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策學

社會政策學

社會政策學是在世紀交替時才登入中國的一個非常年輕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和社會科學學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給了這個研究領域與學科廣闊的用武之地,因而面臨著一個極好的發展機遇。社會政策學是社會學領域的一門套用學科,但其整個的知識架構又遠遠超出了社會學的知識體系。所以,社會政策學的發展,要打破傳統的“純”學科的界限和隔閡,堅持其邊緣性、交叉性和開放性的特點,將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融入到同一個知識體系中去,尤其是兄弟學科——公共政策學,可以借鑑的東西就更多了。當然,在融入其他學科知識時,要注意堅持社會政策學的“公平”和“權利”的基本理念,而決不能放棄這個立身的根本。在這方面,可以考慮以研究課題“開放式”地組合國內有關專家學者共同從事某一具體的政策領域的研究工作,並以“論壇”的方式開闢一個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管理學家、歷史學家等共同參與的、可直接對話和溝通的信息平台。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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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社會政策,一般認為,社會政策的概念最早是1873年由一批德國的經濟學家創立的“德國社會政策學會”提出來的,他們認為:社會政策是依據立法和行政手段,排除分配過程中的弊害的國家政策。從這個早期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130年前的德國乃至西方世界顯然是存在著“分配過程中的弊害”的,而當時另一些經濟學家,如英國的曼徹斯特學派,則主張“自由放任主義”。“社會政策”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有針對性地提出來的。 在當今世界上,社會政策一般包括: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政策、文化教育政策、醫療衛生政策、城市規劃與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等等。在歐洲,社會政策的最新發展是將“食品安全”放到了第一位。 從關心社會的貧困問題到關注政府行政管理,再到當前重視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社會政策學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成為一門日趨成熟的學科。

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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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學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劃分的時間界線是以20世紀40年代英國“貝弗里奇報告”的出籠及稍後的“福利國家”的建成,以及70年代末英國柴契爾主義、美國里根主義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這兩個在社會政策發展歷史上起到決定性影響的事件)為準。
第一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初,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緩解貧困問題”。當時的社會政策研究主要被包含在社會工作學的範疇之內,甚至只是社會工作學的一門課程。
第二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這一階段發展的主旋律是“政府行政管理”。40年代英國“貝弗里奇報告”的出籠及稍後“福利國家”的建成標誌著社會政策研究進入了“福利國家”階段。“福利國家”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實際上為國家政策和個人福利之間的關係設定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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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由於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和社會要做的事似乎就是將福利國家的既定政策,通過各種社會福利計畫與相關服務,具體地落實到每一個公民身上。於是,研究各種提供社會服務的“社會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首先從社會工作學中分化出來。
第三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這一階段的主題是“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走進了“滯漲時期”,福利國家的基本理念受到衝擊。同時,日益壯大的全球化的影響使社會政策的變化更為頻繁,社會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增加了。因此,僅僅局限在“行政管理”上來討論問題已經落後於形勢,為適應需要,到90年代後期,各大學紛紛將“社會行政系”易幟為“社會政策系”,這標誌著社會政策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日趨成熟。
社會政策學以“公平”與“權利”為基本價值觀,從不諱言自己的價值立場,並以“公民參與”為基石,以“漸進主義”為發展策略。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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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際上,社會政策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套用學科,發展的勢頭非常迅猛。社會政策學之所以得到青睞,是由於其本身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這些鮮明的學科特點既是學科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推動學科發展的動力。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社會政策學科價值理念的四大特點:
以“公平”與“權利”為基本價值觀。社會政策學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理論架構的核心定位於“公平”與“權利”。
從不諱言自己的“價值立場”。社會政策的這個特點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認同,並得到聯合國的認可與推廣,1962年聯合國出版的《社會服務的組織與管理》一書中就提出三點價值判斷:第一,其宗旨皆為行善——政策指向為市民提供福利;第二,兼有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例如:最低工資、最低收入保障標準等;第三,涉及某些進步的資源再分配手段。第四, 以“公民參與”為基石。學者們把“公民參與”看成是社會政策的基石。這是因為,任何社會政策都是涉及廣大民眾的,民眾參與社會政策的制定過程可以加深他們對政策意義的理解。這樣顯然會增加他們配合政策運行的自覺性。 以“漸進主義”為發展策略。社會政策領域所推崇的政策主張,絕非“激進”,而是實事求是,強調調查研究,以充分了解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提倡腳踏實地,重視在政策過程中積累起一點一滴的社會進步和文明成果。
真正的社會政策的研究並不滿足於把問題歸結到諸如“體制問題”、“資金問題”等一般層面上,而是要提出在我國行得通而且有效果的政策建議。
社會政策研究在當代中國起步較晚。2003年,在我國社會學界才掀起了社會政策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王思斌教授在一次演講中亮出了“中國已經進入社會政策時代”的新觀點,中國人民大學的鄭杭生教授在2003年社會學會的年會上以“社會和諧”為題作主題報告時,最終也把話題落到社會政策上。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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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說,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是社會關係的和諧,這包括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組織(政府、單位、社區、社團,等等)之間的關係、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而社會政策是在廣義的福利領域調整社會關係、尤其是個人與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的有用的工具。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社會政策應該是大有用武之地。
若以市場的觀念來看問題,社會政策研究的第一大客戶是政府。在已開發國家,政府機構對自己管轄範圍內的相關事務和問題,慣常的做法是委託大學或研究機構或諮詢公司來進行。類似的做法目前在中國也有所發展。應該指出的是,真正的社會政策的研究成果並不滿足於把問題歸結到諸如“體制問題”、“資金問題”等一般層面上,也不是簡單地人云亦云地做一些非常一般化的“對策”或“建議”,社會政策專家要提出的是在中國行得通而且有效果的政策建議。這對完善中國的政治民主也有好處。
社會政策研究的第二大客戶有可能是非營利組織、社區乃至企業。社會政策專家應該積極地與這些社會組織結成夥伴關係,合作開發中國的“公民社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本去幫助社會困難群體。
總而言之,社會政策正好給政府、公眾和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共商政策大計並將理論和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的大框架,是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新的生長點。

研究方法

社會政策學科在世界上已經有130年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理論和國際經驗。對這個知識寶庫有必要向國內進行翻譯介紹。同時,社會政策涉及的面很廣泛、也很繁雜,而且其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廣博而又精深的領域。所以,在學科建設中,要堅持社會政策固有的“問題導向”和“行動導向”的特點,不滿足於對社會政策學科一般知識的把握,而要使所有的對社會政策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在某一個方面中有深度地紮下去,發展出社會政策中具體的專業方向乃至諸多子學科。

中國的社會政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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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兩個轉變”時期,在客觀上對社會政策學科的需求無疑是迫切的。為了使我國政府的有關政策真正成為“社會”的政策,發展社會政策研究和教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學科開始在我國有所發展,社會政策也作為社會工作學的一門課程進入到我國社會學界同仁的視野中。1999年,我院社會學所將原社會保障研究室更名為社會政策研究室,並以此為骨幹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由於該中心建立4年來,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於2003年9月升格為院級中心。這是全國第一個明確以社會政策為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標的社會科學研究實體。2002年,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和社會學所農村與產業社會學研究室組建了社會政策學重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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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社會學所所長兼社會政策學科的負責人景天魁介紹,近年來,他們與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加強交流與合作,並與北京上海大連杭州延安等地方政府和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獨立承擔或合作進行研究項目,在城鄉統籌發展、社會保障、城市貧困與最低生活保障、促進就業與失業治理、社區建設和非贏利部門的發展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既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也為社會政策學科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社會政策這個概念是由德國經濟學家華格納最早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政策是依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排除分配過程中的弊害的國家政策。”1873年,一批德國的經濟學家成立了德國社會政策學會,至今已經有130多年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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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在這期間,社會政策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前“福利國家”階段(19世紀70年代—20世紀40年代初),其主題為“解決貧困問題”;“福利國家”階段(20世紀40年代初—70年代末),其主題為“政府行政管理”;後“福利國家”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其主題為“福利制度改革”。
作為一門套用社會科學學科,社會政策學在當代中國社會中起步較晚。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因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造成的激烈的社會變遷使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有一大批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投身於政策研究,使這個領域成為學術理論界關注的熱點。但是,20多年來,從事政策研究的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並沒有形成共同的理念,也沒能像德國的社會政策學會那樣聚集在一面旗幟之下。反倒是常常從各自的學術領域出發,以各學科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視角和立場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現實和社會問題,因此難以取得共識。
近年來,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和農村與產業社會學研究室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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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發展理論上,提出了“超越進化”的發展理論。這是自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之後、社會發展理論領域的一項新探索。景天魁以“時空壓縮”、“超越進化”為基本概念,構築了一個社會發展理論框架,對於解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條件下的社會發展,尤其是解釋東亞和中國的社會發展具有更為貼切的效果;在社會發展的政策研究方面,通過對蘇南發展模式戶籍制度改革、民工流動、合作醫療、失地農民等項研究,積累了城鄉社會發展方面的大量資料,同時,還推出了一批具有廣闊的視角、紮實的理論基礎、直面社會現實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社區社會保障模式研究以及城鄉一體化模式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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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大量科研實踐,社會政策學科培育出了一支具有較高學術素養、腳踏實地、關注現實問題的學術隊伍。該學科現有科研人員16人,其中研究員5人,副研究員9人,獲得博士學位的有7人,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研究梯隊。
目前該學科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的國際合作課題有《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重構》、《公司與社會公益》、《社區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中國案例研究·大連社區公共服務社》、《滬港社會福利比較》、《四川省、遼寧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評估》等12個;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的國家基金課題有《社會工作發展的條件與運行機制》、《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社區管理與社區建設研究》等3個;正在進行的院級重點課題有《當代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條件下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與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合作的課題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規範化運作》、《江西省五保供養工作調研(2003)》、《東城區社區建設案例研究》、《中國適度勞動力成本研究》、《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等12個。學術著作有《社會公正理論與政策》、《問題與障礙:中國走向全面小康的社會政策思考》、《公司與社會公益》(Ⅱ)、《中國城市貧困與反貧困報告》、《社區公共服務論析》、《公司與社會公益》、《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政策:國際經驗與國際實踐》、《社會福利社會化:上海與香港社會福利比較研究》、《非營利機構評估:上海羅山市民會館個案研究》等10種;發表的論文和研究報告有70多篇;通過院裡的《要報》等渠道向中央有關部門提供的政策建議有15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和社會政策重點學科辦起了中心的入口網站“社會政策網”,匯集了社會政策領域的論文與研究報告180多篇,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月點擊率已達到10萬次左右;辦起了內部刊物《社會政策評論》,已經編印了12期;多次舉辦“社會保障論壇”,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在談到社會政策學下一步研究與發展思路時,景天魁指出,通過全體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在社會政策研究領域,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要爭取早日使社會政策學科成為國內實力雄厚、成果突出、具有一定國際影響、能夠提供政策建議、進行政策分析、對政策效果進行監測和評估的規模較大的研究中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通過積極借鑑國際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的成果,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理論,建立一套評價政策實施效果的方法體系和社會政策的監測指標體系;要構建社會政策學理論框架,著重開展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巨觀與中觀政策的研究;要加強跨學科研究人員的團結協作,加強人員培訓,擴展研究人員的知識面,以社會學為基礎,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知識,並提倡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做好人才引進工作;要充分利用現代化的科研設備,建立一套收集和分析數據的信息化系統,為進一步做好社會發展政策的理論研究、建立我國社會政策的研究架構以及評估體系、社會發展的監測指標體系等工作提供可靠的技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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