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文化所謂“罪感文化”，
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且依靠其發展人的良心的社會可以定義為罪感文化。從這個定義上來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會中，人如果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就會感到是有罪的。這一點，與我們慣常所認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來是有罪”的說法略有不同。但也還是能夠從“罪感文化”的定義中得到解釋，因為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一開始便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聽信了蛇的讒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惡，並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產生
聖經在西方基督教傳統背景下,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受制於凌駕萬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遲早會給人的善惡打分,也就是審判。西方基督教“原罪說”是在西方文明的滋養下成長的人自然擺脫不掉此種“罪感”，那么細細地對這“罪感”加以剖析，自然也便有助於更好地參悟晦澀的西方經典文本的深層價值指向。
罪感文化之所以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其本質原因在於西方的基督文明。罪感的產生無非是‘我’犯了罪，而後形成的心理機制，是人自覺意識到自身的不圓滿和惡性惡行，這些認知都是從全知全能的上帝那裡比襯出來的。眾所周知，“原罪說”是指人背叛了上帝，經不住外在惡魔的引誘，還有人內在欲求的衝動，以至辜負上帝的厚愛，做出了違背神聖意旨的罪行，遠離了生命的本真狀態。正是因這不當的行為導致人必須懺悔救贖，以待再次投入上帝的懷抱，達到人神的和解。懺悔的前提是承認罪行，承認救贖之旅是通往神性的必由之路！那么顯而易見，罪感的實質是一種負疚，是認可人類自身的破缺，是以上帝作為終極燈塔來指向人的行為意義。‘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要向上帝懺悔；‘我’的懺悔，可使‘我’能回歸到上帝的仁愛下。這便是罪感文化的一個圓形內在結構，從上帝那裡出來，最終回到上帝！所以，從這文化本身著眼，我們得知：人是渺小可悲的，生命是脆弱卑鄙的，人不可能憑藉自身所稟具的才智去認知這個世界，人唯能做的便是撲倒在上帝的腳下，祈求上帝神性的光輝普照‘我’！
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並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關鍵所為在於具備了復歸上帝的“稟賦”。上帝是個參照系，我們知道她（不知道上帝是什麼性別？）是完美無缺的，因此落到實在的具體行為就是愛、愛、再愛，無限制的以上帝為崇高的榜樣（當然，這種榜樣只能是人類無限的趨同但永遠無法企及）。為什麼言及‘愛’？因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實，這是無法一筆勾銷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補救。正如我傷害了一個人，我已無法倒撥時鐘來改變歷史，怎么獲許她的諒解，那只有加倍的對她好，讓傷害在洪水般的愛意面前變得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推及至上帝面前，就是愛，愛上帝，愛父母，愛兄弟姐妹，愛親朋好友，愛人類，用全部的生命湧出愛的力量。
內涵
罪感文化出發點和終極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為的都是“勸人向善”，並最終建立一個“善”的社會。勸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一旦違背了那個“道德標準”便有一種心靈上的不安，會有一種懊悔、羞恥和罪惡的感覺，同時使人為了解脫這種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過錯或罪惡，從而達到減惡增善的目的。
若要打開上帝的天堂之門，愛的能力、愛的稟賦是唯一的一把鑰匙。人類犯下了罪惡，人類是無知卑鄙的，人類是慾念無窮的，‘我’明白我有無法克服的頑疾，‘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魔鬼，這無情無序的人的世界更是利慾薰心、傾扎迫害；愛是人類在惡的海洋里最後的孤島，是人類在懸崖邊搖搖欲墜時握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的野草。愛是不能遺棄的！
至此，由罪感生髮出的意義對西方文明價值理念的影響便彰現了。個體的人是欠缺的，他的生命應當時刻反思，“距離上帝”的路有多遠成了永遠的追問。‘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承擔負荷，上帝絢麗的光環投射出了我的陰影，我清醒地認識到無數的眼淚在流淌，無盡的哀吟在嘆息，我的愛到底給了誰，付出了多少，夠嗎？默默的冥想，一雙雙孤苦無告的淚眼在凝視著我，上帝仁慈的雙眸在注目著我，一種博大的人文情懷充溢著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便是在榮現上帝般的“愛”！所以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類、文明、文化和文學！
作用機制
“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覺察到自己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便會有一種深重的罪惡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惡行不被人發現，自己也會受到罪惡折磨，儘管這種罪惡可以通過懺悔來得到解脫。”也就是說，“罪感文化”中的那個向善的力量是以自發和主動為主的，那邁向善心世界的腳步，無須他人的催促便在靈魂的深處不停地向前邁進著。
對此，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與罰》中，給我們細緻地描述了這個過程。拉斯科利尼科夫開始認為，殺死那個年邁的，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伊萬諾芙娜，把她的錢用於一個有志於改造社會的青年的學習，更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頭殺死了那個以剝削他人為生的老太婆後，儘管他的惡行並沒有被人發現，甚至警察已經捉住了兩個嫌犯，可他卻仍然深深地為這種罪惡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從走出那個血淋淋的現場之後，心靈上便一刻也沒有得到安寧，罪惡感始終瀰漫在他靈魂的每一個角落裡。他想盡一切方法，比如他傾其所有來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來折磨自己，可無論如何他都感到無法贖清那個罪惡。最後，他只好去自首，主動地在肉體上接受流放的懲罰，在精神上皈依上帝來救贖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們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社會景象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的那樣，在“罪感文化”下，常見的社會現象是人們習慣於懺悔。在拙作《懺悔的土壤》中我曾說：“懺悔是對人發露自己的過錯，以求得他人的寬恕和容忍，是徹底、完全和自願地改正過錯的心靈基礎，是對過錯發自內心深處的自我懲戒。”人們通過懺悔來獲得靈魂上的罪惡感的解脫，盡而達到心靈的淨化和提升。與此相對應，在“罪感文化”中，人們也讚賞勇於承認錯誤、公開道歉和真誠悔過的行為。二戰之後，德國的政治官員面對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猶太人受難碑前的行為，便贏得了人們的理解和認同。反過來，這種讚賞懺悔的做法，又對主動、自覺、勇敢地承認過錯產生出激勵作用，從而強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從理論上分析，注重內省、內動的“罪感文化”，由於它以內因為主，應該說，只要這種文化發生作用，其運行機制是比較周密的，沒有多大的漏洞可尋。一個人只要犯下“罪惡”，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無須外力的參與，靈魂上便會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這台機器運行起來，便很難從罪惡感中逃脫出來。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惡事，有了惡行之後，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能讓人知道”，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去隱瞞、隱藏、掩蓋他所做下的醜行、惡行。
優越性
西方的“罪感”文化就是在看到成就時，幾乎同時就看到了缺陷。西方的天主教就認為，人生是有罪的，有“原罪感”，人的一生就是為了贖罪，叫“贖救”。所以，幾千年來，他們的文化中積澱出“罪感文化”的傳統。
周谷城在1986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很多人認為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很了不起，“殊不知西方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或哲學家幾乎天天都在討論他們那套制度裡面的弊病。”周谷城的意思是說我們中國“很多人”認為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好，好個屁！他們很多專家學者自己也“天天”在找缺陷。
西方文明比中國發達，這本身就說明了罪惡文化的優越，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一方面，罪惡文化較全面，很少出現大的失誤，這當然比只看到喜的單打一要全面、不容易產生失誤。如果在美國有南水北調的大工程，肯定是既有一個主張南水北調的研究機構，同時又產生一個反對南水北調的機構。國會不會討論沒有反對意見的方案。這就會最大可能地避免一些失誤。
思考
對罪感文化的解析讓自己深陷其中而不能撥，中國文化中“愛”的召喚在哪裡！試看中國文化自古而今，都是在鼓吹個體心性的宏揚，只要個體世界的道德操守臻於完善，便能等同於天地萬物，遊刃於造化之間。不解的是個體完善的追求以何來驗證呢，我們的信仰中沒有一個聖神的審視，怎么能督促我們去堅守良知；沒有一個道德完美的化身，怎么引導我們去向善；沒有一個絕對的善的存在，怎能讓人甘認自己是不完善的。
面對這么多困惑，中國的先知或許太自信了，以至把自己放大成為了絕對的化身，自封為中國的上帝！為什麼中國人沒有信仰，大概是由於中國的上帝太多了，所以乾脆一個都不信。對比觀照下，為何西人能篤信著一個上帝？追本溯源，我們的樂感文化認為自己便是自己的上帝，罪與不罪全在內心的理解，那自己怎能跟自己懺悔呢！這種人類自尊的精神當然值得我們欽佩，然而，誰來保證人類不會自欺欺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