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相地而衰征”語出《國語· 齊語》。是春秋時代管仲為齊桓公所設計的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的方案之一。
其文云：“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 則民不移；政不屢舊， 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攫, 井田疇均， 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按韋昭的注釋：相，視也；衰，等差也；征，征取也。意思就是說，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徵收不等額的租稅。
“ 衰征” 又作“ 衰政” , 見於《荀子· 王制》：“相地而衰政。”楊驚注曰：“政或讀為征。”古政、征通, 楊注是對的。《管子· 小匡》又作“相地而衰其政。”
“相地而衰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與之分貨”。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即“均地分力”；在“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即“與之分貨”。總之，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義。
歷史背景
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國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行井田制。所謂井田制就是君主將土地分封給宗親、貴族、以及有功之臣，讓他們去耕種。但他們擁有的只是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不能買賣土地，要向君主繳納賦役。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當時的情景是：“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到了春秋時代，隨著鐵器、牛耕的普遍使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家一戶分散生產的勞動形式，而且有繼續發展的強勁勢頭。由於徭役田和份地分開經營，公私有別，勞動者對公私田的勞動態度也就不一樣：在私田上精耕細作，用心經營；在公田上則漫不經心，消極怠工，應付了事。於是，出現了“公田不治”、“田在草間”的荒涼景象。
由於公田的消失，井田制的瓦解，社會亟需一種新的賦稅制度來取代原來的制度，這樣各國的賦稅制度改革就應運而生了，管仲適時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的對策，拉開了改革的序幕。這是農業生產關係上的一次重大變革。開啟了春秋時期各國大變革的時代。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施“初稅畝“，秦簡公七年，秦實行了“初租禾”。
事實上管仲的改革也與齊國本身的情況有關。齊國襄公時，國政不修，剝削無度。民生凋敝，經濟落後，齊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農業土地生產關係的改革就勢在必行。而管仲的改革確實使齊國經濟很快恢復並發展，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的強大國家，同時也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基礎。
主要內容
“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搖役田）分配給農戶耕種，變集體勞作為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獨立經營。分地以耕，農民深知產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壞，故能由不情願的被動勞動變為自覺勞動，大大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心。
“ 與之分貨”，就是按土地質量測定糧食產量，把一部分收穫物交給國家，其餘部分留給生產者自己。據《孫子兵法》佚文《吳問》所記載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齊國國家與農民“分貨”的比例。也就是說，齊國農民上繳的部分與所留部分應各占一半。 “ 與之分貨”，以實物稅代替了勞役稅。
土地有好有次，好地次地產量不同，所繳納的租稅額也應不同。管仲就是用“相地而衰征”這種分等收取租稅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其做法是：“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豐桔等條件給土地分等，從而確定租稅額。比如，高旱地和低濕地的租稅額要減去幾成。通常情況下的“常征”，就是按照標準土地的產量，按照對半分成的比例來計算租稅額。次等土地的租稅額即按標準土地的標準產量對半分成後，再從國家所得的一半中減去幾成。這樣徵收租稅，不論是豐年還是歉年，農民都會為多獲的收入而自覺勞動。
相關經濟改革內容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 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輕重魚鹽之利”及“徼山海之業”是否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我們現無可徵信的材 料。管子書中的記載言：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陰里之謀和菁茅之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13]
管仲實行了糧食，“準平”的政策，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種“準平”制，不但是一種平衡糧價的政策，並 且，也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並且還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這種經濟政策，亦為經濟層面的國君集權。
影響及意義
管仲的土地賦稅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他諸侯國的經濟改革，如：
（一）魯 初稅畝
《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公羊通義·魯語》曰季康子於以田賦,子謂冉有曰: “先王制土, 藉以田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稅母本無制，故言初……”
《周禮·甸師》鄭注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五推，庶人終於千畝。”
因為在春秋之前，對田地是不徵稅的，只有賦。而魯國第一次採用稅制，所以為“初稅畝”。那么為什麼說“非禮”呢？根據《周禮·甸師》說，每年春耕時，天子及諸侯都要親自到田間為農民助興的，以示對農民的“撫恤之心”。是時，採取的是“借民力而治公田”，所以勞動者不用交稅。而現在要“稅畝“，所以認為“非禮”，即不合乎舊的法制的。由“藉而不稅”到“履畝而稅”，反映了井田制的瓦解。
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稅，初稅畝標誌著土地私有合法化我國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的瓦解。
（二）秦 初租禾
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秦實行了“初租禾”的徵稅方法，即按照田畝的多少來徵收禾租。
《商君書·墾令》篇云：“訾賈而稅，則上壹而平民。”說明秦國的地稅徵收辦法與田畝的面積或產量有關，也是一種“履畝而稅”。
總之，“相地而衰征”不僅是幫助實現了齊國的富強與強大，還帶動了其他諸侯國家的改革，標誌著勞役地租漸漸轉化為實物地租，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個歷史性的進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