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方式
《論語 學而》的首章卻像我們昭示了一個 樂感的存在，引導著我們去過一種充滿內心喜樂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就是一種"樂感"的生命存在方式。這樣的一種存在方式不僅使我們的生命充滿喜樂，我們的生活充滿感恩和樂觀豁達，而且向我們揭示了中國文化的一種深層精神：樂感文化。這種文化精神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於一個世界（此岸世界）而強調人的主體性存在，並賦予人參天地之化育的本體地位，從而培育了中國人自強不息、樂觀積極的精神狀態。
孟子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自然的‘天道’總是充滿了樂觀向上的力量，而人道的關鍵就在於在自我的體認上實現一種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和方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於是在與天地參的過程中，中國人成就了其文化的核心內涵：樂感。那么什麼叫中國的“樂感”文化呢？就是只報喜不報憂；什麼是西方的罪感文化呢？就是在看到成就時，幾乎同時就看到了缺陷。?具有樂感文化的中國人，最怕講困境、危機、失敗，最好當喜鵲，不停地報喜、慶功、祝酒、唱讚歌。時常盲目的自彈自唱，自足自樂。就是死了人，也當喜事辦。?
中國這種樂感文化是怎樣形成的呢？這還是因為元氣論。元氣論認為“混沌一團”的元氣非得由秩序來控制才行，強調秩序性。強調秩序就得由人來制定這秩序，就得有個秩序的核心，這就是聖王或聖賢。聖王和聖賢既是秩序的核心，又是秩序的制定者。因為他們是人中的聖賢，因而是理想的人物，理想人物就沒缺點，他們的行為就只有可歌頌的功德，兩千年過去了，中國人的文化中長期積澱下樂感文化，只可報喜，沒有報憂的可能。?
優點
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早在我們古老的《周易》中就已經有了。從那時起，這種精神就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和行動。《易》的“樂天知命”、“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否極泰來”的精神，都曾哺育炎黃子孫的心靈，使之豐滿開放；它不是造就匍匐於人格神腳下的子民，而是培育“與天地參”的萬物之靈：儘管千辛萬苦，也樂於眺望未來，相信只要訴諸前仆後繼、百折不撓的實踐，就終有一天會“時來運轉”，柳暗花明。李澤厚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樂感文化”由於沒有人格神，對人的終極關懷沒有各種神靈導引，因此使人們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規律的宇宙自然的總體中儲備、汲取力量，所以中國是世界上發現自然美最早的國度。
李澤厚指出中國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從古代到今天，從上層精英到下層百姓，從春宮圖到老壽星，從敬酒禮儀到行拳猜令（‘酒文化’），從促膝談心到‘擺龍門陣’（‘茶文化’），從衣食住行到性、健、壽、娛，都展示出中國文化在慶生、樂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尋幸福的情本體特徵。儘管深知人死神滅，猶如煙火，人生短促，人世無常，中國人卻仍然不畏空無而艱難生活。”中國人沒有超驗理性，因此這種樂感文化體現了以人的現世性為本，而與西方傳統強調的“絕對”、“超驗”精神相對立。
實用理性
樂感文化最大的特徵是：實用理性。我們中國人，是最講實用，最講實際，最講實惠的。這種講實用，講實際，講實惠，使中國人具有靈活變通的性格，而不會死板固執。綜觀中國幾千年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認真”一詞，中國人是不怎么喜歡的。對於那些認死理只有一根筋認準一條道走到黑的人，中國人往往嗤之以鼻，說他們太“較真”，頑固不化，說他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這種靈活變通，用一個字形容就是“圓”。要求我們為人處世儘量做到圓融、圓滿。這種靈活變通，使中國人變得可愛而不令人討厭，《孟子》中就有這樣的內容：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清，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清，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在這裡，“男女授受不清”，本是禮法的規定，人人應遵守而行之，然當嫂子回被水淹死，這時該怎么辦？孟子提出此時只能用“權”，“權”即權變，即變通。這種變通，在這裡明顯是好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種權變，在讓中國人變得圓融、圓滿、可愛之時，也為中國人埋下了禍根。
缺點
實用理性
由於講究“實用理性”，講究變通，講究用權，我們中國人有意無意之中滑入了無意義虛無的深淵。本來有些道德信仰價值，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全人類都應該遵循堅守的共同準則。然而，由於使用、變通、用權，我們中國人很少有人對一種道德信仰價值始終如一地堅持。於是，我們的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降低了又降低。學者錢理群先生所倡導的“說話的3條底線”：“一、力圖說真話；二、不能說真話時則保持沉默；三、無權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說假話時，不應傷害他人。”
由於講究“實用理性”，講究變通，講究用權，導致中國人對法律的淡漠、冷漠，導致我們中國人對規章制度的很難自覺遵守。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們中國的長時期的人治。中國人還是擅長用人治的那一套來管理國家，從而給法治中國的建設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從而拖了法治中國的建設的後腿，阻礙了中國的進步。
罪惡感的缺乏
樂感文化的另一個不足是，導致我們中國人整體恥辱感、罪惡感的缺乏。相對於“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來說，我們的“樂感文化”是最沒有恥辱意識、罪惡意識的。“真正的恥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約束力來行善，而不像真正的罪惡感文化那樣靠內心的服罪來行善。恥辱感是對他人批評的一種反應。一個人因受到公開嘲笑與擯斥，或者自以為受人嘲笑而感到恥辱，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恥辱感都將成為強大的約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觀者，至少是想像出來的旁觀者。罪惡感並不如此。在一個榮譽感意味著無愧於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一個人即使在無人知曉自己的不端行為的情況下，也會為罪惡感所煩惱，而且他的罪惡感確實可以通過供認其罪惡得到減輕。”（《菊花與刀》p160）正因如此，同樣是犯下二戰中的侵略罪屠殺罪，德國總統可以向受難民族下跪，德國人可以通過全民的徹底懺悔而自新，日本人卻不能做到像德國人一樣徹底懺悔重新開始，而只能背負著歷史重擔艱難前行。而“樂感文化”的中國人呢？由於既沒有“恥感文化”的“外部的約束力”，又沒有“罪感文化”的“內心的自我約束力”（“內心的服罪”），因此，呈現一種嚴重的價值缺失，判斷缺失，呈現一種歇斯底里的癲狂狀態。其典型症狀是：沒有恥辱感，沒有罪惡感，行善完全是一種投機性質的投資，講求“善有善報”。當行善，是為了“善報”的時候，這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善嗎？此時，真正的善沒有了，惡卻大行其道。
思考與建設
樂感文化，還導致了中國人的懶惰。一直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我也承認，我們中華民族確實是勤勞、勇敢的，但這種勤勞僅僅是指底層勞動者的體力方面的，而不是指上層社會的統治者心力方面的。在心力方面，不管是底層還是上層，不管是布衣百姓還是帝王將相，體現出來的都是懶惰：懶于思考，懶于思索，懶於反思，懶於制度建設，懶於合理體制的思考與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