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漢簡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700多枚漢簡。這是近代初次發現的漢簡。此後陸續有新的漢簡出土，至今共發現4萬餘枚。
從西漢簡上可看到漢字字型從古隸逐漸演變以及草書形成的過程，從東漢中後期簡上又可以看到隸書開始向楷書演變的情況，所以漢簡也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除了尼雅漢簡等少量比較特殊的例子，已發現的漢簡可以根據出土情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里發現的，可簡稱為邊塞漢簡。一類是在漢墓里發現的，可簡稱為墓葬漢簡。
分類
邊塞漢簡
還可分為三種：
1、 敦煌漢簡
斯坦因於1907年在敦煌附近發現漢簡後，1914年又在甘肅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了170枚左右漢簡。1944年夏鼐等對敦煌小方盤城以東的漢代邊塞遺址進行考察，掘獲漢簡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里發現漢簡1200餘枚。這是敦煌漢簡數量最多的一次發現。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還分別在酒泉西北的玉門轄地花海農場和敦煌酥油土兩地漢代烽燧遺址里採集了一些漢簡。斯坦因1914年發現漢簡的地點橫跨漢代敦煌、酒泉兩郡，70年代發現漢簡的玉門花海也應屬酒泉郡，但是習慣上把這些漢簡統稱為敦煌簡。
2、 居延漢簡
1930～1931年，中國、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內蒙古境內的額濟納河兩岸和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東南的漢代邊塞遺址里，發現1萬枚左右漢簡。這次發現漢簡的地點，在北部的屬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轄區，在南部的屬張掖郡肩水都尉轄區，但習慣上把這兩個地區出土的漢簡統稱為居延簡。1930年，考察團還在甘肅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調查過的一段邊塞遺址里，發現了少量漢簡。這段邊塞應屬酒泉郡。因此，在所謂居延簡里實際上還包括了極少量的酒泉簡。1973～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屬甲渠候官治所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等地進行試掘，獲漢簡近2萬枚。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等單位組織調查組，沿額濟納河下游，在居延地區進行了廣泛調查，獲漢簡164枚。估計居延簡今後還會大量出土。
3、 羅布泊漢簡（樓蘭漢簡）
1930～1934年，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北岸的漢代防戍遺址里，掘獲西漢宣、元、成諸帝時木簡71枚。這批簡的出土地點接近所謂樓蘭遺址，也有人稱之為樓蘭漢簡。
邊塞漢簡通常發現於邊塞地區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遺址里，為屯戍吏卒所遺留。有的是當時有意保存起來的﹐有的是當時作為垃圾而拋棄的。西北地區缺少竹子﹐已發現的簡絕大多數是木簡。從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簡以外﹐還有兩行﹑牘﹑觚(多面棒狀木條)﹑符﹑券﹑檢(有覆蓋文書﹑書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簽等等﹐種類頗多。從內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種文書和簿籍﹐還有與吏卒生活有關的私人書信﹑衣囊封檢﹑歷譜﹑醫方﹑占書﹑九九表﹑字書以及其他書籍等等。簡的年代起自西漢中期(武帝後期)﹐訖於東漢後期﹐中間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時期。已發表的漢簡上的明確紀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漢二年(前99)和三年。最晚的是順帝永和二（137）。 《居延漢簡甲編》1398號簡有“太初三年”﹐但這是在追述往事時提到的。對於新出居延簡中所謂“元朔元年”簡和“元狩四年”簡﹐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最晚的是順帝永和二年(137)。陳夢家《漢簡考述》認為最晚的紀年簡是“永(原文誤為元)康三年”(169)簡﹐當指發掘號為551.32的《居延漢簡》2519號簡。此簡為一小殘片﹐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靈帝建寧元年﹐永康三年相當於建寧二年。陳氏對此簡的解釋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邊塞漢簡所反映的並不僅僅是邊塞地區的情況。在很多方面，西北邊塞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致的。而且邊塞漢簡的有些內容，如某些詔書和中央機關發的公文，本來就是面向全國的。因此無論是研究漢代的西北邊塞地區，還是全面地研究漢代史，漢簡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過六七十年來對漢簡的研究，在漢代的邊防設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書制度）以及漢代社會的經濟、文化和階級關係等方面，都獲得了很多新的知識。
墓葬漢簡
重要考古年代：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陸續發現，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批：
1959年7月，甘肅省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出土竹木簡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儀禮》的9篇抄本，約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期。
1972年，湖南省長沙馬王堆 1 號漢墓（下葬年代約當文帝晚年）出土竹簡312枚，是記載隨葬物的“遣冊”。
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約當武帝初期）出土竹簡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殘碎，包含《孫子》、《齊孫子》 （ 即《孫臏兵法》 ）、《晏子》、《太公》、《尉繚子》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書（絕大部分是佚書）。同時發掘的2號漢墓出武帝元光元年曆譜一份。
1972年 ，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漢墓 （約當東漢前期）出土醫方簡牘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縣40 號漢墓（為西漢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經炭化的殘碎竹簡，字跡尚可勉強辨認。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等古書的部分抄本，以及內容大都見於《孔子家語》、《說苑》、《大戴禮記》等書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還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兩次發掘了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的西漢前期墓地，在好幾個墓里都發現了遣冊。1973年發掘的10號墓里，還發現了內容主要為鄉文書的一批竹簡和木牘。
1973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貴帛書外，還出土竹木簡600餘枚（包括少量木牘），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約當文帝時）出土竹簡一批，其中有《詩經》、《倉頡篇》等書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殘碎。
1978年7月 ，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漢墓（約當西漢晚期）出土殘木簡400枚，內容多為軍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簡。247號墓出簡1000多枚，其中有漢律、《奏讞書》、《蓋廬（闔閭）》、《脈書》、《引書》、《算數書》和歷譜、遣策等。249號墓有《日書》。258 號墓有歷譜。
80年代，江蘇省儀征縣胥浦101號漢墓（屬西漢末年）出先令券書等簡牘。
漢墓所出古書
漢墓所出古書，有很多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是尚有傳本的書，由於年代早，往往可以糾正今本的訛脫，有時還能確定書的著作時代，所以價值很高。同時，也是研究漢代史的珍貴資料。
漢墓所出古書﹐有很多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是尚有傳本的書﹐由於年代早﹐往往可以糾正今本的訛脫﹐有時還能確定書的著作時代﹐所以價值很高。銀雀山1號漢墓所出佚書中有《田法》篇﹐大約作於戰國。篇中講到政府授田給農民的制度以及農民的各種負擔﹐是研究古代社會的重要史料。鳳凰山有些漢墓所出的遣冊﹐有與農業生產有關的俑的記載﹐反映了當時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鄉文書﹐提供了西漢前期田租﹑賦稅﹑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況。張家山 247號墓所出漢律雖只是部分抄本﹐但內容很重要。這些都是研究漢代史的珍貴資料。
存世漢簡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07年 708片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13、1915年 189片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20年 17片
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1930、1931年 10100片
新疆羅布泊漢邊塞遺址 1930、1934年 71片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44年 48片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M6 1959年 480片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M18 1959年 10片
甘肅甘谷劉家坪漢墓 1971年 23片
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 1972年 79片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M1 1972年 361片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M1 1972年 4942片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M2 1972年 32片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9 1973年 83片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0 1973年 176片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8 1973年 175片
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M40 1973年 約2500片
內蒙古額濟納漢邊塞遺址 1973、1974年 19637片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M3 1974年 617片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68 1975年 67片
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M167 1975年 74片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M1 1976年 15片
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M1 1977年 6000片
甘肅玉門花海漢邊塞遺址 1977年 91片
青海大通上孫家漢墓M115 1978年 300片
江蘇連雲港花果山漢墓 1978年 13片
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 1979年 1217片
江蘇邗江胡場漢墓M5 1979年 26片
甘肅敦煌酥油土漢邊塞遺址 1981年 76片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 1981年 26片
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M247 1983、1984年 1200片
江蘇儀征胥浦漢墓M101 1984年 20片
甘肅敦煌漢邊塞遺址 1986、1988年 137片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 1987年 數十枚
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 1989年 16片
湖北江陵高台漢墓M18 1990年 4片
甘肅敦煌漢懸泉驛遺址 1990、1992年 約20000片
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 1993年 168片
湖南沅陵虎溪山漢墓 1999年 約1000片
湖北隨州孔家坡漢墓 2000年 785片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不詳 259片
漢簡書法作品
陳建貢作品
竇中亮作品
吳頤人作品
錢君陶作品
居延漢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