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動物

社會性動物

《社會性動物》是2007年12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艾略特·阿倫森(Eliot Aronson)。

基本信息

圖書簡介

《社會性動物》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 1932.01.09]出版的一本社會心理學的著作,它被稱為“美國社會心理學的《聖經》”(Revue des QuestionsScientifiques的評價)。

作者簡介

[美]艾略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是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師從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心理學費斯廷格, 是美國心理學會110年歷史上唯一一位獲得所有三項大獎的心理學家:傑出研究獎(1999年)、傑出教學獎(1980)和傑出著作獎(1975)。另外,在他許多的榮譽中, 有因為在改善團體間關係方面的貢獻獲得Gordon Allport 獎,和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內的卓越研究成果獲得Donald Cambell 獎。

1981年, 他被授予美國教育促進與支持理事會的年度教授稱號,1992年他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這些是一位心理學家的至高榮譽。

他是美國心理學會110年歷史上唯一一位獲得所有三項大獎的心理學家:傑出研究獎(1999年)、傑出教學獎(1980年)和傑出著作獎(1975年)。

內容簡介

《社會性動物》從1972年出版第一版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暢銷數千萬冊,是社會心理學領域內最具影響的著作。

它是一本講述人際關係的心理學著作,涉及情感、移情、偏見、攻擊性、從眾性和利他行為等諸多方面。對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困惑,本書提供了科學的答案:為什麼企業熱衷於用明星做廣告?為什麼有人溺水時圍觀的人卻不伸以援手?為什麼人們會相信邪教?為什麼受過教育的人也會盲目服從宗教領袖.即使讓他自殺也在所不惜?本書內容嚴謹,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被譯成14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發行,吸引的讀者之多令其他任何一本社會心理學教科書都難以企及。

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

譯者前言

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致謝辭

第一章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

第二章 從眾

第三章 大眾傳播、宣傳和勸導

第四章 社會認知

第五章 自我辯解

第六章 人類的攻擊性

第七章 偏見

第八章 喜歡、愛與人際敏感性

第九章 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心理學

名詞解釋

參考文獻

經典語錄

我為什麼偏偏要獨居斗室專心著書呢?這不是心血來潮,也並非為了賺取稿酬。如果一定要我說出個理由來,那就是因為我曾對上大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說過:社會心理學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它使我感到像個懦夫。

若把喬治伍茲和他的孩子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少數種族成員的自我意象是能夠改變的,這些變化能影響大眾傳媒和一般人態度的改變,而大眾傳媒和一般人的態度的變化又反過來影響著人們自我意象的變化。

我們做這些實驗是有一些原因的,儘管實驗結果並不驚人。首先,我們都容易受後見之明偏見的影響。這種現象是指當人們知道某一既定事件的結果時,總是傾向於高估自己對該事件的預測能力。例如,有研究表明,在選舉結束後的第二天,當人們被問及本來認為哪位候選人會獲勝時,他們通常都堅信自己要選的就是當前獲勝者,儘管在選舉的前一天他們的預測幾乎都沒這么準確。 同樣,一旦我們已經了解了某個實驗結果,該結果總是顯得比本來更容易被預見。

然而,社會心理學家通過研究來驗證假設是至關重要的甚至要驗證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是真理的東西;因為許多被“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會被嚴格的研究證明為是謬誤。例如:好像很有理由假設,因某一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的人可能會憎恨這一行為。但當科學地研究這一問題時,發現結果恰恰相反:受到輕微懲罰的人,才不喜歡那種被禁止的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的人卻表現出對被禁止行為的喜好有點增加。同樣,許多人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如果我們無意中聽到某人背後說我們的好話就會喜歡這個人,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這一點是無疑的。但如果無意中聽到某人對我們的評價不光是講好話,我們甚至會更喜歡這個人,這點也是無疑的。

願意服從權威而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多得出乎意料。在實驗室以外的世界裡有與該研究極其相似的事情。我們在讀這些報告時很難不去注意米爾格拉姆的被試人的行為與阿道夫 艾克曼的盲目服從行為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阿道夫 艾克曼把屠殺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的罪責歸因於他是個只知道服從納粹上司命令的好官。

在吉諾維斯兇殺案中,旁觀者不去幫助可能另有其因。在那種情境中很有可能是,當人們認識到別人也目睹了此事時,個人的責任感就減弱了。

電視新聞的這種覆蓋方式並不能全面地展現國家的現狀,但這並不是因為電視新聞的操縱者居心險惡妄圖控制我們,而僅僅是因為他們試圖取悅我們。與此同時,他們無意地向我們施加了影響,讓我們相信現在的人們比從前更具侵犯性。對此,我們可能感到不快,甚至會因世風日下或國家現狀而感到沮喪。最終,它會影響我們的投票,影響我們到大城市去的想法等等。我們將會看到,它真的有可能使人們變得粗暴。

總結此節,我們可列出以下幾種現象:

我們的觀點容易受既是專家又可信的人的影響; 如果宣傳者的態度明顯地背離其自身利益,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傳效度)就會增加; 如果宣傳者無意影響我們的觀點,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傳效度)亦會增加; 如果我們喜歡並認同某人,至少在無關緊要的問題和行為上,他(或她)的觀點與行為對我們的影響通常比問題內容本身對我們的影響要大; 如果我們喜歡某人,至少在無關緊要的問題和行為上,即使很清楚他(或她)正企圖影響我們的觀點且可從中獲益,我們往往還會受其影響。

如果一位22世紀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在寫到社會認知這一章節時,沒有講述夜壺的故事,而用殺蟲劑橫流或由愛滋病病毒導致的死亡等故事取而代之,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這些故事大概會這樣述說:

在20世紀和21世紀,幾百萬人死於饑荒 卻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因為他們的食物遭到殺蟲劑的污染。這些殺蟲劑年復一年地流入地下,逐漸在食物鏈中累積起來。許多有識之士都曾警告過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然而,難以解釋的是,人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

另外,超過150萬人由於不願使用保險套而死於愛滋病病毒感染。現在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能夠把人送上月球,能夠治癒不計其數的危險疾病的文明會如此愚昧?唔,那時候,好像許多人認為坦率談論他們的性生活是邪惡的,有害的。例如,在21世紀初,許多青少年的家長仍然冥頑不化,認為在中學發放保險套會增加亂交的發生 儘管嚴謹的研究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可以認為,決策設計方式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能夠產生極大的差異。

很簡單,要記住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正如你想像的那樣,對自傳體回憶的修正不是隨機的。相反,我們具有強烈的傾向,用黑茲爾 馬爾庫思稱為自我設計的方式來組織我們個人的歷史 將關於我們自身的連貫的記憶 、感受和觀念串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因而,我們的記憶會被某種方式所歪曲,以便有可能與我們對自己的總體印象吻合。如果我們對童年時代有一個籠統的印象,如不幸福、父母冷漠而疏遠,那么兒時發生的與籠統的印象相反的任何事件都比與之一致的事件更難被回憶起來。所以,多年以後,我們的記憶變得越來越一致,越來越不準確。這樣,我們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我們的個人歷史。我們並不是要為過去撒謊,只是無法準確地記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塑造自己的記憶。

我現在明白了那種解脫是因為,如果我把自己的不幸歸結於小時候,我就不用為自己作為成年人的失敗而負責了。

如何將這些研究成果與直覺(即人的態度與他或她的行為密切相關)整合到一起呢?有一個辦法就是下結論:態度與行為之間不存在一致性。它只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中;我們僅僅憑想像認為,人們的行為與其信念和態度保持一致。有一些證據支持這個命題。在前兩章中,我們看到了社會環境在導致從眾行為中所展示的力量。就像拉皮埃爾實驗中的旅店主人,當面對是否願意接納中國人的調查時,毫無疑問他是在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的情況下說“不”的;然而,一旦這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真的來到旅店,他們也面對著應接納他們住宿的相反壓力(避免吵架)。大概他們只是向最近的壓力投降。大概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向任何離我們最近的社會壓力屈服的生靈而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對世界的歪曲經常是由為我們自己及其行為而辯解的動機造成的 解釋或歪曲我們行為的意義,以使它符合我們認為的、與道德的、理性的人的行為一致的標準。對我來說,社會性動物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是,我們有把自己視為善良、理性的人的動機 以及這種需要是如何經常引導我們從事既不善良也不理性的行為。人類自我辯解的傾向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值得我們花費整整一章的篇幅來探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馬上就要翻到這一章。

1.

我為什麼偏偏要獨居斗室專心著書呢?這不是心血來潮,也並非為了賺取稿酬。如果一定要我說出個理由來,那就是因為我曾對上大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說過:社會心理學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它使我感到像個懦夫。

2.

若把喬治伍茲和他的孩子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少數種族成員的自我意象是能夠改變的,這些變化能影響大眾傳媒和一般人態度的改變,而大眾傳媒和一般人的態度的變化又反過來影響著人們自我意象的變化。

3.

我們做這些實驗是有一些原因的,儘管實驗結果並不驚人。首先,我們都容易受後見之明偏見的影響。這種現象是指當人們知道某一既定事件的結果時,總是傾向於高估自己對該事件的預測能力。例如,有研究表明,在選舉結束後的第二天,當人們被問及本來認為哪位候選人會獲勝時,他們通常都堅信自己要選的就是當前獲勝者,儘管在選舉的前一天他們的預測幾乎都沒這么準確。 同樣,一旦我們已經了解了某個實驗結果,該結果總是顯得比本來更容易被預見。

4.

然而,社會心理學家通過研究來驗證假設是至關重要的甚至要驗證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是真理的東西;因為許多被“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會被嚴格的研究證明為是謬誤。例如:好像很有理由假設,因某一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的人可能會憎恨這一行為。但當科學地研究這一問題時,發現結果恰恰相反:受到輕微懲罰的人,才不喜歡那種被禁止的行為;而受到嚴厲懲罰的人卻表現出對被禁止行為的喜好有點增加。同樣,許多人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如果我們無意中聽到某人背後說我們的好話就會喜歡這個人,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這一點是無疑的。但如果無意中聽到某人對我們的評價不光是講好話,我們甚至會更喜歡這個人,這點也是無疑的。

5.

願意服從權威而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多得出乎意料。在實驗室以外的世界裡有與該研究極其相似的事情。我們在讀這些報告時很難不去注意米爾格拉姆的被試人的行為與阿道夫 艾克曼的盲目服從行為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阿道夫 艾克曼把屠殺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的罪責歸因於他是個只知道服從納粹上司命令的好官。

6.

在吉諾維斯兇殺案中,旁觀者不去幫助可能另有其因。在那種情境中很有可能是,當人們認識到別人也目睹了此事時,個人的責任感就減弱了。

7.

電視新聞的這種覆蓋方式並不能全面地展現國家的現狀,但這並不是因為電視新聞的操縱者居心險惡妄圖控制我們,而僅僅是因為他們試圖取悅我們。與此同時,他們無意地向我們施加了影響,讓我們相信現在的人們比從前更具侵犯性。對此,我們可能感到不快,甚至會因世風日下或國家現狀而感到沮喪。最終,它會影響我們的投票,影響我們到大城市去的想法等等。我們將會看到,它真的有可能使人們變得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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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此節,我們可列出以下幾種現象:

我們的觀點容易受既是專家又可信的人的影響; 如果宣傳者的態度明顯地背離其自身利益,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傳效度)就會增加; 如果宣傳者無意影響我們的觀點,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傳效度)亦會增加; 如果我們喜歡並認同某人,至少在無關緊要的問題和行為上,他(或她)的觀點與行為對我們的影響通常比問題內容本身對我們的影響要大; 如果我們喜歡某人,至少在無關緊要的問題和行為上,即使很清楚他(或她)正企圖影響我們的觀點且可從中獲益,我們往往還會受其影響。

9.

如果一位22世紀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在寫到社會認知這一章節時,沒有講述夜壺的故事,而用殺蟲劑橫流或由愛滋病病毒導致的死亡等故事取而代之,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這些故事大概會這樣述說:

在20世紀和21世紀,幾百萬人死於饑荒 卻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因為他們的食物遭到殺蟲劑的污染。這些殺蟲劑年復一年地流入地下,逐漸在食物鏈中累積起來。許多有識之士都曾警告過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然而,難以解釋的是,人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

另外,超過150萬人由於不願使用保險套而死於愛滋病病毒感染。現在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能夠把人送上月球,能夠治癒不計其數的危險疾病的文明會如此愚昧?唔,那時候,好像許多人認為坦率談論他們的性生活是邪惡的,有害的。例如,在21世紀初,許多青少年的家長仍然冥頑不化,認為在中學發放保險套會增加亂交的發生 儘管嚴謹的研究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10.

可以認為,決策設計方式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能夠產生極大的差異。

11.

很簡單,要記住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正如你想像的那樣,對自傳體回憶的修正不是隨機的。相反,我們具有強烈的傾向,用黑茲爾 馬爾庫思稱為自我設計的方式來組織我們個人的歷史 將關於我們自身的連貫的記憶 、感受和觀念串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因而,我們的記憶會被某種方式所歪曲,以便有可能與我們對自己的總體印象吻合。如果我們對童年時代有一個籠統的印象,如不幸福、父母冷漠而疏遠,那么兒時發生的與籠統的印象相反的任何事件都比與之一致的事件更難被回憶起來。所以,多年以後,我們的記憶變得越來越一致,越來越不準確。這樣,我們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我們的個人歷史。我們並不是要為過去撒謊,只是無法準確地記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塑造自己的記憶。

12.

我現在明白了那種解脫是因為,如果我把自己的不幸歸結於小時候,我就不用為自己作為成年人的失敗而負責了。

13.

如何將這些研究成果與直覺(即人的態度與他或她的行為密切相關)整合到一起呢?有一個辦法就是下結論:態度與行為之間不存在一致性。它只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中;我們僅僅憑想像認為,人們的行為與其信念和態度保持一致。有一些證據支持這個命題。在前兩章中,我們看到了社會環境在導致從眾行為中所展示的力量。就像拉皮埃爾實驗中的旅店主人,當面對是否願意接納中國人的調查時,毫無疑問他是在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的情況下說“不”的;然而,一旦這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真的來到旅店,他們也面對著應接納他們住宿的相反壓力(避免吵架)。大概他們只是向最近的壓力投降。大概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向任何離我們最近的社會壓力屈服的生靈而已。

1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對世界的歪曲經常是由為我們自己及其行為而辯解的動機造成的 解釋或歪曲我們行為的意義,以使它符合我們認為的、與道德的、理性的人的行為一致的標準。對我來說,社會性動物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是,我們有把自己視為善良、理性的人的動機 以及這種需要是如何經常引導我們從事既不善良也不理性的行為。人類自我辯解的傾向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值得我們花費整整一章的篇幅來探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馬上就要翻到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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