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禪宗六祖慧能三世徒百丈懷海（六祖慧能 -- 南嶽懷讓 -- 馬祖道一 -- 百丈懷海）制定的叢林清規（世稱古清規）。
禪宗形成初期，禪林尚無制度、儀式，故該清規設有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又規定眾僧分別擔任東序、寮元、堂主、化主等各種職務，為八、九世紀間中國禪宗脫離律寺，維持獨 自教團生活之必要規範。
《百丈清規》分上、下兩卷，計有九章。卷上有祝厘章第一、報恩章第二、報本章第三、尊祖章第四、住持章第五。卷下有兩序章第六、大眾章第七、節臘章第八、法器章第九。
其中，祝厘章記載聖節、景命四齋日祝讚、旦望藏殿祝讚、每日祝讚、千秋節、善月等對帝王聖壽萬歲之祈願，此系國家權力統制下之宗教教團儀禮。尊祖章敘述祖師忌辰之典禮。大眾章收錄坐禪儀方法、禪院修業生活規範與百丈清規制定之沿革。
《百丈清規》的最可貴處在於寺院經濟方面的規定：僧眾應飲食隨宜，務於勤儉，全體僧人均須參加勞動，“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當時，在佛教發源地印度，和尚仍多以乞食為生。）
《百丈清規》是中國禪宗的一面旗幟，也是中國禪歷久不衰的一個保障。
叢林以無事為興盛。修行以念佛為穩當。
精進以持戒為第一。疾病以減食為湯藥。
煩惱以忍辱為菩提。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留眾以老成為真情。執事以盡心為有功。
語言以減少為直截。長幼以慈和為進德。
學問以勤習為入門。因果以明白為無過。
老死以無常為警策。佛事以精嚴為切實。
待客以至誠為供養。山門以耆舊為莊嚴。
凡事以預立為不勞。處眾以謙恭為有理。
遇險以不亂為定力。濟物以慈悲為根本。
歷史
清規是中國禪宗寺院（叢林）組織的規程和寺眾（清眾）日常行事的章則，也可說是中世以來禪林創行的僧制。本來中國佛教從東晉道安首創僧尼規範三例以後，即隨時有在戒律之外別立禁約之舉，如支遁立眾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於金陵，命法云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范，皆是其例（見《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條）。到了中唐，禪宗盛行，百丈懷海禪師痛感禪僧住在律寺內，雖另處別院，但於說法住持，都不能合法。於是他於元和九年（814），別立禪居之制：尊“長老”為化主，處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樹“法堂”，學眾盡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設“長連床”，供坐禪偃息；合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徒眾側立，賓主問答，激揚宗要；“齋粥”隨宜，二時均遍；又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事務分置十“寮”，置首領主管等等（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這些就成了叢林新例，與律法不同（見《僧史略》卷上《傳禪規法》條）。世人即稱為《百丈清規》。
《百丈清規》流行到北宋，歷時既久，沿革自多，未免混亂，故崇寧以後，歷有增訂。現可考見的，在崇寧二年（1103）有真定宗賾蒐集諸方行法，重編為《禪苑清規》十卷，亦稱《崇寧清規》，百丈之作乃被稱為“古規”。後至南宋鹹淳十年（1274），又有金華惟勉悉假諸本，參異存同，編成《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又稱《鹹淳清規》。再後到元代至大四年（1311），東林戈鹹又參考諸方規則，改定門類編次，並詳敘職事位次高下等，成《禪林備用清規》十卷，又稱《至大清規》。這些雖是比較通行之本，但不能使諸方統一而毫無增損。因此，元順帝元統三年（1335），更由朝廷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輝重輯定本，並由金陵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大泝等校正。德輝乃取《崇寧》、《鹹淳》、《至大》三本薈萃參同，重新詮次，又刪繁補缺，折衷得失，分成九章，厘為二卷。此本即名《敕修百丈清規》，頒行全國，共同遵守。雖其名仍為《百丈清規》，而內容精神已去古益遠，面目全非。從明迄今，數百年間，都通行此本，只分卷略有出入而已（明藏本改刻為八卷）。
通行本《百丈清規》的九章中，前四章主要規定關於祝聖、國忌（帝王、王后忌日）、祈禱、佛誕節、涅盤節、達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歷代諸祖忌等儀式。這些都是律所未定，古規沒有的（古規是以僧徒受戒或住持入院開始的）。從此以下，才算是叢林本身的規章制度。第五章“住持”，是關於住持上堂、晚參、普請、入院、退院、遷化、荼毗、議舉住持等一系列的規定。第六章“兩序”，是關於叢林東西兩序的頭首、知事。西序：首座、知藏、知客、書記、衣缽、侍者、湯藥等。東序：都監、維那、副寺、典座等。列職：寮元、化主、園主、水頭等各職事的規定。第七章“大眾”，是關於沙彌得度、登壇受戒、道具形式、遊方參請、坐禪、普請及料理亡僧後事等的規定。第八章“節臘”，是關於大眾入寮、建楞嚴會、四節念誦茶湯、結制禮儀、朔望巡堂、月份須知等的規定。第九章“法器”，是關於鍾、板、魚、磐、椎、鼓等號令法器的說明及其打法的規定。這九章的規定極詳，但關於僧眾的一般行事，現代叢林仍另訂有《共住規約》，為全寺所共同遵守；又丈室、庫房、客堂、禪堂等各處，也另有規約，明定辦事的細則。
清規實行情況
現在叢林中實行清規的主要情況，約略如次：
結夏與結冬
叢林每年以結夏（即結夏安居，亦稱結制）、解夏（亦稱解制）、冬至、年朝為四大節，極其重視。結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朝，則依中土風俗。結夏七日原為四月（前安居）或五月（後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則在七月或八月的十五日，但從元代以來，各提前一日講習禮儀，以便期內得專心修道。另外，在每年從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間，叢林中也結制安居，稱為結冬。這是仿照結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來專修禪法的，故名為“江湖會”。清代以來，叢林曾有隻結冬而不結夏的反常現象，後經糾正，仍以結冬坐禪、結夏講經學律等為慣例（見《清規證義記》卷八）。近代著名叢林如寧波天童寺等，都實行這樣“冬參夏講”的制度。
安單
叢林的成員通稱清眾。凡曾受具足戒的比丘，衣缽戒牒俱全的遊方到寺，都可掛搭（亦稱掛單），暫住於旦過寮（又稱雲水堂）。如掛搭已久，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禪堂，名為安單，從此成為清眾，隨同結夏。一般叢林都從四月一日起，照規入夏，禁止遊方，鎖旦過寮。至八月一日，始開寮重新接眾。又叢林安單亦分春冬兩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月、七月期頭進禪堂者，名為大進堂。
大請職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為叢林冬期的重要行事，一般於每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事先半月，由客堂開具新進堂禪眾和舊住的名單，送住持查閱。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客堂、禪堂、庫房諸頭首共議請職。十六日大眾齊集大殿月台，知客點名，依次進殿，宣布職事名單並講清規，新請職事即到法堂謁住持，又到禪堂行十方禮，再依職送位。
貼單
此為一寺職事及常住人員名單的公布，例於每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事先客堂與維那將合寺人員戒臘久近開具清單，送與住持、寫成單票（每條四字，職序在上，法名在下）。十四日，客堂掛“貼單”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說法，為首座貼單，其餘由維那貼，以職事大小，戒臘先後為序，再各按名位順次送單。凡單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員。
打七
此是結冬中的重要行事。叢林坐禪通例從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長坐禪時間。又從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舉行禪七，每七天為一期，謂之打七。此為禪眾剋期取悟的禪會，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禪七的起解，稱為起七和解七，各有規定儀式。
普請
即普遍邀約大眾勞作的制度，亦稱出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於各地，如開成四年（839）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圓仁入唐巡禮至山東赤山院，記載目睹的情形說：當院始收蔓菁蘿蔔，院中上座等盡出揀葉；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不論多少，盡出擔柴去（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不過此種制度原來由於倡導農禪，凡耕作摘茶等作務都以普請為之。後世普請只限於輕微勞動，如四月佛誕摘花、六月曬藏、曬薦、平時園中摘菜、溪邊搬柴以及節前寺舍掃除等，皆偶一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見恢復原來的精神，已有叢林以勞動為佛事之一的新制。
歲計
是叢林歲末的會計報告。在現存的唐代文獻中還有此種記載。如開成三年（838）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圓仁至揚州開元寺，記云：眾僧參集食堂，禮佛上床坐，有庫司典座僧於眾前，讀申歲內種種用途賬，令眾聞知（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歲計原行於歲末，由住持審查各種簿冊，但現在叢林的會計報告，多每月舉行一次，由住持召集禪堂班首、維那、客堂知客、僧值、庫房都監、監寺等，於丈室行之，稱為算賬（見《高旻寺丈室規約》）。
肅眾
即僧眾違犯清規的處分。古規，清眾中生事違規者由維那檢舉，抽下掛搭衣物，擯令出院，以安清眾。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出，以示恥辱（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後世遵此，對於三業不善不可共住的禪僧也以香板相責，並遷單擯出。在《清規》中還明定肅眾辦法，除刑名重罪例屬官廳處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都以清規律之，隨事懲戒，重則集眾捶擯，輕則罰錢、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又擯出犯規者，還要將擯條實貼山門，鳴大鼓三通，以杖攻出（見《清規證義記》卷五）。
榜狀牌示
叢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單、貼榜、書狀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請首座或遠來尊宿等茶湯，皆開列名單，由侍者報知，謂之知單。方丈、庫司招待大眾茶湯的請柬則用榜，首座請柬用狀。方丈請首座，榜貼於僧堂前東邊牌上，庫司請首座，榜貼於西邊牌上。首座請下頭首茶，狀貼於僧堂前下間板上。叢林從來最重茶禮，有謝茶不謝食之說。又叢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掛牌方式傳達，名為牌示。用掛牌地點隨各種行事而不同。如結夏、誦戒、請職、貼單、普佛等牌示，皆掛齋堂前；上堂、秉拂、祈請、禱雨，掛大殿前；起七、解七，掛禪堂前；升座、免禮等，掛內韋馱殿前（見《高旻寺規約》）。
十、鐘鼓法器
此為叢林號令所寄，鳴扣各有常度。凡禪堂坐參、佛殿誦念、食堂齋粥、升堂集眾、普請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鐘鼓等號令進行。如集眾上殿則僧堂鳴鐘，長老升堂則法堂擊鼓，報眾同赴。普請則開梆、催板，新住持入院則鐘鼓齊鳴。凡止靜、開靜、念誦、齋粥等行事，從朝到暮，鐘鼓交參，遂形成叢林一定的禮法。
點滴認識寂根
百丈清規一提到“清規”二字，則有不少教外人士會誤解為電視、影片裡所演的“古佛青燈下”那種無情、苛刻、殘酷的清規戒律，教內也有一些人不敢提及清規戒律，他們總覺得出家人的生活本來就是非常孤寂、單調，再加上這種嚴緊、約束、呆板的制度，給人們帶來死氣沉沉，沒有一絲生機蓬勃的生命激情，那么《百丈清規》到底是否為這樣的一部書籍呢？
無論古今中外，雖然有時代、國域、文化的差異，還是社會團體，或宗教集團的差異，但其中具有相同的哲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及“無規矩不能成方圓”。這一哲理是超越時空的，同樣，佛教作為世界宗教團體，僧人為“人天師表”，那么亦應有其自身嚴緊的管理制度，這種管理方法表現於“六和”精神。換而言之，也就是對“戒律”的看重，一個團體興衰，就看法制實行的如何？人們對法律的重視如何？故國家對法律的強調，每個公民必須懂法、守法，否則成為法盲，什麼時候自己犯法了還一無所知，然而，佛陀制戒也是如此，佛弟子受戒之後要學戒，如經中說：“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可學經教。”又如《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云：“若比丘尼受具足戒後，不學戒者，犯不學無知罪。”可見佛教對法制的重視。
然《百丈清規》原是一部禪宗寺院的管理制度，現今佛教叢林所實行的制度，則是依佛戒和《百丈清規》及當地情況而制定的制度，“清規”的起源可追溯到佛陀時代，但那時沒有名文規定。後來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的領土上生根發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清規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他是根據當時佛教內部出現的一些問題（如：人對戒律的鬆弛等），及國家的政策而制定了《僧尼規範》和《法門清規》，但禪宗寺院完成建立清規，則是以百丈懷海禪師開始，並且對後來佛教叢林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丈懷海禪師，處於唐朝中葉（唐玄宗至唐憲宗之間），當時的僧人大多無固定的住處，也就是所謂的“雲水僧”，他們一般依律寺而居。這樣，在說法行道方面有諸多的矛盾衝突，況且當時禪僧日益增多，龍蛇混雜，又無獨立的禪院，以此給寺院管理帶來諸多的不便和困難。其次，佛教在唐朝中葉以後，由於封建政權對佛教採取了相當多的限制措施。幾經風霜，損失慘重，寺院的土地和勞動力來源發生困難，僧侶面對著如何適應社會變動而生存下去的嚴峻問題。
又當時佛教很多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於貴族色彩濃厚，生活自理能力差，依附士大夫的布施，然而理論又複雜，所以不能適應社會形式的變化，因此一落千丈深淵，漸漸式微。禪宗因為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理論較為適合民眾，又不依靠豪華奢侈的殿堂、經像、法物，加上禪宗諸大師從不排斥生產勞動，甚至許多開山祖師都親自參加勞動，故禪門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言流傳至今。因此，禪宗比其他宗較能適應新的環境，所以其他宗衰落而獨禪宗獲得發展的機會。但是，存在著新的問題，即是禪宗的實際生活、生產狀況與舊的戒律發生衝突，遵從戒律，是不允許出家僧侶從事生產農作物的，若違反則視為犯戒。
另一個問題：禪宗在唐發展以後，由於僧眾日增，集體生活如何約束？生產勞動如何組織？勞動成果怎樣分配？都是現實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舊的戒律與禪宗就產生矛盾衝突，障礙禪宗的發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懷海禪師清楚認識到禪宗面臨的這種形勢，決心實行改革，為禪宗發展掃除障緣，百丈禪師認為《瑜伽菩薩戒》和《瓔珞菩薩戒本》雖屬大乘，卻是佛陀根據印度情況而制定的戒律，不便生搬硬套。他根據風情、地理、人士風俗等，博採大小乘戒律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因此衍生了《百丈清規》。 縱觀歷史，可知當時懷海禪師創宗立制的不易，從而更使我們認識到唐朝佛教雖盛行於世，但內部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這是不可否認的，當今我國佛教以形式上，雖不如唐朝時代，但也普及於民眾心靈。然而內部依然存在著諸多的新問題需要迅速解決。例如：寺院的法制沒有一個統一性的管理方法；出家僧侶的修養素質問題等等。
是的，回顧佛教的盛衰，在我國國土上起起落落，曾經也從荊棘叢生中走過，留下傷痕累累。但它堅強的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最終默默的在東土領域裡生了根。作為我們這一代新人，有責任維護與發展佛教。然而，我們是否維護正義，摧毀教內的不良作風，我們是否注意到腳下走過的每段路程，對佛教命運有影響。每當憶起百丈懷海禪師，心中充滿著愧疚、不安。作為世紀之交的青年僧人，我由衷地盼望：對當今佛教內部的一些問題要深思！深思！
農禪復興
少林禪院百丈清規，是禪宗叢林文化的縮影，如今一些寺院都把做經懺、焰口、水陸法會等佛事作為寺院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按照百丈清規把“農禪”做為寺院經濟收入的寺院很少，已經很少。如今在廣東清遠市御金街少林禪院還可以看到“農禪”的情況。
發祥地——百丈寺
百丈清規百丈寺是中國佛教禪宗“禪林清規”的發祥地，又稱“天下清規”，中國佛教禪宗古寺廟之一，該寺迄今已有1200年歷史，背山面田，占地1000多平方米，原有七進殿堂，掩映在蒼山翠竹之中，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名。據說，原先這裡香火不斷，四方僧人前來朝聖者絡繹不絕。唐宣宗登基時，御賜“大智壽聖禪寺”的匾額。到南唐，曾遷寺於原寺址的西北面，不久被毀。宋代元豐年間，又在原址建起寺院，張元盡曾為它寫過文章。明清兩代，這裡達到了鼎盛時期。北門大殿，規模宏偉，有“凌雲亭”、“師表閣”、“大雄寶殿”等主體建築物。後來幾經興廢，寺院幾乎傾塌殆盡，現大雄寶殿與僧寮二棟尚存。大雄寶殿是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修建留下的，長10米，寬12米，高4米，是寺院中的正殿。大雄寶殿古樸、端莊，從現存的大雄寶殿可以看出當年百丈寺的規制。
唐、宋、元、明、清都曾有許多高僧在此住持弘法。臨濟宗鼻祖黃檗禪師，溈仰宗鼻祖靈佑禪師也曾追隨懷海大師在百丈寺參禪學佛。唐朝惟政，宋代有道恆、道震、智映、淨司；元代有大昕、德輝等；明代有明雪禪師；清代有雲堂、德清、石蘭等高僧都曾在此住持弘法。明代詩人毛蘊德曾有一首詩這樣讚譽百丈山“雄風高百丈，香火鎮千秋，名譽魁多士，清規遍九州”。可見百丈清規對全面佛壇影響多大，也奠定了百丈寺禪宗祖庭的地位，百丈寺歷經南唐、宋、明、清朝多次損毀變遷重建。
唐大曆間（766－778），縣裡一鄉紳，甘貞創建的，初名為“鄉導庵”。當時唐朝極度盛行佛教，倡導因果輪迴。佛教為當時“國教”。後延請大智禪師懷海在此住持修行，遂改名為“百丈寺”。佛教禪宗自達摩首創以來，出現了有戒不守、有律不循，曾出現過爭當法嗣，爭奪袈裟等醜聞。從前的清規戒律已起不到制約規範的作用。懷海到達百丈寺後，對此現象深感不安，他多年勤研佛經，探究禪理，終於在百丈寺為禪宗另立一種規式，他采尋大小戒律，綜合儒家禮儀，撰寫了“詔天下僧悉依此而行”的《禪門規式》又稱“百丈清規”。從此百丈寺聲名大振，香火極盛，在中外佛教界極負盛名，有“三寺五廟四十八庵”之說。 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國李秀成，率領大軍路過奉新，再次焚毀百丈寺，只留有一座大雄寶殿、僧療至今。
關於百丈寺還有一段關於唐朝一個皇帝唐宣宗的傳說，當時，宮中宦官專權，宣宗李忱尚未即位，李忱遭其侄武宗之猜忌，環境險惡，遂決定出外避避災禍。有一天，他遇見一名高僧，談及此事，高僧留下“退至百丈”四個字便走了。於是李忱翻閱地圖，發現奉新有座百丈山、便歷盡辛勞，不辭萬水千山，來到百丈山，一來到此處，見高山聳立，峰巒疊翠，山花吐艷、景色迷人。便寫下一首詩“仙花三月不間色，靈境無時六月寒，更有上方人來到，晨鐘暮鼓碧雲端”。於是留下來參禪修行，後來他回到朝廷當了皇帝。野狐岩的故事：野狐岩石位於百丈寺後山，相傳有一老者在回答：“大修行者還落因果嗎”？老者錯答為：“不落因果”。因此五百多年來，一直墮於野狐身中不能解脫。一次懷海大師開堂講法時，他化為人形前來聽法，經懷海大師點化，才明白不落因果為不昧因果，他才得以脫掉野狐之身重變為人身，野狐岩就是他脫身之所。
百丈懷海禪師
百丈清規百丈懷海禪師俗姓王，福州長樂縣人，原籍太原，遠祖因西晉懷帝永嘉戰亂，移居到福州，是馬祖道一的法嗣，是唐代著名的佛教改革家。懷海生於唐開元八年（720年），元和九年（814年）示寂，享年95歲。穆宗長慶元年（821年），敕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大師早年在廣東潮陽西山依慧照禪師落髮，又到衡山依法朗受具足戒，後又往廬江（安徽廬江縣）浮槎寺閱藏。因聽說馬祖道一在南康（江西贛縣）弘法，於是就前往參學，是道一門下首座，侍奉道一有六年，得到印可。和百丈同時參學的還有智藏、普願，他們各有所長，成為馬祖門下鼎足而立的三大士。不久有檀越請懷海禪師住洪州新吳（今江西奉新縣）大雄山，另創禪林。此地水清山靈，山岩兀立千尺許，號百丈岩。《景德傳燈錄·懷海禪師章》曰：“檀信請（懷海）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住嚴巒峻極，故號之百丈。”不久四方禪客雲集，以溈山靈佑 、黃檗希運為上首，由是百丈叢林門風大盛。懷海禪師於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入滅，世壽六十六。穆宗長慶元年（821）敕謚大智禪師。
百丈懷海幼年出家，初依潮陽西山慧照和尚，後依衡山法朗和尚受具足戒。往廬江（今安徽廬江縣）浮槎寺閱讀藏經多年，具備了深厚的經、律、論佛學知識。時值馬祖道一在江西南康弘法，天下向風，他也前往參學，與智藏、普願同稱入室，各有擅長，成為鼎足而立的馬祖門下三大士。
懷海的禪學思想深得祖師慧能和馬祖道一的真傳，十分強調佛法就在各人心中，不假旁求；學佛就是要消除自心所受妄想的系縛，明心見性，也就是證得佛法。有一天，他一上法堂便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有人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答道：“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這樣的意思，他在與徒眾言談中曾反覆說明。 從人的不受善惡、是非、慾念污染的本心就是佛性的思想出發，他認為讀經看教的關鍵在於會心，若無會心，只是死記硬背，那么縱使把十二《韋陁典》讀得滾瓜爛熟，也不算修行，反而成為謗佛。懷海教誨徒眾的方法，即所謂作略，也與其師馬祖相似，常常運用打、笑、大喝、舉拂等形式，隨機啟發學徒開悟。他還特別喜歡在說法下堂時，大眾已經出去，卻呼喚大眾，等大眾回過頭來，卻問道：“是什麼？”他借這種方法提醒學人反省，人稱“百丈下堂句”。
懷海對禪宗發展的最重大貢獻，是大膽進行了教規改革。當時，禪宗的發展遇到兩大重要問題。第一是禪僧日益增多，卻無獨立的禪院，仍然與律寺雜居，於說法行道諸多不便。第二是唐中葉後封建政權對佛教的特權採取了許多限制措施，特別是兩稅法實行後取消了對寺院和僧尼個人田產免稅的規定，加以伴隨著士族的衰落，勞動生產者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寺院的土地和勞力來源都發生了困難，僧侶社會面臨著如何適應社會歷史變動生存下去的嚴峻形勢。有許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於貴族色彩太濃，啟己解決生活來源的能力太差，都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沒落下去。
禪宗因為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太依靠豪華奢侈的堂殿、經像、法物，加上自慧能以來，諸大師都不排斥生產勞動，甚至許多開山祖師都親自參加了生產勞動，所以比其他各宗派較能適應新形勢，故爾在諸宗衰歇時禪宗反而獲得了大發展的機會。但禪宗僧徒的實際生活、生產狀況與舊的教規、戒律發生了尖銳的衝突。舊教規和戒律極端輕視和排斥生產勞動，認為掘地、斬草、種樹等活動都是“不淨業”，僧徒若從事此類活動是違犯佛律的。這樣，舊教規舊戒律就成為禪宗發展的重大障礙。
懷海對禪宗面臨的形勢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決心實行教規改革，為禪宗的發展掃清障礙。他提出：“我們修行的是大乘法，豈能受屬於小乘系統的戒律、教規所束縛？”有人建議說：“《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我們何不奉行這兩部經典的規定？”懷海對於這種完全照搬印度教條的意見也不贊同，他說：“我們應該博採大小乘戒律規制的合理部分，根據需要，自己制定一套盡善盡美的新制度！”懷海這么說了，也這么做了，他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新規制。首先是創意別立禪居，即創立獨立的禪院、禪寺，不與律寺混雜。禪院（寺）中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示佛法不依賴言象，只靠師傅的啟發和僧人自身的體認。這是將慧能“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主張制度化了。又調整叢林中師徒、同學間的關係，打破舊寺院中尊卑、貴賤分明的等級結構，令僧徒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床，施橫架掛搭道具。僧徒睡覺的姿勢規定為斜枕床唇，稱為帶刀睡，旨在保證僧徒的身心健康。又規定悟道最深、德高望重的禪僧為化主，稱為長老；獨住一室，稱為方丈。長老說法，僧徒在法堂分列東、西兩行立聽，賓主問答，激揚宗要。僧徒排列的次序，唯由出家時間即僧齡而定，不問出家前的貧富貴賤。上述內容，屬於生活和修行參學方面。
在生產方面，懷海倡導普請法，即自長老以下不分長幼普遍參加生產勞動，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號，並身體力行，“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負責管理生產的僧人見懷海年邁帶頭參加勞動，於心不忍，暗暗把懷海的生產工具收藏起來。懷海到處找不到工具，就不吃飯，以貫徹“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普請法的提出以及懷海模範實行這一制度，徹底否定了舊戒規輕視勞動、反對僧人勞動的內容，使僧徒勞動變成必要和光榮的事，從而開闢了一條農禪結合的道路，使禪宗迎來了更大的發展，也使我國各地禪僧分布的丘陵地和淺山區得到了很好的開發。
此外還有關於禪院事務的其他種種規定，懷海將它們編為一書，稱為《百丈清規》，或稱《禪門規式》。這一清規在百丈叢林推行開後，天下禪僧紛紛仿效，很快風行於全國。可惜《百丈清規》在宋代就已失傳，當時禪林行用的是宗頤編的《禪苑清規》。元代朝廷令百丈山禪僧德輝重編清規，題名為《敕修百丈清規》，共8卷，但已非百丈清規的原來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