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歷時四百餘年的秦漢王朝，是中國歷史序列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這段輝煌的歷史，足以令中華兒女為之驕傲。對秦漢史的研究，歷來為史家所重視，有時甚至可以引發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傳世文獻有限，曾是制約秦漢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來，一大批重大考古發現，完全改變了秦漢史研究的格局。它對於推動秦漢史研究的作用，無論如何估價，都不會嫌其過高。首先，以秦史研究為例。在傳統的學術格局中，秦史只是漢史的附庸。特別是談秦朝制度，不得不上溯戰國，下探漢代，難免帶有約略、臆測之跡。自七十年代以來，三次重大的考古發現（雲夢秦簡、始皇陵兵馬俑坑、秦封泥），為人們研究秦國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寢制度及兵制、官制及歷史地理，帶來了寶貴的新材料，藉助於對秦律遺文及相關法律文書的研究，史學家不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體系（栗勁《秦律通論》，堪稱代表之作），並且還對一些重大的制度問題（如：始傅年齡、隸臣妾的社會身份、嗇夫的種類與職掌、賦役制度、民族政策等）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而以秦俑秦陵為中心的學術研究，業已蔚成規模，以王學理、袁仲一、張文立、徐衛民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已利用占有資料的優勢，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績。如果說，林劍鳴的《秦史稿》一書，標誌著秦史研究得以從附庸地位而走向獨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叢書（計畫30種，已出16種），則是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別應予介紹的是，田靜《秦史研究論著目錄》一書，把本世紀的秦史研究成果，分“專著”“論文”兩編，分列專題，以時為序，給以著錄介紹，所收資料豐富（全書60餘萬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極便檢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資料（分藏於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和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已引起了學界高度重視。
其次，考古成果對漢史研究的推動，更是眾所周知。其中，簡帛文書材料最為珍貴。海峽兩岸對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進行著持續不斷的整理，謝桂華等合編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成為最便利用的好版本。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等四單位合編《居延新簡》、薛英群等編《居延新簡釋粹》，已為海內外學界所讚譽和引用。新中國所獲郭煌漢簡數量巨大，已有林梅村、李均明合編《疏勤河流域出土漢簡》、吳祁驤等人編《敦煌漢簡釋文》，公布了其中部分材料。其餘有武威漢簡、甘谷漢簡以及散見於青海大通縣、河北定縣、江蘇揚州、山東臨沂等地的漢簡。近年內地所出重要漢簡有：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多涉漢代法律，其中部分內容，已以《奏讞書》為名發表；江蘇連雲港市尹灣漢墓簡牘，為東漢東海郡的郡級行政文書檔案，已由連雲港市博物館、中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等單位完成釋讀，公布於世。它對於研究地方行政建置、戶籍與賦稅制度及社會風俗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將提供全新的材料。七十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性古屍、精美的漆器和絲織品、古代樂器、珍貴的古代佚書等一批稀世之珍。尤以12萬字的古代帛書，最為引入注目。其中的黃老學派佚書，為研究戰國至漢初盛行一時的黃老學派思想，開闢了新的途徑。其後，吳光《黃老之學通論》、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兩書，得以在學術上有所突破，均受益於對黃老帛書的研究。
重視簡帛等地下新出文字資料的運用，並率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陳直先生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居延漢簡研究》、《摹廬叢著七種》等著作，給後繼者以深刻的影響。李學勤、陳夢家、吳樹平、於豪亮、裘錫圭、謝桂華、李解民、林梅村、李均明、何雙全、薛英群等人都為簡帛文書的整理考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此外，鹹陽楊家灣漢墓、和林格爾漢墓、滿城漢墓、大葆台漢墓、徐州獅子嶺漢墓、廣州南越國王墓以及近年來頗為引人注目的商邱梁王陵園及漢景帝陽陵的考古發現，都對漢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
大量考古成果的不斷湧現，不僅提供了新的史料來源，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如，孫機所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在海內外學術界備受推尊，而大量運用考古所提供的實物資料，正是該書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