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而衰征
春秋時齊國管仲改革
“相地而衰征”，按韋昭的注釋：相，視也；衰，差等也；征，征取也。意思就是說，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徵收不等額的租稅。春秋戰國時期，實行井田制。所謂井田制就是君主將土地分封給宗親、貴族、以及有功之臣，讓他們去耕種。但他們擁有的只是使用權，沒有經營權，要向君主繳納賦役。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們具備了開墾肥沃荒地的可能。這些荒地不是君主分封的，因此種這些地的時候不需要繳納賦役。大家都爭著去種荒地。這樣君主就收不到賦役了，只好以承認土地私有，並讓擁有土地的所有者交稅。
土地所有制由國有向私有轉化，為了適應轉變，各國開始變法。齊國的管仲在經濟方面的改革，首先是著眼於農業稅制，調整分配關係，即實行“相地而衰征”的新的土地租稅制度。這是農業生產關係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它比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稅畝”要早70多年。
管仲的經濟改革為什麼首先從“相地而衰征”開始呢？這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就主觀而言，管仲認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必須從農業入手。因為農業在整個古代世界是一個決定性的經濟部門。管仲諳熟強國富民之道，自然要重視農業的改革。就客觀方面來說，管仲為相之前，齊國農業生產嚴重凋敝，土地荒蕪，人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
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
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國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由國家分配，不準買賣，個人沒有處置權。村社農民集體為國家繳納勞役稅，勞動積極性受到壓抑。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當時的情景是：“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到了春秋時代，隨著鐵器、牛耕的普遍使用，這種勞役稅制度，受到了生產力發展的強烈衝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家一戶分散生產的勞動形式，而且有繼續發展的強勁勢頭。由於徭役田和份地分開經營，公私有別，勞動者對公私田的勞動態度也就不一樣：在私田上精耕細作，用心經營；在公田上則漫不經心，消極怠工，應付了事。再加上在公田上是共耕聚種的集體勞動，責任不明，勤惰無別，當然誰也不肯多出力氣，而保留著精力與力氣去經營私田了。於是，出現了“公田不治”、“田在草間”的荒涼景象。齊襄公時，國政不修，剝削無度。公田制下的搖役地租制度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齊國的農業陷入危機之中。管仲就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的對策。這一政策的實施的結果，使齊國的農業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
“相地而衰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與之分貨”。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即“均地分力”；在“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即“與之分貨”。總之，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義。
均地分力
具體講，“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搖役田）分配給農戶耕種，變集體勞作為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獨立經營。分地以耕，農民深知產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壞，故能由不情願的被動勞動變為自覺勞動，大大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心。與之分貨
“與之分貨”，就是按土地質量測定糧食產量，把一部分收穫物交給國家，其餘部分留給生產者自己。據《孫子兵法》佚文《吳問》所記載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齊國國家與農民“分貨”的比例。也就是說，齊國農民上繳的部分與所留部分應各占一半。“與之分貨”，以實物稅代替了勞役稅。勞役稅是勞動者集體以無償勞動的形式繳納，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更談不上發揮創造性了。由實物稅取代勞役稅，情形就不大一樣了。實物稅是一家一戶分別繳納，且稅額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多產多得，耕作者為增加產量就會起早貪黑，盡力耕作。土地有好有次，好地次地產量不同，所繳納的租稅額也應不同。管仲就是用“相地而衰征”這種分等收取租稅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其做法是：“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豐桔等條件給土地分等，從而確定租稅額。比如，高旱地和低濕地的租稅額要減去幾成。通常情況下的“常征”，就是按照標準土地的產量，按照對半分成的比例來計算租稅額。次等土地的租稅額即按標準土地的標準產量對半分成後，再從國家所得的一半中減去幾成。這樣徵收租稅，不論是豐年還是歉年，農民都會為多獲的收入而自覺勞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