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性學是研究動物在其自然環境中的習慣或行為的科學，又稱為行為學。18世紀的
習性學學科簡介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習性學和生態學常被混淆。19世紀的海因羅特、費伯和斯波爾丁都可稱為最早的習性學家。20世紀30
蔥蘭習性習性學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研究動物行為的：分析動物的整個行為序列；剝奪學習機會的實驗；比較系統上相近的物種的行為的相似性，研究其演化上的關係；雜交實驗，研究基因的決定性；觀察和分析物種特異行為和它們的生存條件的關係，研究其適應價值。
近幾年，由威爾遜提出的社會生物學的研究，如動物種群的組織，個體之間的交往手段，雌雄關係，親子關係；利他行為等等，都屬於習性學的範圍。習性學強調決定行為的進化因素，即基因和自然選擇的作用。習性學家試圖通過研究在自然或半自然環境中生活的動物去了解動物的行為，他們從事研究的主導思想是由於自然選擇的結果，每個動物的行為都具有一定的適應意義。
行為可以分析成為許多固定的運動序列。它們可以被內外環境的適當刺激觸發。因此可以在適當場合下出現。所以，他們注重研究能夠直接與自然選擇聯繫起來的天生的或本能的行為模式。習性學家經常描述的動物的動作稱為“固定動作模式”，其性質是：在一個種內（特別是在同性個體中）其表現形式是極端一致的；可能是天生的；個體每次重複這些行為時，形式都是一樣的；每當被激活後總要全部表演出來；不易改變。
大量習性學的研究集中在辨認觸發固定動作模式的特殊環境刺激上。這些刺激稱為暗號刺激或釋放者。釋放者和固定動作模式一樣，也是種族特異化的。這就是說，同一個釋放者。在種的同性個體中引起同樣的固定動作模式。暗號刺激也可能是其他動物的，特別是種內其他成員的某些身體結構、聲音、氣味或行為。在許多動物中，暗號刺激和固定動作模式是連鎖起來的，如在社群行為中，種內一個成員的固定動作模式可以是別的成員的另一種固定動作模式的釋放者。
習性學家持進化論的觀點，他們從行為的生存價值上來研究行為的功能意義，從
龍柏-生態習性 喜陽他們提出的替換行為，是指一個動物面臨兩種可以引起兩種互相衝突的行為刺激時，所出現的一種與兩種刺激全無關聯的行為。例如一隻鷗既欲坐在窩裡，又想逃避獵者，這時，它出現了一種與坐窩和逃走全然不相干的啄羽毛的行為。有人認為在人類也常表現這類行為，如當一人面臨兩種可選擇的決策而舉棋不定時，會撓頭抓耳。
這種行為可能也是由進化而來，並且有消除緊張的作用。關於在進化過程中，經過自然選擇的動物的展示行為，它們的來源，最初的信號意義，後來的演化以及現在的信號含義等習性學的研究，可以蒼鷺的兩種行為表示為例加以說明。
噠嘴，表示來源於替換地收集小樹枝的行為。最初表示雄性占有了適合築巢的地方；後來變為定型的誇張的並帶有聲音（聽覺成分）的行為；現在它表示雄性已準備好接受雌性的求婚；
伸頸，表示來源於預備起飛的行為。最初表示雄性護巢的攻擊性行為已經緩和下來；後來變為定型的、誇張的並在自然選擇過程中獲得了特別的羽毛、嘴和眼睛的顏色：以加強這種表示的效果，現在表示雄性要配對習性學家也研究個體行為的習得成分。
他們發現了所謂“印刻”式的學習，提出在個體發育過程中有關這類學習能力的關鍵期的問題。例如，小鴨往往會跟著一個運動的物體走，這是一種習得的行為，而且往往是跟孵出後最初幾小時所看見的東西走，這種習得的行為似乎能保持很久，甚至終生不忘。最初的視覺印象就仿佛打在腦中的烙印一樣。但這種“印刻”只能在發育過程中的某一段時間內才發生，這段時間就稱為關鍵期。
當然各種動物對各種刺激的印記的關鍵期也各不相同。關於關鍵期的概念已廣泛地引入神經系統的發育和行為的研究中。但印刻式學習是否與條件作用有本質區別，研究者們已有不同的看法。
發展理論
（一）關鍵期
在學前教育中，關鍵期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概念。有時，甚至讓人感到它好像是學前教
虎皮鸚鵡的習性（二）依戀理論
依戀是兒童與養育者（通常是母親和父親，尤其指前者）之間形成的持久的親密的情感關係。
英國精神病學家鮑爾畢曾研究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的孤兒的發展情況，發現嬰幼兒在生命的最初幾年，如果沒有與相對固定的看護人形成良好的依戀，即使他們有良好的生活、醫療條件，仍有較高的死亡率。其餘的兒童雖長大成人，也會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難以適應社會生活。因此，鮑爾畢提出了一套生態學的依戀理論，被心理學界普遍接受。
1．依戀行為
兒童對依戀對象會產生一系列表達情感的行為方式。這類表達情感的行為方式就是依戀行為。它是依戀關係的外顯表達和維持方式。兒童的依戀行為隨年齡不斷變化，但其依戀的關係是不變的。
2．依戀的生物功能
從人類進化的觀點看，兒童的依戀是一種適應性行為，為了隨時得到成人的保護，不致發生意外危險。從社會化的功能來看，兒童在養育者的保護下也容易適應社會環境，不致生異常。
3．依戀的行為系統
鮑爾畢認為，人類具有若干個行為系統，這是物種進化的產物。嬰幼兒有4個行為系統：(1)依戀行為系統；(2)警覺-恐懼行為系統；(3)探究行為系統；(4)交往行為系統。
鮑爾畢特彆強調4個行為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有些行為系統之間能相互激活，而有些行為系統之間則相互抑制。
（三）同伴的相互作用
兒童的同伴關係是與親子關係相互平行的、不可替代的人際關係，具有重要的心理價
生活習性
同伴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平等的、互惠的，它為兒童的社會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舞台。它的功能就在於發展社會認知和社會技能，吸收同伴的經驗，培養社會責任感和增強情感支持。從習性的觀點看，兒童的同伴關係與兒童獲得資源的目的有關。為了增強獲的資源的力量，兒童需要與同伴合作，而合作中又有競爭。許多學者認為，在學前兒童中，同樣有複雜有趣的同伴關係。
（四）認知習性學
認知習性學的觀點認為，在實際的行動中，兒童能運用自己的智力去適應環境中的各類障礙（包括物理的、社會的、信息的），並努力地解決問題。這一觀點與皮亞傑的主動活動很接近，而且對學前教育具有特殊的啟示。尊重兒童的活動權利和創造精神，是當前學前教育特別重視的話題。認知習性學的這一觀點肯定是有價值的。
（五）習性學的發展觀
習性學的發展觀認為，兒童的發展水平是以他的行為來劃分的，每一個發生的行為都有其生物學的基礎。行為的發生是不連續的。只有當機體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一個信號刺激便能激發出一個新的行為模式。
習性學很強調行為的起因和功能。其中，起因包括：即時起因、個體發生起因、種系發生起因；功能包括：即時功能、生存功能。
大多數的發展理論只關心行為的即時起因和個體發生起因，習性學為我們進一步考察了行為的種系發生的起因和生存功能，從而大大地擴大了我們認識人類行為的高度和深度。體現了多層次、多維度認識的新觀點。
理論背景
習性學是20世紀30年代形成於歐洲的一個動物學分支，試圖在動物的自然生態中觀察動
含笑習性正如人類心理學在本質上必然是社會心理學一樣，在習性學視野內，動物行為也是“社會的”：它不僅關注那些只具有個體意義的行為，同時更關注那些在同一物種不同個體之間具有溝通意義的行為表現。從進化的意義看，動物行為的“社會性”，是種的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習性學是對19世紀下半葉英國比較心理學中的摩爾根法則的一個極端形式且不自覺的歷史呼應。後者隱含著通過對動物行為的觀察來推測動物心理的懷疑論。在主流心理學史上，這種懷疑論最終導致了否定動物心理乃至人類心理的行為主義。從其學術背景看，習性學家多為動物學家。他們所觀察的，是動物的那些“不帶有任何理性解釋的痕跡而顯示出來的”、“高度複雜的適應行為型式”川。在對這些行為的解釋中，他們決不能按照任何心理的過程，而是提出一系列遺傳學性質的假設的理論實體加以說明。因此，在理論的基本觀點上，他們對動物行為所採取的是本能決定論。
適應行為作為動物與環境發生相互作用的中介環節，無論在人看來顯得多么複雜、精確，都表現為程式化了的固定動作模式。也就是說，動物的任何行為表現，都是由若干確定的動作按固定的時間序列構成，而且一旦該行為受到觸發，動物就頑固而刻板地將整套動作完成下來，而不管其中每一動作是否對當前的環境條件具有適應性。與人的接受意識支配的適應行為相比，動物的適應行為是浪費的。
無論是相對於物種還是相對於環境條件而言，固定動作模式都具有高度的分化性。從種的分化性看，完成同一適應價值的行為如侵犯、求偶等，在不同物種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且種間不能溝通。從對環境條件的分化性看，每一個體動物都要與多種環境因素髮生相互作用；它與其中每一種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都是通過某一特殊分化的固定動作模式實現的。固定動作模式的表現不是偶然的，而依賴於與它相應的某一明確限定的外界刺激的出現。這種刺激被稱為釋放刺激，包括同種不同個體的行為表現。釋放刺激與相應行為之間的對應關係，是種的進化產物，而與個體發生無關；個體動物對釋放刺激的認識或分辨能力是先天或內在
習性各不相同的蝴蝶固定動作模式在行為上總要表現為有機體的某一特殊形態的物理運動過程，因而需要一定的物理能量。這種能量在動物體內經歷著一個不斷積蓄的過程，並儲存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它需要周期性地加以釋放。在正常生態中，個體動物總能碰到各種環境刺激，從而將相應行為的特有能量(action一specificenergy)釋放出來。但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即使缺乏作為釋放刺激的環境條件，當本能的能量積蓄達到某一閡值時，它會自動暴發出來。這就是所謂真空行為。
對侵犯行為的理論解釋
由於侵犯行為和對它的認識構成人類歷史的基本主題之一，並與人類未來命運休戚相關，它自然在習性學家的視野內突顯為一個富有人文價值的研究領域。1963年，洛倫茨出版(論侵犯)一書，系統闡述了習性學關於侵犯行為的理論觀點。概括而言，這個理論包含以下四個論點：
第一，侵犯行為的水動力學模式。 這是從水力學中引進的一個比喻，以形象地說明作為侵犯行為能量準備狀態的本能驅力在體內不斷積蓄的過程，類似於攔水大壩所引起的水庫蓄水量的增加過程。這個比喻隱含著一個必然的結論：當侵犯的本能驅力在體內積蓄達一定水平後，就必須轉變為侵犯衝動而釋放出來，從而引發侵犯行為。如果適當的釋放刺激長時間不出現，並因此使體內積蓄的能量得不到排泄，那么“整個有機體就會陷人不安定狀態，並開始主動搜尋刺激”。如前所述，釋放刺激是高度特異化的環境特徵。在侵犯驅力的積蓄過程中，動物對釋放刺激的特異性程度的要求，與它體內所已積蓄的驅力的量成反比關係。也就是說，“本能行為模式在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不活動期後，誘發刺激的閡限值就會降低”；而且，“誘發刺激的rig限值甚至可以降低到零，因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侵犯這一本能活動在沒有明顯外在刺激的作用下也會暴發出來”。洛倫茨在引證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大量觀察結果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說，“這是一個相當普遍而被公認的事實”。
第二，種內侵犯比種間侵犯更普遍。 在動物界，侵犯行為主要發生在同種不同個體之間，而較少發生在不同種類的動物個體之間。事實上，按洛倫茨的定義，侵犯就是指“獸類和人類中針對同種其他個體成員的戰鬥本能”。這種現象對動物生存具有三個主要方面的適應價值：(1)同一種動物不同個體之間的相互鬥爭，可以導致這種動物在可達到的地域內的分布均衡，從而保證每一個體獲得充足的陽光、食物、空氣等生存資源；(2)交配季節的爭鬥造成對最強者的選擇，從而有利於種的延續；(3)由同種不同個體之間的相互爭鬥而造成的種的生存格局如領地的建立等，能起到對幼仔的保護作用。這裡需注意，種間捕食行為與種內或種間侵犯行為在性質上不同。作為生態環境中食物鏈環節的種間捕食行為，不屬於侵犯行為的範疇。
第三，侵犯行為的種間差異。 侵犯總要在行為上表現為使用身體的某一結構來攻
美人蕉習性為了解釋這種現象，洛倫茨提出一個理論假設和一個相關律。這個假設認為，每一種動物在它的進化史中都發展出一種內在侵犯行為抑制機制(innatekilling-inhibitionmecha-nism)；這個相關律是說，侵犯行為內部抑制機制的完善程度，與動物侵犯武器的發達程度呈正相關，即侵犯武器越銳利的動物，同時也發展出越完善的侵犯行為內部抑制機制。侵犯行為內部抑制機制可以被理解為某種隱狀的固定動作模式，它的釋放刺激就是同種其它個體的其種行為特徵，如逃跑或屈服等，它的被即或則抑制了侵犯行為。
對人類而言，人在身體上沒有發展出銳利的侵犯武器，他既沒有狼的爪牙也沒有鳥的尖嘴。因此，人在他的自然進化的歷史中沒有必要、並因而也沒有形成完善的侵犯行為內部抑制機制。但是，當人進人文明時代後，概念思維和語言能力徹底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況，從而割斷了人類文明史與他的自然進化史之間的紐帶。於是，人在他的身體以外發明了各種武器，如石器、長矛、槍炮、乃至核子彈等。武器文明徹底打破了人類侵犯行為與他的侵犯行為內部抑制機制之間的自然平衡。在全部動物界，人的侵犯行為是最獨特而沒有節制的，且殺傷力是其它任何動物所無可比擬的。雖然人在他的生物學基礎之外設立了各種和平條約，但這些條約對人類侵犯行為的約束力，遠不像動物內在的侵犯行為抑制機制對它的侵犯行為的約束力那么絕對有效。所以，社會心理學家們不無悲哀地指出，“極端‘殘暴’的行為只有人類才有。人們野蠻地相互殘殺，這在自然界是獨一無二的。可悲的事實是，在地球上的一切動物中，人是最殘酷、最無情的物種”。洛倫茨亦表現出對人類命運的擔憂並指出，人類在他的發展的每一階段都處在自我毀滅的危險邊緣。
第四，侵犯驅力的疏導與升華。 和弗洛伊德一樣，洛倫茨也認為，雖然侵犯驅力必須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但這並不是說它一定要表現為導致傷害性結果的侵犯行為。相反，它可以被疏導到一些為社會認可的無害對象、甚至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對象上，這後一種疏導形式就是升華。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有人極力主張，我們在“力圖控制人類的攻擊性方面要謹慎從事。……驅使某人殺死其鄰居的那種機制，同樣能驅使另一個人去‘征服’外層空間，去‘啃’一道很難的數學方程，去‘攻克’一個邏輯思想問題或去‘主宰’宇宙”。[7]洛倫茨也肯定地指出，當侵犯的本能驅力“消跡時，人從早到晚，從刮鬍子到藝術或科學的創作，都將缺乏推動力。一切與野心、階級地位或其他類似的行為模式有關的事物也將從人類的生活中消失”。
反思與批判
雖然習性學家的理論旨趣是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試圖不帶任何偏見地理解動物的
9～10月生長習性:喜光照作為人類理解動物行為和動物世界的一種理智嘗試，習性學在對動物行為的經驗事實的觀察方面是富有成效的。從心理學的歷史背景看，習性學所具有的重大理論價值就在於，它直接否定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前提假定，從而在五、六十年代構成對行為主義的革命的一支直接力量，正是這一革命終結了心理學的一個錯誤的理論時代。
應當公正地承認，習性學家的態度是科學而嚴謹的。但是，由於行為的複雜性及其與嚴格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家所研究的具有本體實在性的對象的差異，使對它的解釋是困難的。因此，雖然習性學家對動物行為的經驗事實的觀察是富有成效的，但當他們試圖對之作出解釋時，無論在概念層次上還是在理論層次上，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就前者而言，雖然他們提出的描述性術語如固定動作模式、釋放刺激等是有效的，但他們提出的解釋性術語如內部抑制機制、本能驅力等，在生理學的本體實在性意義上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因而不是嚴意義上的科學理論。
當習性學家將動物行為作為對象加以研究時，他們有充分的合理性在邏輯上將摩爾根法則貫徹到底，因為人不可能在“溝通”一詞的原本含義上與動物發生溝通，從而不可能站在動物的立場上來理解動物行為對動物而言所具有的意義。所以，習性學只能是人站在人的立場上對作為對象的動物行為的一種科學理解的嘗試，它應該接受嚴格的自然科學的邊界的限定，而不能隨意滲人人文科學，後者是人的自我理解過程。如果習性學想實現從動物行為領域向人類行為領域的跨越，那么它就必須論證動物行為與人類行為的同一性：或者賦予動物行為以支配人類行為的意識或精神屬性，或者否定人類行為的精神屬性。在心理學的歷史上，這兩種方案均已失敗。習性學似乎傾向於後一種方案，從而孕育了將包括人在內的全部生命有機體視為各自種屬的
花羅漢生活習性習性學在理論層面上所面臨的挑戰的另一個根源，是它對進化論的誤解。作為一種科學思維方式，進化論試圖理解的，是有機自然界在自然力的盲目作用下的演化過程。就人類而言，它只適用於對人類自然歷史過程的理解。人的自然歷史過程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當人類處於前人類的動物狀態時的演化史，二是指當人類進人文明狀態後的歷史發展過程的自然的方面。人類文明的誕生使人類擺脫了自然力的盲目作用，並從自然界突顯出來而成為自然力的駕馭者。因此，在人的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自然力的作用便隱退為人的存在的背景因素；此時對人類歷史過程起主要決定作用的是人的實踐活動而不是自然力。就對文明的人類歷史的理解而言，進化論失去了它的解釋的優先性。所以，當習性學家將他們關於動物侵犯行為的理論不加限定地推廣套用於人類社會時，他們不僅不能在理論上說明人文的環境因素對人的侵犯行為的制約作用，而且也遭到社會學習理論家們強有力的批判。
由此看來，習性學關於侵犯行為的理論解釋並不具有它看起來所具有的那種人文價值，我們也沒有必要因它的理論聲勢浩大而失去對人的自律能力的信心。它只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動物行為的一個獨特的自然科學的方式，而不具有對人類自我發展的歷史的解釋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