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索利·丹增生於賽因諾顏汗部落的蘇吉特貝子旗，奴隸出身。由於他的祖先來自敵對部落的戰俘，所以世代一直是蒙古賽因諾彥汗貴族的奴隸。為了不被餓死，童年被他的父親送入寺廟當喇嘛——藏傳佛教等級森嚴的制度、惡劣的生活條件和師父們的粗暴虐待導致他不久逃亡。他不得不在蒙古大草原流浪以放牧、乞討為生——童年的悲慘經歷是導致他以後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重要原因。
1907年他流浪至大庫倫（大庫倫鄉），從此在那裡定居十年，從當苦力開始一直做到了中國滿清王朝駐庫倫地方的小職員，這段經歷鍛鍊了他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1915年，他在一家開採金礦的俄國公司工作，並且從俄國的布里亞特人那裡學會了俄語。在公司里俄國革命者的影響下，他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者。
1919年12月，他和另一個蒙古人蘇赫巴托爾在俄國人幫助下組建了蒙古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小組——東庫倫革命小組，1920年6月這個小組同其他的蒙古馬克思主義小組織合併，這樣，蒙古人民(革命)黨誕生了——這比蒙古的宗主國——中國[系統過濾]的成立整整早了一年。隨後，他和蘇赫巴托爾、喬巴山組成了一個代表團前往蘇俄尋求援助，在紅軍伊爾庫茨克軍官學校接受了進一步的訓練。12月，他返回恰克圖，參與組建了蒙古人民義勇軍。
1921年3月，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成為黨的主席，同月，他被任命為蒙古臨時人民革命政府財政部長，實際上他一直主持著臨時政府的全部工作。1921年10月，由他和蘇赫巴托爾率領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團訪問蘇俄，在莫斯科他們受到了隆重歡迎，蘇俄革命領袖、蘇維埃俄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他簽署了蘇俄－蒙古友好同盟的協定，這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刻。1923年2月，他接替逝世的蘇赫巴托爾兼任蒙古人民軍總司令。
1924年8月，他在人民革命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蒙古的發展方向同俄國[系統過濾]和共產國際的代表發生了激烈爭執。8月26日深夜，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命令下他被突然逮捕，並在24小時內被處決，罪名是“企圖利用庫倫衛戍部隊進行公開叛亂”——這顯然是一個滑稽的站不住腳的理由。
事實上，根據蒙古史料記載，他在經濟中一直注意發展中小個體商業，而不是向俄國同志們那樣粗暴的沒收他們的財產。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公開主張，做為一個封建影響極為強大的落後農業國——蒙古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循序漸進的發展社會主義，而不是向俄國人希望給他們選擇的道路。對於人民革命黨來說，他的死的確是一個悲劇和巨大損失——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任何人敢於懷疑俄國選擇的正確性。事實上，將1924年以後的人民革命黨描繪為相當於俄共的一個州委並不過分，人民革命黨不僅在組織上，而且也在思想上喪失了一切獨立。
1989年，人民革命黨為他恢復了名譽，在黨的決議中這樣來評價他，“他新做的工作大部分反映了黨的政策和路線”，他“為革命作出的貢獻應給予積極評價”，“強加給丹增的罪狀即沒有政治根據，也沒有道義上的根據，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帶有編造的性質”。
丹增是在蒙古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爭取獨立的覺醒過程中，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最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早期革命領袖。他使蒙古從一個落後的封建殖民地變成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幾個世紀以後，這個國家在他和他的同志們不懈努力下重新恢復了獨立（至少是名義上的）。
人民革命黨並沒有因為瑪格薩爾扎布出身於貴族家庭和封建舊軍隊而不信任他——這對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說是罕見的——他在黨內和軍內享有著極大的權利。同時，他在蒙古民間也享有崇高威望——喀爾喀蒙古各部落牧民尊稱他為“達爾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