驅趕回學校。至凌晨1點，校園再度寂靜。
五、勝利鍾旁
5月4日星期一，太陽升起的時候，駐紮在肯特校園的850名國民警衛隊員，除少數人巡邏警戒以外，絕大多數隊員都在校園內的體育館與足球場中安睡。
肯特大學仍舊正常上課。一大早，家長們照常驅車將他們回家過周末的孩子送回學校，其中就有丁卡樂(Dean Kahler)的父母。前兩天的騷亂，本來已經使得他們十分猶豫。但是轉念一想，肯大畢竟是校園而不是大街，一旦開始上課，這些以藍領學生為主的孩子們，應當不會鬧出什麼危險來。抱著這種想法，卡樂夫婦開車45分種送兒子到學校，臨下車還再三叮囑。丁卡樂很輕鬆地揮揮手：放心吧，我會離國民警衛隊遠些，不惹麻煩，會很安全的。
丁卡樂保證遠離國民警衛隊，有的孩子卻主動去接近他們。那天上午，有人看見歷史系那位文靜靦腆，長著秀麗的杏仁眼兒，笑起來如春花般燦爛的19歲女生愛麗笙·克勞絲(Allison Krause)，跟一位警衛隊員打招呼。她把一束鮮花插在他的槍管里，而他則報以友好的微笑。
“鮮花要比子彈美好地多。”她溫柔地對大兵說。
這天在十分和平的氣氛中開始。無論是丁卡樂，還是愛麗笙，抑或其他11位受害學生，都沒有想到，不過幾個小時以後，國民警衛隊的子彈，竟會射入他們的身體。
但是校園中大部分學生都知道，今天中午在公共草坪有一場集會。這是上周五中午舉行反戰集會時定好的。雖然學校下令禁止，但反戰學生顯然已準備將禁止令置諸不理。
上午11點，有學生開始在公共草坪的勝利鍾旁聚集。隨著勝利鐘敲響，人越聚越多，很快就達到了3000多人。愛麗笙和她的男友巴里·勒文(Barry Leving)，還有其他大約500人核心示威者，環繞在勝利鍾周圍。有人在演講，號召大家罷課。在他們四周，另有約1000多名自稱為“拉拉隊cheerleaders”的支持者，為之搖旗吶喊。
草坪另一頭，燒塌的ROTC樓廢墟上，站著99名頭帶鋼盔手執M-1步槍的國民警衛隊員，緊張地注視著公共草坪上的動態。99人中，53人來自第145步兵團A連，25人來自該團C連，另有18人來自第107裝甲騎兵團的G中隊，由坎特伯雷準將(Gen. Canterbury)、法欣格上校(Col. Fassinger)和瓊斯少校(Major Jones)三人率領。隨行的只有一輛吉普車，沒有坦克。此外在現場的就是一些校警和縣警，但他們未參與警衛隊的行動。
再外面，周圍的小山和道旁，又有1500多位看熱鬧的旁觀者，丁卡樂也在其內。他和他的幾位室友，從懷特樓下課出來，爬上公共草坪旁的毯子山(Blanket Hill)，一面俯瞰草坪上黑壓壓的人群，一面聽旁人高談闊論什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一面心下納悶，鬧不明白這主義那主義的，跟入侵高棉和國民警衛隊撤出校園有什麼關係。
11點50分，國民警衛隊找校警要來一隻手提話筒，對著學生喊話，但是音量在噪雜聲中顯得很弱小，沒有任何反應。於是三個隊員和一位校警跳上吉普車，在人群旁來回行使，不斷喊話：注意，命令你們立即解散！立即離開此地！注意，這是命令，立即解散！
回答他們的是一片有節奏的叫罵聲。“權力歸於人民，操你個臭豬玀！”“一，二，三，四，不要你們的吊戰爭！”“罷—課！罷—課！”一些學生做出侮辱性的手勢，向吉普車扔石頭。石頭擊中車上一個大兵，幸好沒造成傷害。吉普車再次喊話無效，然後就在學生們的叫罵歡呼中，在石塊追擊中退了回去。
六、13秒瞬間
於是，現場指揮國民警衛隊坎特伯里準將，下令展開驅散行動。5發催淚彈射向人群。一些學生往後奔逃。另一些學生看來早有準備，立即掏出面具、手帕或濕毛巾蒙住口鼻。有人撿起催淚彈就向警衛隊員方向扔回去，立刻招來一片喝彩。“操你個臭豬”、“豬們滾出校園”的叫罵，更是彼伏此起。
12點15分，警衛隊員們上好刺刀，裝滿子彈，組成隊形向集會學生進逼，同時再次施放催淚彈。學生們往後奔逃，大部分人退往東北角的毯子山。警衛隊員緊隨而來，上了毯子山後兵分兩路。一路由C連中的23人組成，在瓊斯少校率領下，從毯子山後繞泰勒樓(Taylor Hall)西北方向驅散小股人群。他們遇到的敵意較少，始終沒有開槍。
其餘73名警衛隊員，組成另一路，由坎特伯里準將和法欣格上校率領，轉向西南，由泰勒樓和詹森樓(Johnson Hall)之間驅逐大隊學生。這片地方本來擠滿旁觀人群，見到警衛隊衝來，大部分人只是向兩邊閃開，讓他們從中間通過。等國民警衛隊員衝下山腳，來到一個足球操場中間，忽然發現自己被包圍了。前面有兩排柵欄擋住，兩邊都有學生向他們扔石塊，有人喊“殺死他們！”
的確，警衛隊員動武採取粗暴的驅散行動，讓許多學生異常憤怒。丁卡樂本來只是袖手旁觀，這時也禁不住撿起石塊向警衛隊員扔去。附近建築工地上，有200多塊磚頭被搬走。人群中不時聽到人叫：再運石頭來啊！愛麗笙的男友巴里參加了扔石塊。愛麗笙自己的褲子口袋裡，也有石頭碎末。
警衛隊員向人群發射催淚彈，但由於風向緣故，沒什麼效果。一顆催淚彈被學生扔回去，軍警撿起來再扔向學生，又被學生再次扔回，軍警又扔過去，學生再扔回來。這場精采的“網球賽”，令得學生們高聲大笑，喝彩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是警衛隊員則顯得萬分緊張，有人蹲下來向學生瞄準，但沒有開槍。
對峙了一會，國民警衛隊員們一面向毯子山退去，一面不安地回頭張望。原先在山上的學生閃向兩邊，大群學生追隨在軍警後面。12點25分，退到山頂的70多名警衛隊員中，有28人突然轉身開火，有人掃向空中，有人打往地上，也有人射向人群。槍聲持續12.53秒，總計發射61到67彈。
13位學生躺在血泊里。愛麗笙和其他三人被打死，丁卡樂和另外8名學生被打傷。
七、為什麼要驅散學生集會？
從5月4日肯大槍擊案發生後第四天開始，陸續就有100名聯邦調查局警員進駐肯特大學與肯特市。他們來的目的，不是對學生進行“大搜捕”。恰恰相反，他們要追查的主要不是學生，而是各級官員和國民警衛隊在槍擊事件中的責任。隨後，尼克森總統又任命了一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總統特別委員會，再次對事件進行了獨立聽證。此後，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裡，美國聯邦法庭又對上至州長下至開槍士兵的槍擊案責任者，進行一系列刑事及民事調查訴訟。其中不能不問到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5月4日，究竟是誰下令或者請求出動國民警衛隊驅散學生集會的？
調查結果令人驚訝：從州到縣到市，沒有一級政府下達過這樣的指令或者向國民警衛隊提出過這樣的請求。國民警衛隊表示，他們是應校方請求而出動的。現場最高指揮官坎特伯雷準將，在法庭接受盤問時說，那天上午肯大校長羅伯特·懷特(Robert White)曾向他表示，擔心學生示威可能演變成暴力衝突，希望能想辦法制止。但是懷特校長出庭作證，卻堅決否認有過這樣的談話，強調校方只是發過通知阻止學生舉行集會，從未向國民警衛隊提出過驅散集會請求。
這個問題之所以變得如此敏感與重要，原因乃在於，驅散學生集會的法律依據，並不如當初想像的那么穩固。當初無論是學校當局，還是國民警衛隊，都錯誤地認為肯特大學已經處於戒嚴狀態，因此任何公眾集會，無論是否和平舉行，都已經被法律所禁止。這樣，周一上午，學校當局就連續散發了一萬兩千多張布告通知，阻止學生舉行早先規劃的集會。而執勤的國民警衛隊員，則不惜用強力驅散當天那個一開始相當和平的集會。
然而事實上，從法律上講當時肯特大學並非處於戒嚴狀態。戒嚴，這個被認為是強行驅散和平集會的最有力法律依據，其實是不存在的。
在這一點上，學校當局與國民警衛隊，都對當時局勢作出了一個極為錯誤的判斷。這也是一個帶來嚴重人命後果的悲劇性誤判。
究竟誰應當對這樣的誤判負責？事後來看，第一個該負責的是州長羅茲。他當時正在角逐本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提出的政綱恰好就是“法律與秩序”。在他看來，肯特大學的局勢，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星期日上午，他飛到肯特市，召集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用最壞的惡棍來形容那些在肯特校園鬧事的人。他說，“我們將執行一切法律手段把他們從肯特大學趕出去……他們比褐衫黨、共產黨、夜間騎土和自衛團都更壞。他們是我們在美國包庇的最壞的一類人。”他以相當肯定的語氣表示，他將要請求法庭下達戒嚴令。
實際上，這些話不過是競選作秀，說過就置諸腦後了。他根本就沒有向法庭提出發布戒嚴令的請求。但是他的話卻在肯特校園各方面都造成了極為廣泛的誤解，以為當時已處於戒嚴狀態。
問題不僅僅只是造成誤判，羅茲談話的最大問題，是在國民警衛隊官兵中造成了對於學生的普遍敵意和恐懼，這才是導致槍擊悲劇的最大因素。
更糟糕的是，有意無意助長國民警衛隊員敵意和恐懼的，並非僅只羅茲一個人。法務部長米切爾同樣激烈攻擊校園裡的好鬥分子，把他們叫作匪幫；尼克森總統和阿格紐副總統也是如此，阿格紐的被廣泛引用的一句話是，“年輕的一代中的鬧事者只是一夥流氓，他們不配享有美國青年的稱號。”在前一天，薩特羅市長也在肯特大學發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講話，而國民警衛隊的羅伯特·坎特伯里準將的講話則簡直就是有意煽動仇恨。
政客們既然種下了如此之多的惡根，星期一中午的惡果，看來就在劫難逃了。
八、為什麼開槍？
慘案發生當天，坎特伯里準將為國民警衛隊辯護，提出了三條理由：(1)有人打冷槍；(2)催淚彈用完了；(3)學生們離警衛隊員太近，他們投擲的石塊，構成了致命威脅。然而，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總統特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徹底推翻了這三條理由。
沒有人對國民警衛隊開過槍。在肯大這幾天的衝突中，從未發現鬧事者使用過槍枝武器。聯邦調查局還用金屬探測器對現場作了嚴密搜尋，找出來的子彈，證明全部來自國民警衛隊員。
第二條理由同樣不成立。現場好幾位警衛隊員，在調查盤問中證實，他們身上還留有總計近十發的催淚彈。
至於第三條，學生和國民警衛隊員都有人給出了相互矛盾的證詞。一些警衛隊員聲稱當時“石頭飛來遮天蔽地”、“學生以威脅姿態進逼”等等。也有學生認為當時大兵們確實有生命危險。
但是絕大多數學生，也包括一些警衛隊員，在作證時都不認為士兵們受到致命威脅。聯邦調查局對當時照片分析顯示，離國民警衛隊最近的學生也在60碼開外，與坎特伯里所謂“學生離得太近”的說法不符。被打死的四名學生，頭部中彈的20歲男生傑佛瑞·米勒(Jeffrey Glenn Miller)，與軍警相距270碼；19歲少女愛麗笙身體左側中彈，她與軍警相距330碼；20歲女生桑德娜·蘇爾(Sandra Scheuer)，在赴教室上課途中左背部中彈，距軍警390碼；19歲男生威廉·施洛德(William Schroeder)，遠遠旁觀時被一顆子彈穿透脖子，他離軍警390碼。受傷的9名學生所在位置，最近的在60碼外，最遠的有750碼之遙。聯邦調查局報告敏銳地指出，不僅現場士兵中有45人並未開槍，而且開槍的士兵在接受盤問時，沒幾個人曾特別指出自己開槍是因為覺得生命受到威脅。相反，他們只是簡單地說，因為聽到或看到別人開槍，就以為已經下達了開槍命令，是以開火。一般只在敘述末尾，才提到生命受威脅的話，象是一種事後的總結。
沒有人提到，現場有誰下了開槍命令，也不知道是誰開了第一槍。看起來，開槍是完全自發、並且迅速相互感染的突然行動。
在美國，國民警衛隊源自殖民地時期的民兵組織，與國防部管轄的正規軍不同，有些民兵性質，戰時可以由總統徵招對外作戰，和平時期則歸州長全權指揮，負有協助地方搶險救災和控制騷亂的職能。因此，當年出動肯特大學的國民警衛隊，都接或多或少受過一些控制騷亂訓練。
然而，出動前念給大家的條例，關於開槍的規定頗有相互矛盾。其“武器”一章第二條規定：“嚴禁不加區別地開火。只可對已確認目標作單點射擊。”但是在這一條之下的第三款又說：“在任何情況下，只要確信生命受到暴力威脅，或者當騷亂者無法用其他任何合理手段加以驅散時，就可以開槍。”這最後一句看來會造成混亂，使得警衛隊員們對於何時可以開槍，很容易作出過寬的判斷。
不管條例上對開槍條件怎么說，聯邦調查局長達千頁的調查報告最後認為，開槍是缺乏正當理由的。總統特別委員會的結論更是直接了當：在當時情況下，“槍擊是不必要、沒有理由、且不能原諒的。”
在美國司法獨立的體制下，聯邦調查局和總統委員會的結論，只代表行政分支的看法，不是法庭判決。此後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裡，受害者對上至州長下至開槍士兵的槍擊案責任者，進行一系列民事訴訟。1974年，聯邦檢察官也正式對開槍指揮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訴訟，但是法庭審理結果，未能認定開槍者犯有蓄意謀殺罪。
30年後，當時在場的法欣格上校，請求人們理解現場士兵們的恐懼：“不錯，他們受過訓練，但是訓練並不能把他們的恐懼感統統抹沒。我們不能不許他們感到害怕，那也是沒有道理的。”
九、人性
幾乎從第一聲槍響開始，現場指揮官坎特伯里準將和法欣格上校，就不斷高喊“息火！”並且跳到一些開槍士兵面前，把他們的武器往上抬。A連中士羅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一開始還以為下達了開槍命令，向空中開了幾槍，等看到有人向人群開槍，立即察覺不對，趕緊把自己槍里的子彈全部卸掉。C連中士理察·羅胡(Richard Love)也向空中開了一槍後，瞥見有人向人群射擊，一時竟不敢相信，從此未發一彈。A連士兵威廉·赫希勒(William Herschler)，錯亂中將一梭子子彈全部打光，隨後就精神崩潰，在救護車送醫途中，口中不停地哭，“我打中兩個孩子”，“我打中兩個孩子”。
如果說，在開槍之前，關於國民警衛隊士兵們是否受到生命威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脅，還大可懷疑的話，那么，緊接著開槍之後，他們所受生命威脅之大，幾乎是毫無疑問的。13秒瞬間造成四死九傷的慘劇，一下子使得現場所有人驚呆了：“天啊，這簡直是屠殺！”學生們憤怒到了極點，如痴如狂，許多人衝上去要跟大兵們拚命。士兵們又緊張又害怕，縮成一團，且避且走退到公共草坪，再無退路。四周都有暴怒的人群緊追上來，雙方緊張對峙。
毫無疑問，一旦人群再往前沖，士兵們必定會再度開槍。一場導致大批學生死亡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眼看就要爆發。
這時候，以格倫·佛蘭克(Glenn Frank)教授為首的一批教職員工，勇敢地站了出來。他們先是請求國民警衛隊不要動手，由他們去勸說學生。接著又懇求學生們不要無謂地犧牲自己生命。神情惶急的佛蘭克教授，在學生們包圍中連續勸說20分種，直說得口乾舌燥，最後總算勸得大傢伙兒離開公共草坪。
佛蘭克的兒子阿蘭·佛蘭克(Alan Frank)，當時也是肯大學生，而且正在草坪上。事後阿蘭說：“無疑地他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其他數百人的性命。”
當人群離開公共草坪的時候，留在槍擊現場的人們正紛紛救死扶傷。救護車鳴著悽厲的笛聲，不斷將死傷者運往醫院。
開槍之時，有位肯大新聞系學攝影的四年級學生約翰·費羅(John Filo)，正對著士兵拍照片。子彈打在地上，他還以為是空彈。看到前面一個士兵用槍向他瞄準，他還傻乎乎地喊：“我不過想照張像！”等到子彈把旁邊的雕像打下一塊來，他嚇得撒腿就跑。途中見到米勒躺在血泊中，14歲女生瑪麗·維科(Marry Veccho)在旁哭泣呼救，也顧不上停。直到跑過幾步之後，才猛然想起：“你在幹啥呀！這不正是你的工作嗎？”於是轉過身，將瑪麗悲傷呼喊的形象攝入鏡頭。
這張照片獲得了普利茲新聞獎，成了學生反戰運動的定格象徵。
十、抗議浪潮
美國主流媒體迅速報導了5月4日肯特大學的槍擊事件，大多數對軍警持譴責立場。《時代》雜誌說：“射向肯特大學學生的那些子彈打傷了這個國家。”5月5日，“結束越南戰爭新動員委員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分別在華盛頓發表聲明，號召全國各地遊行示威，抗議軍人槍殺反戰學生。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學生罷課抗議浪潮，就此揭幕。5月8日，美國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全國各地437所大學和學院因學生罷課而關閉。哀悼活動在全國上千所大學舉行。威斯康星等7個州相繼發生學生放火焚燒軍事建築、包括兵工廠的事件。在費城的獨立宮前，1萬多人參加了抗議集會。一位演講人站在這個美利堅合眾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前面，憤怒譴責尼克森政府。他說：“如果他們像在肯特乾的那樣繼續迫害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就不僅關閉大學，而且還要把大學燒掉！”“如果他們繼續對我們的越南、高棉兄弟姐妹進行戰爭，我們就不僅要到白宮去抗議，而且還把白宮燒掉！”
5月9日，75000名示威民眾在華盛頓舉行反戰集會。一些國會議員也對肯大事件提出譴責，並且再度提出要求美軍撤出高棉和限制總統作戰權力的法案，引發了激烈辯論。從5月至6月，300多萬美國人捲入了各種抗議活動。
基辛格博士說：肯大槍殺案“產生的衝擊波把全國及其領導帶到了心力衰竭的邊緣”。尼克訟總統寫到：“肯特州立大學事件引法了席捲全國的大學生抗議浪潮。每天的新聞報導使人感到那種騷亂仿佛有點象造反。數以百計的大學校園經歷了突然爆發的狂暴、動亂和縱火。在肯特州立大學傷亡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於學生的抗議罷課或教職員的罷教而關閉。不到1個月，在16個州的21所大學校園，國民警衛隊出動了24次。”
十一、對立的民意
雖然學生反戰抗議運動風起雲湧，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充斥主流媒體版面，但是支持越戰的民意，卻仍然相當穩固。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當初詹森總統介入越戰的時候，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戰爭。此後隨著戰爭持續和升級，支持率一路下降，至1969年達到低谷32%。然而在隨後的學生抗議示威中，支持戰爭的民意不降反升。到了1970年5月肯特大學槍擊案發生時，支持戰爭者反上升了4個百分點。而學生動不動就上街鬧事，更是遭到絕大多數市民反感。不少政客主張強硬對待激進示威，以此來爭取選票。加州州長里根就公開聲稱：“如果有必要流血來解決問題，也就只好流血。”
肯特大學所在的波特縣，當年十分保守，加上學生騷亂對地方秩序的破壞，居民們大多對反戰學生抱有濃厚的敵意。5月4日槍擊發生後，當地電台居然播報說，激進學生擁有武器，與國民警衛隊對恃，槍戰中兩個軍人和幾個學生被殺死。地方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刊登罵學生的文章。許多民眾都很同情軍人，反認為死傷學生是咎由自取。不僅一般人這么想，就連一些受傷學生的父母，也這么想。
肯大一年級學生約瑟夫·劉易斯(Joseph Lewis)，是九名傷者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僅19歲。兩顆子彈射入了他的身體。一顆由他左下腹射入，從右後牛仔褲兜處穿出來。另一顆子彈打進了他膝關節上方約6英寸的腿骨之間。他被抬到醫院時已經氣息奄奄，九死一生，好容易才救活過來。然而當他的父母在加護病房見到他的時候，臉色卻極為難看。不僅因為兒子受傷而難受，更難受的是他們覺得，國民警衛隊開槍沒錯，兒子必定是幹了什麼壞事才有此下場。
“我父母就是因為讀了報紙上的訊息，才對我那個樣子。”劉易斯後來回憶說，他費了好大功夫，才讓他父母相信，他什麼錯事都沒做。
這件事叫劉易斯對俄亥俄州與肯特大學絕望已極，大學沒念完，就輟學離校，搬去了奧勒岡州，從此永遠離開了這個傷心之地。
肯大五年級學生吉姆·羅素(Jim Russell)，大腿中彈，傷勢不重，卻受盡了周圍鄰居的白眼。他的父親在一家百貨商店上班，當他兒子受傷的訊息傳出以後，很快就被老闆藉故炒了魷魚。
“我爸爸失去工作，就因為我被槍打了。”羅素說，“因為我被人看成敗類，是國家的政治敵人，是個壞東西。”
槍擊案後的一個傍晚，羅素在一個同班同學家，曾親耳聽見同學的父親抱怨說，國民警衛隊應當多殺死幾個學生，─連他兒子在內。
後來，羅素為了逃避肯特城那種令人窒息的空氣，步劉易斯後塵，也搬去了奧勒岡。
社會學系學生羅伯特·斯坦普(Robert Stamps)，背部中彈。他在醫院治傷時，受到醫院職員的辱罵。“他們的態度粗暴已極，”他說，“我就象到了別的國家。他們對學校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卻把一切罪過都怪到我們頭上。”
不過，斯坦普比劉易斯和羅素都幸運。夏天療傷期間，許多同學和老師都來慰問他，給他送來真誠溫暖的關懷。他的父母發現肯特大學對他很支持，因而鼓勵他重返學校完成學業。
十二、聯邦調查局
按照美國的政府體制，有關控制騷亂、維護地方秩序的立法和執法事務，由各州及地方政府負責，而實施憲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確保它們所規定的個人自由權利和平等法律保護不遭破壞，則是聯邦政府當仁不讓的職責。肯大的槍殺，大有踐踏學生公民權利之嫌。此案剛一發生，各界人士就呼籲聯邦政府介入調查。5月5日，五角大樓說，國防部不會調查槍擊事件，因為國民警衛隊不屬於聯邦政府管轄，而是由俄亥俄州指揮。俄州州長羅茲則表示，他已經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請求展開調查。
5月8日，100多名聯邦調查局探員進駐肯特大學和肯特城，而國民警衛隊和縣巡警，則在此日全部撤離校園。聯邦調查局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調查軍警和地方首長有沒有觸犯聯邦憲法和法律，並且提供證據，供有關當局決定，有沒有必要對開槍軍警等人員提出刑事訴訟。
調查持續了近兩個月。7月23日，一家雜誌Akron Beacon Journal發表文章，披露了調查報告摘要。文章引述法務部民權司主任傑瑞斯·里奧納(Jerris Leonard)的話說，開槍“毫無必要”。警衛隊員周圍不過約200名示威者，完全可以用催淚彈和拘捕加以驅散。開槍的時候沒有人扔石頭或其他硬物，更沒有示威者使用武器，警衛隊員並沒有任何生命危險。
這份報告等於打了俄州官員和國民警衛隊一大耳光。後者一直強調學生不僅有武器，而且當時還有人向警衛隊員打冷槍。早在5月15日，波特縣檢察官榮·凱恩(Ron Kane)還專門開了個新聞發布會，在會上展示了步槍、手槍、獵刀等等武器彈藥，說這些都是在肯大校園裡搜出來的，以此證明開槍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聯邦調查局報告所列舉的事實，卻推翻了這些指控。
地方官員和國民警衛隊異常尷尬。第二天，俄州國民警衛隊準將德·科索(Maj. Gen. Sylvester T. Del Corso)發表聲明反駁說，聯邦調查局所言，不盡屬實，“沒有把我們所提供的眾多事實包括進去。”
更讓地方和警衛隊官員不安的是，聯邦法務部在披露報告摘要的同時，還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他們的報告中還有對開槍者提出起訴的選項，但不能公布細節。聲明說，“如果縣檢察官凱恩先生選擇公布有關資料，就必須對一切後果負責。”
凱恩回應道，聯邦調查局報告，將提供給大陪審團質證。“在提交給大陪審團之前，本官絕不會泄露任何資料。”
地方官員的反彈，看來產生了某種效果。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卻於8月7日寫信給Akron Beacon Journal，指控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歪曲事實，矢口否認調查報告作出了開槍不必要的結論。他強調，聯邦調查局只是向法務部提交了報告，“既沒下任何結論，也未提任何建議”。其實，聯邦調查局報告雖然沒有明言，卻提出了充分的證據，非常明確地表明開槍是不必要的。胡佛的否認，大約是受到壓力後擺出的姿態。
當年的反戰學生和左傾教授，對政府機構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雖然對軍警方面非常不利，並且招致了地方官員的不安與反駁，卻也未能使得反戰學生們稍感滿意。不少人始終認定這項調查根本就是為了掩蓋真相，替殺人兇手開脫罪責。胡佛的言論更加深了他們這種印象。更何況，在調查過程中，聯邦調查局還詢問過一些教授的政治信仰和授課內容。6月9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俄州分部，就此發表一份報告，抨擊聯邦調查局誤導調查方向，企圖將矛頭指向教授和學生。顯然，他們並不覺得這樣的調查有何公信力可言。
十三、總統特別委員會
幾乎從一開始，各方面都有人提出，除聯邦調查局外，對肯大慘案還應當有更加獨立的調查。早在5月5日，肯大校長懷特就呼籲聯邦政府組織專門委員會，收集所有證據和證詞，作出完整全面的結論。5月6日，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麥克·曼斯斐爾德(Mike Mansfield)，也建議組成更高層級的委員會進行調查。其他一些國會議員，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5月11日，肯特大學自己成立了一個由28名教授、員工和學生組成的委員會，展開對5月1日至4日事件的調查，以防止類似悲劇重演。當天委員會即發出“緊急請求”，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相關資料。
“任何細節都是重要的。”委員會主席、地理學教授哈羅爾德·梅爾博士(Dr. Harold M. Meyer)說，“任何一個細節，哪怕資料持有者自己覺得微不足道，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些天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就在同一天，聯邦教育部長羅伯特·芬齊(Robert H. Finch)也來到肯大，會晤懷特校長之後，他給尼克森總統寫去一信。信中說：總統閣下，我在此謹向您緊急呼籲，迅速成立一個高層委員會，以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方式，調查肯大事件，澄清事實，達成理解。
5月19日，尼克森總統作出積極回應，表示準備著手籌備。至6月13日，總統終於宣布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的成員名單，由9名獨立的專家、教授和學者構成，領頭的是前賓州州長威廉·斯克蘭登(William Scranton)。他們的任務是調查發生在俄州肯特大學、密州傑克遜大學以及全國各地的校園暴力事件，提出和平解決衝突的辦法。
經過三個月調查，包括在肯特大學舉行一系列聽證會，總統委員會於9月26日正式提交了它關於肯大慘案的報告。與聯邦調查局報告的吞吞吐吐不同，總統特別委員會的報告非常明確地指出，國民警衛隊員不加區別地向人群開火，完全是“不必要，沒有理由，不可原諒的”。本來，全國公民騷亂處理委員會的建議以及美軍指南等等，早就有條例規定，除非遇到武裝反抗，執法人員在控制公民騷亂時不可攜帶實彈武器。如果當時駐紮肯特大學的執勤官兵嚴格遵循這些規定，本來是可以不死人的。
報告同時也指出，那些在肯特城內大肆打砸的人，那些放火燒毀後備預備役大樓的人，那些攻擊國民警衛隊並且投擲石塊的人，以及那些為暴力行為搖旗吶喊的人，也應當對5月4日的死傷悲劇承擔責任。
回顧過去幾年的校園衝突，報告說，美國出現了暴力危機和理解危機。不僅學生的抗議出現了很多暴力行為，而且執法人員也傾向於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然而暴力只能招致更多的暴力，惡性循環不斷。它建議總統和各級政府官員採取措施增進溝通與理解，不要拿學生的異議行為來搞競選炒作，不要對他們作粗暴的評論，那樣只會招致學生的反感與憎恨，刺激他們採取更加過激的行為。它也對學生說，大學校園向來就是自由探討與異議的園地，這是美國傳統中最可貴的成分，但是異議必須以理性的行為來表達，才能得到尊重與承認。
關於執法人員，報告最重要的結論是，攜帶實彈槍枝處理學生示威的做法，在肯大慘案之後，無疑是必須停止了。
事後，尼克森組織的總統特別調查委員會認定，開槍時沒有必要且不可原諒的。受害者家屬起訴俄亥俄州州長與國民警衛隊，法院判決州政府支付受害人家屬64000美元賠償並且公開道歉。道歉內容如下：
1970年5月4日的悲劇本來不應該發生。儘管學校已經發布了禁止集會、疏散學生的命令，學生們可能仍然認為他們繼續大規模反對入侵高棉的行為是正確的。第六輪抗訴法庭認為學校發布的命令是合法的。
出於對先前事件的恐懼，毯子山上的一些警衛可能認為他們自己有生命危險。現在看來是這種對峙可以有方法解決。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辦法解決這種對峙。
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能找到一種方法避免槍擊案以及無可挽回的死傷的發生。我們對於槍擊案的發生表示遺憾，更為4名學生的死亡和9名學生的受傷感到深深的痛心。我們希望訴訟的結束能夠幫助撫平傷痛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