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民俗活動]

登高（Climbing heights）指重九登高的習俗，故重陽節又叫“登高節”（Mountain-climbing Festival）。這一活動具有陶冶情操、鍛鍊體魄的特點，故屬節令性的一種民俗體育活動。相傳此風俗始於東漢。唐代文人所寫的登高詩很多，大多是寫重陽節的習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寫重陽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處，沒有劃一的規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古人登高，一般在每年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之日進行，但也不限於九月九日，也有農曆正月初七和十五日登高的風俗。

緣起

登高

登高活動由來已久。《楚辭·九懷》中有記載暮秋登高的篇章：“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謬兮收潦而水清”。

漢承楚俗，由此逐漸衍成重陽登高的習俗。據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載，早在漢高祖劉邦時，就有重陽登高的做法：“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為何把重陽登山稱為登高呢？據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記載，漢朝以長安為京城，在長安的附近有一個小高台，每到重陽節，人們便會紛紛登上小高台，欣賞秋天的美景，因為所登的山為小高台，故有“登高”之說。

重陽節登高，人們還會“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其中緣由，南朝梁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東漢時期汝南（今河南與安徽交界處）人士桓景，隨道士費長房遊學數年。“九月九日如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做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家，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是也。”後來，唐代的《初學記》和宋代的《太平御覽》等多種重要類書都轉述了吳均《續齊諧記》里的這個故事，使得重陽登高、飲菊花酒、女子在手臂上系茱萸囊逐漸成為民間習俗。

登高為何與避災聯繫起來了呢？一說《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為陽數。古代認為“九為老陽，陽極必變”，九月九日，月、日均為老陽之數，不吉利。加之古代對山神的崇拜，以為山神能使人免除災害，所以人們在“陽極必變”的重陽日子裡，要登山拜神以求吉祥。再者，古人認為重九之時，天氣下降而地氣上升，天地二氣相交，不正之氣瀰漫。為避免接觸不正之氣，須登高山以避重九之厄。

不過，也有說農曆九月九日具有“宜於長久”的吉利之意。漢末曹丕在《九月與鍾繇書》中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與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即登高會）。”

形成

登高·杜甫

漢代，重陽登高已形成一種民間習俗。《荊楚歲時記》說：“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並引杜公瞻說：“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劉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西漢初年，這一風俗曾在宮中流行。據漢高祖劉邦的寵妃戚夫人的侍女賈佩蘭回憶，每臨九月九日的漢宮中，都要“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並揪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西京雜記》卷三）。

兩晉南北朝時期，九九重陽節是最重要的節日之一，正如《舊唐書》所記述的：“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鹹合當時。”（《舊唐書·德宗本紀下》）就是說，重陽節自晉以來最為時人重視，節日活動很隆重。魏晉時期登高的日期已定在九月九日。因此，魏晉以後，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庶民百姓，每至重九，均登高野宴。當時，採菊也是重九登高的重要活動之一，晉人陶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即寓意如此。陶淵明常對菊自語：“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開；客人知我意，重陽一同來。”

東晉詩人謝靈運為了登高的方便，還自製了一種前後裝有鐵齒的木屐，人稱“謝公屐”。

其實，“謝公屐”是一種活齒木屐，上山時去掉前齒，下山時去掉後齒，以便蹬坡和在泥濘中行走。據傳說當時的人們爭相效仿，併名之曰“謝公屐”。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謝公屐”對後世的影響，可見一斑。

登高這一節俗，體現了人們希望驅邪避災、祈求健康長壽、生活幸福的美好願望。南北朝時，登高避災變成了郊外休閒。人們對於重陽節驅災避邪的節日意義已逐漸淡漠，而在節日中追求快樂愉悅的娛樂習俗則逐步成為主流 。

發展

隋唐

登高

隋朝，帝王常於正月十五日登高。《隋書·元胄傳》記載：文帝“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有次登高時，文帝發覺元胄沒有跟隨，派人馳馬召來。見到元胄，文帝說：“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登高后，賜宴歡飲。

古代相傳下來的九月九日重陽登高的習俗，至唐五代時期愈益盛行。唐代，朝廷正式批准民間以重陽為節令，使得重陽登高愈加普及。據史書載，唐中宗曾於重陽節率群臣登高飲酒，並賦詩。唐代名醫孫思邈則明確把重陽登高看成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他在《千金要方·月令》中說：“重陽之日，必以餚酒，登高遠眺，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歸。”一些著名詩人都以詩篇記載了重陽節的活動，如李白《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軍》詩中說；“九日天氣晴，登高無秋雲”；杜甫《九日》詩中也寫道：“去年登高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更是流傳千古，他的“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全唐詩》卷一二八）的詩篇，表達了詩人重陽登高，寫詩寄託懷念故鄉兄弟之情，感慨節日中骨肉不能團聚。

兩宋

在宋代，登高之風依然風行。《東京夢華錄》載：“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台、梁王城、硯台、毛駝岡、獨樂岡等處宴聚。”宋嘉泰《會稽志》記載：“重陽登高，蒸米作五色糕，佩萸泛菊。”在南宋，據《武林舊事》載，宮廷於八日作重陽排當，以待翌日隆重遊樂一番。宋代的登高還常與賞菊結合起來，成為一時盛舉。屆期，無論皇室貴戚還是文人士子、小民百姓，都要賞玩菊花。文人士子們還舉辦社交宴樂性的菊花會，賞菊吟詩。不過，其中規模最大，氣象最盛的當數宮廷賞菊：“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

明清

明代，皇帝親自到萬壽山登高。民間的重陽登高活動，我們可以從明人申時行的《吳山行》一詩中略窺一斑：“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勝事俗相夸。闔閭城中十萬戶，爭門出郭紛如麻。拍手齊歌太平曲，滿頭爭插茱萸花。”之所以稱“滿頭爭插茱萸花”，是因為從唐代開始，已把臂佩茱萸之習改為頭插茱萸。另外，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二十說：“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彩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

清代的重陽登高活動一點也不比前朝遜色。皇宮御花園內設有供皇帝重陽登高的假山。在民間，以北京為例，早期以登阜城門外塔寺和左安門內法藏寺為盛，晚清以登陶然亭、薊門煙樹（德外土城）、八大處等為多。據《燕京歲時記》載：凡登高，必“賦詩飲酒，烤肉分糕，洵一時之快事”。據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說，北京人在重陽節時，皆“提壺攜磕，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煙樹、清淨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剎等處”。清代顧祿《清嘉錄》說杭州人到吳山登高，山上有“牽羊賭彩為攤錢之戲”，還有“鼓樂酬神，宣闐日夕”，或“借登高之名，遨遊虎阜，簫鼓畫船，更深乃返”。清代申時行《吳山行》詩云：“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勝事俗相夸。闔閭城中十萬戶，爭門出郭紛如麻。拍手齊歌太平曲，滿頭爭插茱萸花。……此日遨遊真放浪，此時身世總繁華。”《象山縣誌》記載，“重陽，士人登高、燕賞，以茱萸泛酒。各家制牡丹糕、方粽，親戚轉相餽遺”。《金華府志》說：“（九月）九日佩萸、泛酒，蒸米作五色糕。士人或具酒榼游山登高會。”

登高，是重陽節最具標誌性的風俗活動。古人熱衷於在秋高氣爽的季節登高，最初是為了驅邪避災，後來逐漸變成休閒娛樂、保健強身、寄託情思的文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