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30年前,幾乎沒有改革者預見到我國經濟會取得現在的成就。但是,一個國家決定性的競爭力不是GDP增長速度,而是留住財富和吸納人才的能力。社會不和諧,經濟發展成果和人才會流走,甚至會由繁榮走向衰敗。社會建設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如黑惡勢力猖獗的勢頭得到初步控制,社會突發事件的防控機制開始建立。但社會和諧程度提升並不顯著,有些地方,社會問題有增無減,越來越緊張。如何搞市場經濟,我國已形成一整套理論體系、話語體系、政策法規體系和體制機制,但社會建設怎么搞,卻還未真正破題。
經濟全能政府
30年前的中國,經濟高度計畫,政府是“經濟全能政府”,人們的一切物質文化需求都由政府計畫供給。經濟活力嚴重不足,物質極度匱乏。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執政黨和政府,在困境中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地開始了經濟改革——“經濟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贖。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在“經濟全能政府”的計畫經濟體制外,準許非公經濟存在。給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發展空間,物質文化需求逐步由多元經濟主體供給。“經濟全能政府”逐漸向競爭規則制定者、服務員和裁判員轉變。
回頭看,當時的小心翼翼(如私營企業招工不能超過8人),實在很可笑。今天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讓各種所有制的經濟存在、成長和充分競爭,不僅經濟能繁榮,“經濟全能政府”也自然會獲得“解放”。
30年市場經濟改革的核心經驗,可抽象為一句話:“經濟全能政府”把經濟建設的責任讓位於企業、把配置資源的責任讓位於市場。政府只做兩件事:一是制定經濟競爭規則和發展規劃;二是做服務員和裁判員。
這是“經濟全能政府”自我解放的過程,也是不斷放權的過程。很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變小了,與權力相隨的既得利益也變小了,可經濟主體多元了,其自主性、創造性和發展活力增強了。
30年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是“經濟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贖,最大阻力是部分政府部門和官員——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的阻礙。雨後春筍般的新經濟主體所創造的經濟增量,足夠使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堅定地站在新生力量和新體制的一邊,去克服舊力量和舊體制的阻力。
“社會全能政府”的弊端
改革30年,僅解決了“經濟全能政府”的弊端,並沒有解決“社會全能政府”的弊端。今天,經濟繁榮了,但面臨的社會問題卻越來越多。一方面是計畫和集權體制時期的社會問題未徹底消除,如:二元結構、缺乏誠信、破壞生態等帶來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是法治不完善下的市場競爭帶來的新社會問題,如:剝削、爾虞我詐、腐敗、兩級分化、失業、污染、信仰和信任缺失、冷漠、空虛、黃賭毒、暴力黑惡勢力、不敬老、歧視等。還有接二連三的校園兇殺案、煤礦事故,職業病救治需要開胸驗肺,大量發生著的企業污染導致村民得絕症……
無論新老社會問題,都與“社會全能政府”體制相伴而生。人們對社會服務產品的需求(如合作、協作、救助、安慰、維權、扶貧、環保、表達、倡導等)多種多樣,需要千千萬萬社會建設主體來提供,可是“社會全能政府”將公共權力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只準一種社會建設主體——政府部門和體制化了的社團存在,幾乎不給非政府組織生長空間,社會失去自治能力和發展活力,使大量社會服務產品需求得不到滿足,社會問題和矛盾只會日益積累。“經濟全能政府”滿足不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社會全能政府”也滿足不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服務產品需求。
開放社會比開放經濟晚25-30年,這是不和諧的根本原因。長此以往,不僅經濟成果最終難以支付維持“社會全能政府”體制的代價——維穩成本越來越高、效益越來越低,各種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也會迫使市場經濟難以持續下去。
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回應了當今中國最重大的問題。社會建設任務比經濟建設任務繁重得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轉向“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並重”戰略。
社會全能政府
解放“經濟全能政府”,經濟就會日益繁榮。社會建設關鍵,也在解放“社會全能政府”,逐步開放社會——讓多元社會建設主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和社會人)充分發育,以滿足多種多樣的社會需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給各類社會建設主體自主生長和發展空間,並鼓勵多元社會建設主體為積累社會資本(以優良社會服務而獲得社會美譽,以社會美譽獲得社會捐款和政府社會服務採購資金)而充分競爭,以此不斷化解各種社會問題,促進社會自治。“社會全能政府”就會向社會建設的規則制定者和服務員、裁判員角色轉變。
與開放經濟一樣,在開放社會——“社會全能政府”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最大的推動力也是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最大的阻力也是“社會全能政府”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
這需要決策者站在社會建設的新力量一邊,並對舊力量實施改造、轉制。
繁榮與和諧兼得
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經濟人),社會建設的主體是社會組織(NGO),政府是企業相互競爭、社會組織(NGO)相互競爭的規則制定者和服務員、裁判者。經濟主體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但可能帶來社會(包括生態)問題;社會主體追求社會效益(包括生態效益)最大化,防止和消除社會問題,但需要消耗財富。政府制定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規則和發展規劃,維護秩序。在這個“三位一體”結構中,企業、NGO和政府各追求各的價值。企業追求經濟效率最大化,NGO追求社會效益(包括生態效益)最大化,政府則追求經濟和社會綜合成本最小化(規則效益最大化)和公民福利最大化。
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是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同理,積累社會資本是社會建設主體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也是其本能,只有多元的社會建設主體不斷發展,為積累社會資本的競爭才會活躍起來。
所謂“社會資本”就是社會組織的信譽,信譽越高,得到社會資源(捐助或政府購買服務等)就會越多。社會組織之間為積累社會資本的競爭,就是爭著搶著為社會“做好事”——滿足社會需求,為社會提供越來越好的社會服務(產品),防止、化解、消除各種社會問題。社會建設主體越多元、自主,社會資本積累的競爭會越充分,社會就會越來越好。
各種社會組織不僅相互競爭,還會和政府社會服務部門競爭,如:政府辦福利院、孤兒院,民間組織也辦福利院和孤兒院,這就會迫使政府部門不斷改善公共服務。
如果民間的服務好,政府部門的服務差,公民就多捐款、少交稅,人民代表在審議政府預算時,就會減少政府福利院、孤兒院預算,而增加民間的預算;如果政府服務好,民間服務差,公民就少捐款、多交稅。這就是公民權利的最直接表達。
一個國家既要繁榮,也要和諧,一定讓“兩種競爭”和“兩種積累”都充分發展。為社會資本積累而競爭,社會服務越來越好,社會問題會逐步化解。雖然也消耗社會財富,卻會反過來增強留住和吸納財富和人才的能力,使經濟更上一層樓,形成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現在,經濟競爭非常激烈,可為積累社會資本的競爭局面幾乎沒有形成。如果不放棄“社會全能政府”體制,各類社會建設主體就不可能雨後春筍般發育,為積累社會資本而競爭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哪裡會有和諧社會?
不僅如此,由於社會建設的理論研究嚴重滯後,因經濟競爭產生的嚴重社會問題,如民族矛盾和衝突、生態環境惡化、群體上訪等,政府部門想到的辦法,往往是進一步發展經濟——制定更加優惠的經濟政策促進更激烈競爭與發展,而不是反思“社會全能政府”體制弊端,積極發育新的社會建設主體。
開放社會,別無選擇
30年前,鄧小平及其繼承者開放經濟,是中國的第一次改革,主要解決“經濟全能政府”體制的弊端;胡錦濤2002年11月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是拉開了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社會的序幕,主要解決“社會全能政府”體制的弊端。在開放經濟的過程中,並不都是一帆風順。1983年,安徽有關方面擔心社會主義變顏色,以“傻子”年廣九雇工超過8人為由,決定“收拾”年廣九。胡耀邦明確指示:“不要動他,先看一看。”鄧小平也兩次提到要保護年廣九。1992年,小平再次發話:如果動了年廣九,民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小平救的不僅僅是年廣九一個人,救的是所有的新生市場經濟主體,是經濟改革開放大局。
和諧社會提出以來,各類社會建設主體的發育依然艱難曲折,不僅登記難、籌資難、免稅難和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各種新生的社會建設主體的負責人所受的磨難,也絲毫不亞於當年的年廣九。總是有很多“社會全能政府”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以擔心社會主義變顏色為藉口,百般阻撓社會建設的各種新主體發育,甚至動不動就像當年要“收拾”年廣九一樣“收拾”他們。
胡錦濤發出建設和諧社會動員令快10年了,還有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存在“非政府就意味著反政府”的糊塗認識,百般阻撓社會建設新主體發育。不改造這些部門和官員的觀念,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