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全球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翁貝托·埃科“公共知識分子”一詞，是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簡單理解，公共知識分子就是依賴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思考，用言論關懷和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而是知識分子中一種相對突出的文化表征，即，在通常情況下，這類知識分子更加強調自身的公共化倫理使命，並以積極的姿態隨時隨地地將自己納入公共化的現實領域，為建立一種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現代文明秩序而努力。
概念提出
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提出，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為典型，展現了這個概念提出的良苦用心。在米爾斯看來，社會學家的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特殊而有獨立的社會群體，在關涉社會進步與問題的價值觀層面，全世界的社會學家說知識分子都是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為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而也具有可共同商討性。因此，他提出了社會學家無國界、心智活動國國際化等具有發人深省作用的新概念、新理念。而事實上是，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由於至今尚未完全清楚原因，正在逐漸失去發現問題的敏銳性、能力甚至興趣，逐漸失去關注這些問題的社會角色使命感，甚至這種角色使命在現代社會的建構理念和建構方式中正在遭遇被拋棄的命運。比如，著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經否定抽象正義的存在。
劃分標準
公共知識分子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人物名錄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單
經濟學家：茅于軾、吳敬璉、溫鐵軍、張五常、郎鹹平、汪丁丁
法學家、律師：張思之、江平、賀衛方
歷史學家：袁偉時、朱學勤、秦暉、吳思、許紀霖、丁東、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鄭也夫、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台、王朔、林達夫婦、廖冰兄、陳丹青、崔健、羅大佑、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王選、高耀潔、阮儀三、梁從誡、方舟子、袁岳
傳媒人：金庸、戴煌、盧躍剛、胡舒立
專欄作家、時評家：林行止、楊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識分子致敬：殷海光、顧準、王若水、王小波、楊小凱、黃萬里
政右經左版年度百人名單
2005年
艾曉明 北島 陳丹青 陳永苗 崔健 崔衛平 崔之元 杜維明 范亞峰 甘陽 高行健 賀衛方 胡舒立 季衛東 蔣慶 康曉光 郎鹹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銀河 梁從誡 林毓生 劉軍寧 劉小楓 茅于軾 錢理群 錢永祥 秦暉 石勇 孫立平 汪暉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東 溫鐵軍 吳敬璉 吳思 謝泳 徐賁 徐友漁 許紀霖 許志永 鄢烈山 余英時 張衛星 張祖樺 朱學勤 畢淑敏 陳璧生 陳奎德 陳明 陳映真 程曉農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華 樊綱 馮崇義 傅國涌 高全喜 漢心 何懷宏 何清漣 胡平 江平 金觀濤 曠新年李志寧 林行止 劉自立 龍應台 盧躍剛 摩羅 秋風 任劍濤 史鐵生 滕彪 王開嶺 王朔 吳國光 吳稼祥 蕭功秦 蕭瀚 笑蜀 熊培雲 楊帆 于建嶸 於仲達 余傑 余華 余世存 袁偉時 張五常 趙啟強 鄭也夫 仲維光 周國平
2006年
柏揚曹思源 陳鼓應 陳平原 陳彥 陳志武 叢日雲 黨治國 鄧曉芒 鄧正來 丁東 丁學良 董橋 范曾 馮驥才 傅正明 高爾泰 高一飛 葛紅兵 鞏勝利 顧肅 韓德強 何光滬 何家棟 何清漣 賀衛方 胡鞍鋼 胡星斗 黃翔 黃鐘 江宜樺 康正果 郎鹹平 雷頤 黎鳴 李大同 李歐梵 李遠哲 廖曉義 林達 林牧 林賢治 劉洪波 劉擎 劉小楓 劉再復 龍應台 毛壽龍 彭志恆浦志強綦彥臣 錢乘旦 錢穎一 秦耕 秦暉邱立本 任不寐 任東來 沙葉新 沈志華 盛洪 孫立平 唐德剛 陶東風 田奇莊 童大煥 王從聖 王克勤 王蒙 王紹光 王曉華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吳冠軍肖雪慧 謝選駿 徐友漁 閻連科 楊東平 楊煉 楊玉聖楊支柱姚國華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蓀 余英時 袁偉時 昝愛宗 章立凡 張千帆 張思之 張星水 章詒和 鄭義 鄭永年 朱大可 資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曉明 安希孟包遵信 殘雪 曹長青 查建英 陳曉律 崔衛平 戴煌 單少傑單世聯 黨國英 狄馬 丁抒丁一一 多多 范亞峰 傅國涌 高華 高耀潔 國亞 哈金 洪朝輝胡發雲 周瑞金 季衛東 姜戎 金恆煒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澤厚 李志寧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劉軍寧 劉松蘿 劉蘇里 劉自立 盧雪松 盧周來 羅中立 馬建 馬立誠 茅于軾 摩羅 莫少平 牟傳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風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孫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學泰 王怡 韋政通 吳稼祥 吳敏 吳思 曉劍 謝韜 謝有順 信力建 熊培雲 徐賁 許紀霖 許倬雲 薛涌 楊繼繩 楊奎松 楊顯惠 楊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習廣 袁劍 袁鷹 張博樹 張灝 張鳴 張耀傑 章詒和 趙鼎新 仲大軍 周冰心 周策縱 周瑞金 朱華祥 朱凌 朱維錚 朱學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楊 北島 曹思源 長平 陳丹青 陳奉孝 陳桂棣 陳家琪 陳奎德 陳小雅 陳彥 陳志武 程益中程映虹 戴晴 丁學良 杜導正 杜光 馮崇義 甘陽 郭國汀 韓寒 漢心 郝勁松 何清漣 賀衛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賈樟柯 簡光洲 郎鹹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歐梵 李煒光 李銀河 連岳 廖亦武 林達 林賢治 凌滄洲 劉曉波 劉再復 龍應台 毛壽龍 莫之許 南方朔 彭志恆 浦志強 錢理群 錢永祥 秦暉 丘岳首 邱立本 冉雲飛 沙葉新 沈志華 孫立平 唐德剛 滕彪 童大煥 王從聖 王建勛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寧坤 吳冠中 吳國光 吳敬璉 吳祚來 夏志清 蕭雪慧 笑蜀 謝泳 徐友漁 許志永 楊國樞 楊恆均 姚監復易富賢於浩成 于建嶸 余傑 余光中 余英時 袁偉時 遠志明 張博樹 張成覺 張思之 張祖樺 章立凡鄭也夫 鄭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資中筠 鄒恆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曉明 北村 北明 貝嶺 卜大中 柴靜 陳子明 程曉農 崔衛平 丁抒 杜維明 范亞峰 傅國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顧肅 郭羅基 哈金 胡平 季衛東 江平 江藝平 蔣彥永 雷頤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勁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劉道玉 劉軍寧 流沙河 劉曉原 龍應台 盧躍剛 馬建馬立誠 茅于軾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風 任劍濤 邵建 孫文廣 唐德剛 萬延海 汪丁丁王光澤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紹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吳稼祥 吳青 吳思 夏業良 蕭功秦 蕭瀚 謝國忠謝韜 謝選駿 信力建 熊培雲 徐賁 徐唯辛 徐曉 徐友漁 許紀霖 許良英 許小年 許知遠 許倬雲 楊東平 楊繼繩 楊煉 楊鵬 楊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張大軍 張鳴 張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澤朱立熙 朱學勤
2010年
艾未未 艾曉明 蔡定劍 長平 陳丹青 陳宜中 陳志武 陳子明崔衛平 戴晴 丁東 杜光 高行健 高耀潔 郭建梅 郭於華 韓寒 何清漣 賀衛方 胡舒立 胡星斗 黃亞生 焦國標 金觀濤 金雁 黎鳴 李煒光 李柱銘 栗憲庭 梁從誡 梁文道 梁曉燕 林達 劉蘇里 劉曉原 劉瑜 劉自立 牟傳珩 南方朔 浦志強 錢鋼 秦暉 秦曉 冉雲飛 沙葉新 盛洪 時寒冰 宋永毅 蘇紹智蘇曉康 孫立平 滕彪 鐵流 王康 王克勤 王全傑 王容芬 王維洛 王錫鋅 王小魯 王友琴 韋森 溫鐵軍 吳念真 吳國光 吳敬璉 吳祚來 夏霖 夏明 夏業良 蕭瀚 笑蜀 謝朝平 謝盛友 謝韜 辛子陵 信力建 徐友漁 許小年 許志永 薛涌 嚴家祺 嚴正學閻連科 楊恆均 楊奎松 楊照 野夫 于建嶸 余傑 余英時 袁偉時 翟明磊 張博樹 張大春 章立凡 鄭永年 仲維光 周有光 朱大可
2011年
艾未未 鮑鵬山 曹思源 長平 陳丹青 陳芳明 陳奎德 陳有西陳志武 程曉農 程益中 程映虹 叢日雲 崔永元 鄧飛 杜導正 范泓 傅國涌 高爾泰 高華 郭於華 哈金 何兵 何光滬 賀衛方 胡績偉 胡平 胡舒立 季衛東 江平 康正果 孔捷生 郎鹹平 雷頤 李昌平 李承鵬 李凡 李零 練乙錚 梁文道 廖亦武 林賢治 林毓生 劉澎 龍應台 盧廣 盧躍剛 閭丘露薇 馬建茉莉 莫之許 潘小濤 裴敏欣 彭曉芸 錢永祥 秦暉 任劍濤 沙葉新 盛雪 斯偉江 陶傑 王怡 王汎森 王克勤 王力雄 王朔 吳稼祥 吳思 蕭瀚 蕭強肖雪慧 笑蜀 熊培雲 徐賁 許小年 楊東平 楊繼繩 楊憲宏 野夫 易中天 于建嶸 余華 余世存 俞可平展江 張灝 張鳴 張千帆 張思之 張偉國 張雪忠 張耀傑 章詒和 鄭義 周瑞金 周孝正 周澤 朱清時 朱學勤 資中筠
對公知的評價
公知群體針砭時弊，對社會淨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其對政府和體制的盲目逆反，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觀點不加辨別的盲從，甚至故意捏造虛假信息攻擊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見者的行為，也受到廣泛詬病。
根據《搜狐網》專題《是誰搞臭了“公知”》的觀點認為，公知群體有以下特徵：
宣傳“自由、民主、人權、體制、憲政、選票、普世價值”
貶低對手
表面為公民代言，私下裡占體制的利益和便宜
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更換體制是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
2012年9月，《人民日報》評論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是“尤其是一些實名、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們，因其‘冬粉’眾多，幾句話就可能鬧得沸沸揚揚。”、“他們的基本言論價值立場就是反對，唱反調，而不論是非曲直。基本價值結論最終都是政府‘失德、無信、作惡’，而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不分個別和一般。基本言論載體就是故意捏造、剪輯一些所謂的歷史陰暗面、領袖人物醜聞，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為公共、公眾吶喊，實則煽動、鼓惑，惟恐天下不亂。
要求
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群體的變化，能夠像知識分子的變化那樣隱喻“社會”的結構裂變。如今，“公知”一詞迅速貶值，甚至成為了被公眾戲謔的對象。然而真正為知識人所痛心的，卻是這泥沙俱下眾聲喧譁之中，無法被清晰辨認的操守與良心。
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其中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占了絕大部分。公知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所以非常關心一些所謂的公共事務，自認為是真正排除個人利益干擾而站在集體或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發言。所以人們發現公知們在很多問題上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因而贏得了較高的公信力。
然而，關於“公知”的微詞不少，說他們貌似公正博學，以評判天下為己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綱啟蒙責任，實則搖擺不定、肩膀不鐵、骨頭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網路輿論甚至罵之為“母知”。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包羅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狀而言，其實也只不過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
相關簡史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我們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2004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說這些先生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著名評論人曹宗國在《公知與士節》的文章中說，他們是否堪當此評姑且不論，就這定義本身的內涵而言，也不過是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並指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名詞兒看起來挺有現代民主和“精英治國”的味兒，其實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按照儒家倡導的“士”的精神來培養和要求所有讀書人的，可以說中國最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傳統。
在文中，曹宗國詳細論述了幾千年來中國都按“公知”的要求培養讀書人。在古代，當年孔子辦學的培養目標就是“士”。他的學生精通“六藝”，當然就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帶著一群研究生遊說各國，也就是“進言社會”，他自己擔任魯國國相併號召大家都“學而優則仕”，無疑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而後世儒家在《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明確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會職責。孟子說“士”就是“無恆產而有恆心”，就是“士”要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保持獨立的人格。他還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只是後世和今世的人們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節”的問題忽略了。其實，把孔子的“肉體”和孟子的“骨頭”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別是後來一些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英之士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表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歷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現代劃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其精神價值和文化傳統也一直在發生影響。可以說，“公知”精神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價值目標，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種優秀文化傳統，但問題是公共知識分子這種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群體，逐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說一個人是“公知”，已經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甚至還衍生出了“母知”的戲謔、調侃的名詞。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報》2004年6月19日發表文章指出，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範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正如學者許紀霖（微博）所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繫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
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但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網際網路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當“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的那一刻起，這一名稱就被嚴重貶低了。一些負有特殊使命的媒體和言論人士，開始有計畫地針對“公知”實施污名化，並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對所謂“公知”的攻擊，一般來自幾個方面：一種是審判式的，一般是公開的主流媒體上某種觀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們動用話語特權，以一種一成不變的觀念和居高臨下的口吻，對有爭議的現象進行審判。這一類觀點往往強詞奪理而又外強中乾，一旦脫離了其話語特權的保護層，就會變得弱不禁風。另一種是標籤式的。這種手法無須論證、無須理由地將“公知”一詞污名化，變成一個貶義詞，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漢奸”、“四類分子”之類的辭彙一樣，然後將這樣一個髒詞扔到對手的身上，自己似乎變得純潔了並且大獲全勝。這種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現在網路口水戰里。
縱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士”到“公知”的文化傳承和時代變遷，曹宗國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卻“公”不起來，“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正直人格，缺乏“士節”。
社會需求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當代中國需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獨立思想、批評精神與人文關懷。
首先，知識分子不應從“學而優則仕”的立場出發，以從政入仕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無欲則剛”，只有和現實的權力距離較遠，才有可能對社會公權保持質疑的立場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權濫用的警惕，才有可能從思想啟蒙、思想批判的立場致力於社會的法制建設。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進行憲政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拷問應是超越個體利益的一種社會責任。這是識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真偽的試金石。
一般來說，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相比，其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點。其一，公共知識分子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們以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來看待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其三，他們將關注世界、國家、人類、民族、社會的公益之事，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其四，他們把是否將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付諸於實踐提高到個人道德高低的判別標準，即所謂“鐵肩擔道義”；其五，他們對現存的各種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存在一種本能的懷疑和批判；其六，他們往往會藉助於職業平台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以此來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本身也成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一種社會良知、社會理性的楷模；其七，他們更多地是從社會契約理性的高度，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終極答案和完滿境界。具有這些特徵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法制社會裡有可能成為一種相對獨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和能量、代表社會的良知和人類理想的社會階層。
其次，公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職業道德操守優良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評價標準不僅體現在對信仰和理想的堅定性和實踐性，體現在他們的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而且也表現在他們個人的道德表現和職業道德的水平。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使他們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社會公眾對他們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標準的要求遠比對一般職業知識分子的要求為高，往往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提高到個人道德必須為社會負責的高度進行審視和評價。社會公眾不能容忍一個職業道德敗壞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上大談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大談社會誠信和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大談社會的公平、公正。對職業知識分子職業道德缺陷的批評、剖析是公共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必須面對社會公眾的審視和批判，必須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會公眾公開懺悔的勇氣。因為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的，所以他們接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監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會公眾人物的“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承擔社會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作偽最為社會公眾所不齒，認為這是對現代文明的公開褻瀆。
第三，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僅要展現思想魅力，更應該通過行動踐履。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具備的知識，使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比其他社會成員高。他們的人文關懷就是以人類基本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為前提，從而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表現出深切的關注。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公共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人類生存實態的憂慮，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對特權群體的監督。公眾知識分子在各種場合表達人文關懷時，更多的是從思想、理論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現實的社會秩序，指出改進的途徑和應該實現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