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文化

罪感文化

所謂“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且依靠其發展人的良心的社會可以定義為罪感文化。

(圖)罪感文化罪感文化

所謂“罪感文化”,

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且依靠其發展人的良心的社會可以定義為罪感文化。從這個定義上來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會中,人如果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就會感到是有罪的。這一點,與我們慣常所認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來是有罪”的說法略有不同。但也還是能夠從“罪感文化”的定義中得到解釋,因為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一開始便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聽信了蛇的讒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惡,並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

產生

(圖)聖經聖經

在西方基督教傳統背景下,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受制於凌駕萬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遲早會給人的善惡打分,也就是審判。西方基督教“原罪說”是在西方文明的滋養下成長的人自然擺脫不掉此種“罪感”,那么細細地對這“罪感”加以剖析,自然也便有助於更好地參悟晦澀的西方經典文本的深層價值指向。

罪感文化之所以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其本質原因在於西方的基督文明。罪感的產生無非是‘我’犯了罪,而後形成的心理機制,是人自覺意識到自身的不圓滿和惡性惡行,這些認知都是從全知全能的上帝那裡比襯出來的。眾所周知,“原罪說”是指人背叛了上帝,經不住外在惡魔的引誘,還有人內在欲求的衝動,以至辜負上帝的厚愛,做出了違背神聖意旨的罪行,遠離了生命的本真狀態。正是因這不當的行為導致人必須懺悔救贖,以待再次投入上帝的懷抱,達到人神的和解。懺悔的前提是承認罪行,承認救贖之旅是通往神性的必由之路!那么顯而易見,罪感的實質是一種負疚,是認可人類自身的破缺,是以上帝作為終極燈塔來指向人的行為意義。‘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要向上帝懺悔;‘我’的懺悔,可使‘我’能回歸到上帝的仁愛下。這便是罪感文化的一個圓形內在結構,從上帝那裡出來,最終回到上帝!所以,從這文化本身著眼,我們得知:人是渺小可悲的,生命是脆弱卑鄙的,人不可能憑藉自身所稟具的才智去認知這個世界,人唯能做的便是撲倒在上帝的腳下,祈求上帝神性的光輝普照‘我’!

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並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關鍵所為在於具備了復歸上帝的“稟賦”。上帝是個參照系,我們知道她(不知道上帝是什麼性別?)是完美無缺的,因此落到實在的具體行為就是愛、愛、再愛,無限制的以上帝為崇高的榜樣(當然,這種榜樣只能是人類無限的趨同但永遠無法企及)。為什麼言及‘愛’?因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實,這是無法一筆勾銷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補救。正如我傷害了一個人,我已無法倒撥時鐘來改變歷史,怎么獲許她的諒解,那只有加倍的對她好,讓傷害在洪水般的愛意面前變得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推及至上帝面前,就是愛,愛上帝,愛父母,愛兄弟姐妹,愛親朋好友,愛人類,用全部的生命湧出愛的力量。

內涵

罪感文化出發點和終極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為的都是“勸人向善”,並最終建立一個“善”的社會。勸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一旦違背了那個“道德標準”便有一種心靈上的不安,會有一種懊悔、羞恥和罪惡的感覺,同時使人為了解脫這種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過錯或罪惡,從而達到減惡增善的目的。

若要打開上帝的天堂之門,愛的能力、愛的稟賦是唯一的一把鑰匙。人類犯下了罪惡,人類是無知卑鄙的,人類是慾念無窮的,‘我’明白我有無法克服的頑疾,‘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魔鬼,這無情無序的人的世界更是利慾薰心、傾扎迫害;愛是人類在惡的海洋里最後的孤島,是人類在懸崖邊搖搖欲墜時握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的野草。愛是不能遺棄的!

至此,由罪感生髮出的意義對西方文明價值理念的影響便彰現了。個體的人是欠缺的,他的生命應當時刻反思,“距離上帝”的路有多遠成了永遠的追問。‘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承擔負荷,上帝絢麗的光環投射出了我的陰影,我清醒地認識到無數的眼淚在流淌,無盡的哀吟在嘆息,我的愛到底給了誰,付出了多少,夠嗎?默默的冥想,一雙雙孤苦無告的淚眼在凝視著我,上帝仁慈的雙眸在注目著我,一種博大的人文情懷充溢著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便是在榮現上帝般的“愛”!所以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類、文明、文化和文學!

作用機制

“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覺察到自己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便會有一種深重的罪惡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惡行不被人發現,自己也會受到罪惡折磨,儘管這種罪惡可以通過懺悔來得到解脫。”也就是說,“罪感文化”中的那個向善的力量是以自發和主動為主的,那邁向善心世界的腳步,無須他人的催促便在靈魂的深處不停地向前邁進著。

對此,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與罰》中,給我們細緻地描述了這個過程。拉斯科利尼科夫開始認為,殺死那個年邁的,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伊萬諾芙娜,把她的錢用於一個有志於改造社會的青年的學習,更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頭殺死了那個以剝削他人為生的老太婆後,儘管他的惡行並沒有被人發現,甚至警察已經捉住了兩個嫌犯,可他卻仍然深深地為這種罪惡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從走出那個血淋淋的現場之後,心靈上便一刻也沒有得到安寧,罪惡感始終瀰漫在他靈魂的每一個角落裡。他想盡一切方法,比如他傾其所有來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來折磨自己,可無論如何他都感到無法贖清那個罪惡。最後,他只好去自首,主動地在肉體上接受流放的懲罰,在精神上皈依上帝來救贖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們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社會景象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的那樣,在“罪感文化”下,常見的社會現象是人們習慣於懺悔。在拙作《懺悔的土壤》中我曾說:“懺悔是對人發露自己的過錯,以求得他人的寬恕和容忍,是徹底、完全和自願地改正過錯的心靈基礎,是對過錯發自內心深處的自我懲戒。”人們通過懺悔來獲得靈魂上的罪惡感的解脫,盡而達到心靈的淨化和提升。與此相對應,在“罪感文化”中,人們也讚賞勇於承認錯誤、公開道歉和真誠悔過的行為。二戰之後,德國的政治官員面對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猶太人受難碑前的行為,便贏得了人們的理解和認同。反過來,這種讚賞懺悔的做法,又對主動、自覺、勇敢地承認過錯產生出激勵作用,從而強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理論上分析,注重內省、內動的“罪感文化”,由於它以內因為主,應該說,只要這種文化發生作用,其運行機制是比較周密的,沒有多大的漏洞可尋。一個人只要犯下“罪惡”,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無須外力的參與,靈魂上便會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這台機器運行起來,便很難從罪惡感中逃脫出來。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惡事,有了惡行之後,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能讓人知道”,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去隱瞞、隱藏、掩蓋他所做下的醜行、惡行。

優越性

西方的“罪感”文化就是在看到成就時,幾乎同時就看到了缺陷。西方的天主教就認為,人生是有罪的,有“原罪感”,人的一生就是為了贖罪,叫“贖救”。所以,幾千年來,他們的文化中積澱出“罪感文化”的傳統。

周谷城在1986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很多人認為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很了不起,“殊不知西方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或哲學家幾乎天天都在討論他們那套制度裡面的弊病。”周谷城的意思是說我們中國“很多人”認為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好,好個屁!他們很多專家學者自己也“天天”在找缺陷。

西方文明比中國發達,這本身就說明了罪惡文化的優越,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一方面,罪惡文化較全面,很少出現大的失誤,這當然比只看到喜的單打一要全面、不容易產生失誤。如果在美國南水北調的大工程,肯定是既有一個主張南水北調的研究機構,同時又產生一個反對南水北調的機構。國會不會討論沒有反對意見的方案。這就會最大可能地避免一些失誤。

思考

對罪感文化的解析讓自己深陷其中而不能撥,中國文化中“愛”的召喚在哪裡!試看中國文化自古而今,都是在鼓吹個體心性的宏揚,只要個體世界的道德操守臻於完善,便能等同於天地萬物,遊刃於造化之間。不解的是個體完善的追求以何來驗證呢,我們的信仰中沒有一個聖神的審視,怎么能督促我們去堅守良知;沒有一個道德完美的化身,怎么引導我們去向善;沒有一個絕對的善的存在,怎能讓人甘認自己是不完善的。

面對這么多困惑,中國的先知或許太自信了,以至把自己放大成為了絕對的化身,自封為中國的上帝!為什麼中國人沒有信仰,大概是由於中國的上帝太多了,所以乾脆一個都不信。對比觀照下,為何西人能篤信著一個上帝?追本溯源,我們的樂感文化認為自己便是自己的上帝,罪與不罪全在內心的理解,那自己怎能跟自己懺悔呢!這種人類自尊的精神當然值得我們欽佩,然而,誰來保證人類不會自欺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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