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瑪麗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原名里馬·伊萬諾夫娜·維諾格拉多娃(Римма Ивановн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常用筆名Елена Инсарова、Джунгар和Юржин。科洛索娃於1903年5月26日出生在俄國阿爾泰地區，後移居到素有“東方莫斯科”之稱的哈爾濱。在哈爾濱，她結識了律師波克羅夫斯基(А.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98-？)，並結婚。 波克羅夫斯基是哈爾濱法西斯黨的創建人之一，後來退出。至於科洛索娃的容貌，是“淺色頭髮，近視眼”。 二十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和丈夫隨俄國流亡者離開了中國。1964年10月6日於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去世，享年61歲。
人物概述
曾僑居中國二十餘年的俄羅斯女詩人科洛索娃飄零一生，留下了大量淒婉雋永的詩篇。她在中國曾出版了五部詩集，為遠東俄僑文學的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她的詩多以祖國、故鄉為題，透著思念、幽怨之情。她的詩清新淡雅，不拘泥形式。在科洛索娃去世多年後，她的詩回到了今天的俄羅斯。她的靈魂也因為她的詩回到了俄羅斯祖國。
科洛索娃的創作生涯
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曾引發了俄國二十世紀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數以百萬計的俄國人離開祖國，背井離鄉，流亡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哈爾濱、上海等城市就曾經生活過大約25萬之多的俄國僑民。由於他們的遠道而來，使得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生了根、發了芽，成為俄羅斯僑民文學在遠東的重要分支。其中，主要的創作形式是詩歌。瑪麗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НиколаевнаКолосова)則是眾多俄僑詩人中一顆璀璨的明星。她在中國出版了五本詩集，對遠東僑民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瑪麗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原名里馬·伊萬諾夫娜·維諾格拉多娃(РиммаИвановнаВиноградова)，常用筆名ЕленаИнсарова、Джунгар和Юржин。科洛索娃於1903年5月26日出生在俄國阿爾泰地區，後移居到素有“東方莫斯科”之稱的哈爾濱。她來哈爾濱的準確日期和原因，已無從考證。但是，根據目前的資料，可以斷定，她遷到哈爾濱的時間應該不早於1921年。[i]在哈爾濱，她結識了律師波克羅夫斯基(А.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98—？)，並結婚。波克羅夫斯基是哈爾濱法西斯黨的創建人之一，後來退出。[ii]至於科洛索娃的容貌，是“淺色頭髮，近視眼”。[iii]
科洛索娃在哈爾濱寫了很多詩，經常在《邊界》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詩作。《邊界》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文學雜誌，它把“使讀者與俄羅斯文學創作更緊密地聯繫起來”視為自己的使命[iv]。同時，科洛索娃還向各種持不同政見的報刊投稿。她如此勤奮的原由，探究起來令人心酸，是生活所迫。她在哈爾濱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幾乎完全靠寫詩來維持生計，而稿費又微乎其微。《邊界》雜誌向她支付的稿酬是每行4 戈比，別的報刊雜誌就更少了。為了生活，她只好開辦了一家收費的小型圖書館。幾經周折，該圖書館的書流入蘇聯。時至今日，在莫斯科的一些舊書店裡偶爾還能碰上帶有科洛索娃印章的書籍。[v]
科洛索娃經常參加哈爾濱的俄僑文學組織“丘拉耶夫卡”的活動。雖然她本人不是該組織的成員，卻與“丘拉耶夫卡”的許多詩人過從甚密。這裡的很多人都知道她的愛情故事。早在國內戰爭時期，這位年少的女詩人曾深深地愛戀著與她站在不同政治立場上的瓦列里安·古比雪夫。為了各自心中的理想，他們不得不天各一方。1929年，她在《邊界》雜誌第35期上發表了《軍事委員》一詩，再一次回憶起她的初戀。在科洛索娃的詩集《迎著寶劍的撞擊聲》中有一首詩《致人民委員的信》，上面寫著“獻給古比雪夫同志”——“你我永遠成了別人，我不屬於你，你不屬於我。你不要召喚我回家，回到你的蘇維埃俄國。”
科洛索娃是神甫的女兒，父親被“不信神的人”們打死了。也許，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牴觸情緒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但是，這種怨恨又絲毫沒有影響她對祖國的眷戀之情。在她的詩歌中，不難看到她的一片愛國之心。科洛索娃用各種各樣的筆名寫了很多作品，但是關於祖國題材的詩她總是署上自己的真名。又因為她在詩歌中絲毫不掩飾她的反蘇立場，時人稱其為“白軍詩人”。[vi]科洛索娃卻經常把自己稱作“愛國的抒情詩人”，還常常在眾人面前以此自詡。她對祖國溫情地寫道：藍色的夜幕，越來越寬！鮮紅的西方——這是羅斯！不愛笑的西伯利亞——我從中國這邊向你微笑。
1928年科洛索娃在哈爾濱的第一本詩集《歌之軍隊》問世。之後，每隔兩年出版一本。1930年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詩集《上帝，救救俄羅斯!》，1932年第三本《我不屈從!》，1934年第四本《迎著寶劍的撞擊聲》。科洛索娃的倔強性格和堅定的立場可以從這些詩集的名字上窺見一斑，“軍隊”、“挽救”、“不屈從”、“寶劍”，帶著火藥味，充滿了反抗精神。除此以外，科洛索娃還有一部分詩歌只是刊載在文學雜誌上，而沒有收入到她的詩集裡。科洛索娃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產的詩人。據統計，哈爾濱俄僑作家出版的詩集總共有六十多本，[vii]而科洛索娃一個人就出版了四本。科洛索娃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遠東俄羅斯女性詩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哈爾濱的俄僑詩人中間，迴蕩著震撼人心的女性聲音。
1935年，科洛索娃和丈夫離開了哈爾濱，來到上海。此時，詩人經常在《帆》雜誌和其它一些報刊雜誌上發表自己的作品。在哈爾濱、上海出版的俄文報紙和雜誌大量刊載僑民作家的作品，對僑民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viii]1937年，科洛索娃的第五本詩集《銅的嘈雜》問世了。
在上海由於經濟困難，雜誌一般不付稿費。女詩人科洛索娃得不到稿酬，又操起了經營 圖書館的行當，勉強養家餬口。據有關資料表明，該圖書館的圖書至今還保存在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詩人像眾多俄僑一樣，充滿了愛國熱情。甚至還在1945年加入了蘇聯國籍。但不久，上海俄僑文學界就得到了佐琴科和阿赫瑪托娃被批判、被開除作家協會的訊息。女詩人因蘇聯國內文學創作上的不自由而感到壓抑，留下了眼淚。科洛索娃在報刊上公開聲明退出蘇聯國籍，其他的僑民文學家們也紛紛效仿她的做法。
二十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國流亡者離開了中國。他們中有一些人回到了蘇聯，而另外一些人則到了別的國家：澳大利亞，美國，南美，法國，捷克，奧地利，菲律賓等國。至於科洛索娃，很長時間都杳無音信。由此，產生了關於她的大量猜測和傳聞。有人說，她也乘船去了某個地方，不過，在途中遇到了風浪，被捲走了。
1990年，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附近的公墓，人們偶然發現了她的墓碑，上面寫著她去世的日期——1964年10月6日，享年61歲。原來，她和丈夫在二戰後離開了中國，先到菲律賓，又到巴西。在1957或1958年間來到了智利，仍然靠開辦圖書館度日。也許，她還在繼續寫詩，但那時已經沒有發表的必要了。在智利全國的俄僑人數，大約只有300人。[ix]
女詩人就這樣悄悄地毫無聲息地離開了人世，結束了漂泊的一生。她所眷戀的祖國也永遠留在了她的詩歌中。她所憎恨的那一方水土，正是她無法割捨的熱愛。僑民的生活為她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素材，也使她倍受煎熬磨難。詩人的一生，是悲是喜，是勝利的逃亡還是失敗的反抗。無論是哪一種，它都成為了20世紀那段特定歷史的一個碎片。
注釋：
[i]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Деятели русского книжного дела в Китае в 1917-1949 гг. –Хабаровск, 1998. С. 34.
[ii]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 А. По странам рассеяния. Ч. 1. Русские в Кита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ВГУЭС, 2000. С. 343.
[iii]Лазарева С. И., Сергеев О. И., Горкавенко Н. Л.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6. С. 90.
[iv]Бузуев О.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17-1945). –М.: Прометей, 2000. С.46.
[v]Сестра моя – ненависть. // Рубеж.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5, №2–№864. С. 215.
[vi]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Китая: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П. Крейд, О. М. Бакич. –М.: Время, 2001. С. 679.
[vii]Агеносов 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1918–1996). –М.: Терра. Спорт, 1998. С. 53.
[viii]Сюй Гоху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 (1920–1940-е годы). Автореф. дис. канд. наук. М., 1996.
[ix]Драгуленко Н. Л. Мари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олосова — Харбинская поэтесса. //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практ. конф. –Хабаровск, 1998. С. 261.
科洛索娃的詩歌特點
“祖國”和“異國”的題材在女詩人科洛索娃的詩歌中交織著，充滿了惆悵和孤獨，蒙上了一層沉重的宗教色彩。女詩人為祖國點燃蠟燭，向上帝祈禱，祈求祖國獲救。“在法國，在智利，在中國，迴響著我們的好聽的語言；但是每個人都嚮往著家園，對異鄉誰都不能習慣。任何時候誰都不能決定，把俄羅斯永遠忘懷。不要用別人的方式祈禱，和把別人的生活喜愛。聖誕夜的教堂里，屈從於痛苦和不幸的我，彎下疲憊的雙肩，在角落裡小聲哭泣……俄羅斯婦女只剩下，一處靜靜的避難所——教堂！我把自己的疼痛和疲倦，帶到這裡獻上。‘上帝呀，——心靈發出的聲音，——請聽我的祈禱！給男人們——故鄉的事業，給女人們——教堂和家庭！’神像前燃著蠟燭……今天曾誕生基督！但是我們在這個高興的夜晚，不能抑制淚水的流出……”（《異鄉的聖誕節》，1934）
因與親人離別的傷痛，詩人大聲呼號：“我從這裡呼喚，‘還我兄弟！’”；而另一邊：“放了我，讓我到姐姐那裡！”（《將要》，1928）。失去祖國和親人的痛苦是所有俄羅斯僑民詩歌的一種基調。只有回憶能夠幫助他們活下去，忍受一切苦難，克服一切困難。“阿爾泰的金色湖泊，高傲地聳立在原始森林上的群山——這是我親愛的故鄉，這是我最寶貴的地方！”（《贈烏利肯》，1937）
在科洛索娃對祖國的回憶中，包涵了所有的情感“熱愛……背叛……頹喪……”。生活在異鄉的逃亡者們真的是一些背信棄義的人嗎？恰恰相反，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牽掛著祖國。對俄羅斯的思念無時無刻不在啃噬著他們的心靈。在他們與祖國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那就是對蘇維埃制度的不接受和背叛。愛祖國，卻回不去。恨蘇維埃，卻推不翻。對故鄉的親人情深意重，對不同立場的人仇深似海。女詩人科洛索娃就在愛、恨、情、仇之間被撕扯著，煎熬著，找不到解脫的辦法，因此而頹喪。“從前的俄羅斯不是我們的，蘇維埃俄國也不是我們的。我們生活在異鄉——是外人，我們的女皇——貧窮努日達。”（《新人》，1934）
科洛索娃痛恨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制度，在詩歌中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字裡行間，總在自問“我為什麼失去了祖國？”。她清楚明白地知道，她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然而她又是那么想回家。“在這裡，在別人的冰冷的世界，我控制不住，突然大喊：‘哎，離西伯利亞還遠嗎？快點趕，車夫！我想回家！’”（《在大車店》，1934）
在現實生活中，詩人是痛苦的、苦悶的。只有置身大自然，融於大自然時，她才能得到一絲的安慰，心靈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像當時的許多詩人一樣，科洛索娃為了逃避心靈上的痛楚，從大自然中汲取著創作的激情和力量。“煙在山谷上空像帶子似的蔓延，尖頂的帳篷呼吸著煙。太陽在馬群上面……高興地講那愛人的故事！……在永恆的孤寂中群山欲睡，古老的雪松在月光里幻想。”（《贈烏利肯》，1937）
逃避只是一時的，現實總是要去面對。生活是詩歌創作的源泉。詩人從她所處的那個時代和那個環境中捕捉創作的靈感，用心靈去感受外部的世界，用詩歌來表達細膩的感受。“綠色的新年樅樹在這裡閃爍，憂鬱的燈發出溫柔的光；……就是說，世上還有真理，如果神聖的節日沒被忘記！俄羅斯的孩子們，讓不滅的新年樅樹在你們心中閃光！”（《異鄉的新年樅樹》，1930）
從上面所引的幾首詩中，我們不難發現，科洛索娃的詩音樂性強，朗朗上口，韻律很有魅力。用詞不追求艷麗，不矯揉造作，不抽象模糊。科洛索娃的詩不受形式上的拘泥。雖然當時的僑民詩人有象徵派、超現實主義派、阿克梅派、未來主義派，而科洛索娃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個流派之列。女詩人更應該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代表：她的詩中隱喻恰當，節奏感強，韻腳清晰，作品形象鮮明易懂。這些都是自普希金時代以來的俄羅斯詩歌的特點。“在遙遠的平靜的天際，有人叫去教堂祈禱，踩著星星——清晰的小石子，靈魂向徹夜禱告走去。”（《夜晚》，1935）
許多年之後，科洛索娃的部分詩歌被選入《回到俄羅斯——詩……》[1]（1995）一書。這本文選介紹了200名二十世紀前半期俄羅斯最優秀的僑民詩人。入選本身就說明了科洛索娃在俄僑詩壇上的地位，以及後人對她的公允。僑民詩歌，對於俄羅斯詩歌創作的整體而言至關重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它，俄羅斯詩歌將顯得貧乏無味，遜色得多。
[1]Вернуться в Россию – стихами... :200 поэтов эмиграции :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Крейд.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本文所選詩歌均選自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Китая: Антология / Сост. В. П. Крейд, О. М. Бакич. –М.: Время, 2001. С. 227—247.
（載《中華讀書報》，2006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