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畫文化從美術史的角度講,民國以前的畫都統稱為古畫。中國畫在古代無確定名稱,一般稱之為丹青,主要指的是畫在絹、宣紙、帛上並加以裝裱的捲軸畫。近現代以來為區別於西方輸入的油畫(又稱西洋畫)等外國繪畫而稱之為中國畫,簡稱“國畫”。它是用中國所獨有的毛筆、水墨和顏料,依照長期形成的表現形式及藝術法則而創作出的繪畫。
中國畫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創作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和審美情趣,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藝等方面的認識。
中國畫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強調融化物我,創製意境,達到以形寫神,形神兼備,氣韻生動。由於書畫同源,以及兩者在達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筆、線條運行有著緊密的聯結,因此繪畫同書法、篆刻相互影響,形成了顯著的藝術特徵。作畫之工具材料為我國特製的筆、墨、紙、硯和絹素。近現代的中國畫在繼承傳統和吸收外來技法上,有所突破和發展。
文化起源
中國畫,起源古,象形字,奠基礎;文與畫,在當初,無歧異,本一途。中國夙有書畫同源之說,有人認為伏羲畫卦、蒼頡造字,是為書畫之先河。文字與畫圖初無歧異之分。
素描
陶器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陶器分黑陶、白陶和彩陶。在新石器時代重要遺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畫有互相追逐的魚,跳躍的鹿。甘肅永靖出上的一件摹擬船形的陶壺,使我們如身處岸邊,情景歷歷;還有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發現的舞蹈彩盆上,繪有三組五人攜手踏歌圖,表現出青春的活力。它是研究中國畫史的根源。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辛店和龍山諸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它是器物,又是工藝美術品。常見的青銅器飾紋,有晏吞紋、雲雷紋、夔紋、龍紋、虎紋等,也有用人體作為裝飾的花紋。雙夔合成的容谷紋,尾部多上卷,極富美觀。蹈紋彩陶盆青銅器物上的裝飾畫,主題約可分為兩類,一是描寫貴族生活中的禮儀活動,如宴樂、射札、表祭等:一是描寫水陸攻戰等。如趙固出土的《刻紋銅鑒》,集中表現了貴族生活的儀禮活動。
另一類是描繪水陸攻戰的圖象,以山彪鎮出上的《水陸攻戰紋鑒》為代表。其他百花潭銅壺,故宮《宴樂銅壺》都有表現戰爭景象的圖畫。這些畫幅中,有水陸交戰、堅壁防守、雲梯攻地等情節。還有描繪水戰、陸戰的陣勢中,表現了衝鋒擊殺攻堅的細節。士兵有的執劍和戟,有的持戈和矛等,形象生動。這些藝術手法,給漢畫石刻、磚刻以很大的啟發和影響。
文化發展
畫文化歷史悠久,遠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畫在絲織品上的繪畫——帛畫,這之前又有原始岩畫和彩陶畫。這些早期繪畫奠定了後世中國畫以線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礎。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由穩定統一到分裂的急劇變化,域外文化的輸入與本土文化所產生的撞擊及融合,使這時的繪畫形成以宗教繪畫為主的局面,描繪本土歷史人物、取材文學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畫、花鳥畫亦在此時萌芽,同時對繪畫自覺地進行理論上的把握,並提出品評標準。隋唐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繪畫也隨之呈現出全面繁榮的局面。山水畫、花鳥畫已發展成熟 ,宗教畫達到了頂峰,並出現了世俗化傾向;人物畫以表現貴族生活為主,並出現了具有時代特徵的人物造型。五代兩宋又進一步成熟和更加繁榮,人物畫已轉入描繪世俗生活,宗教畫漸趨衰退,山水畫、花鳥畫躍居畫壇主流。而文人畫的出現及其在後世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畫的創作觀念和表現方法。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得到突出發展,文人畫成為中國畫的主流,但其末流則走向因襲模仿 ,距離時代和生活愈去愈遠。中國畫自19世紀末以後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術的表現形式與藝術觀念以及繼承民族繪畫傳統的文化環境中出現了流派紛呈、名家輩出、不斷改革創新的局面。
19世紀以後,在政治、經濟(特別是商業、文化發達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廣州等中心城市,匯聚了一大批畫家,即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畫家群,如任頤、虛谷、吳昌碩、黃賓虹、劉海粟、潘天壽、朱瞻、張大千、傅抱石、錢松喦、陸儼少等人;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畫家群,如齊白石、陳師曾、金城、陳半丁、王雪濤、李苦禪、蔣兆和、李可染等;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畫家群,如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何香凝、趙少昂、關山月、黃君璧等人。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時代的更迭,上述地區的畫家亦有流動,如抗日戰爭時許多畫家來到西南地區,1949年後又有許多畫家如張大千、黃君璧、趙少昂等人移居國外和港台地區。中國大多數省市成立了畫院,在3箇中心之外,又出現了許多新的中心 ,畫家隊伍空前擴大。
在現代中國畫家中,許多畫家繼承並堅持傳統繪畫的基本模式,他們或以模仿、傳承前代畫家技巧、風範為原則,或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力圖變革,在保存、發展傳統的同時,形成自己的風格。前者有金城、顧麟士等人,後者以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人為代表。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隨著西方美術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鬥爭的深入,改革中國畫成為新的時代潮流。以留學日本、歐美的高劍父、高奇峰、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等人為代表,倡導將西方美術的寫實及近代西方美術的創作觀念與傳統的中國畫像融合,走出了一條改革、創新中國畫的新路子,使傳統的中國畫煥發了新的生機。其中高劍父、高奇峰等嶺南畫派畫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將日本畫法與傳統的撞水、撞粉法和沒骨法相糅合,創造出了一種雄勁奔放、具有時代感的新風格。徐悲鴻將西方繪畫的寫實手法融入傳統的筆墨之中,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性。林風眠則調和中西,並汲取民間美術的質樸與剛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穎的獨特風格。另外,陳之佛將中外裝飾藝術中的色彩融入工筆花鳥畫的創作,張大千借鑑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某些手法,創出潑彩畫法;李可染受西方畫寫生的啟發,直接對景寫生對景創作;吳冠中用中國畫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現代藝術的形式、觀念等表現中國畫傳統的詩情與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畫由過去士大夫和貴族娛樂自賞的貴族藝術轉向為“民眾的藝術”,由過去的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使中國畫在題材內容上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畫家們將視角投向社會現實,創作了一大批具有時代特徵的優秀作品。
20世紀中國畫的創新與繼承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高舉起了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大旗。在美術領域,主張革新的美術家們紛紛回響新文化運動的號召,通過變革傳統中國畫來創造新的,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美術。在這一變革過程中,一部分美術家積極引進西方美術的寫生,寫實方法,在世紀初形成了學習西方繪畫,興辦美術學校的熱潮。“寫實改造中國畫”,主要針對明清時期文人墨畫模擬古人筆法,缺少新的創造而進行變革。以徐悲鴻為代表的寫實風格畫家與古代畫家作品的比較中,可以部分了解這種變革的特點。
文化差異
中國畫和西洋畫的關係,恩恩怨怨,已經一個世紀了。一個世紀,對於文化交流來說,不算長,但也不算短。好奇、新鮮、偏見、拒斥等等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主觀心態,100年的時間是夠澄汰。所有深思篤好的畫家和理論家,都可以平心靜氣來談一談,中國畫到底有沒有不可替代的特點?應不應該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特點?
世界上任何一個物種都是環境的產物。他長成這個模樣或者那個模樣,它有這種習性或有那種習性,都是在一樣的環境中進化出來的。文化也是一樣。文化是人類對環境形成的反應系統。繪畫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人類對環境所形成的反映形式。地球在星系中有自己的獨特性,所以人類的文化從星系的角度看有自己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的共性。因此,繪畫,只要是人類畫出來的,都會有人類自己的共性。但地球是圓的,它有南半球還有北半球,還有溫帶、熱帶、寒帶。為適應環境,具有共同祖先的人類甚至在體型、膚色、毛髮上都明顯的發生了變異。而不同的自然環境,甚至決定了不同地域人類生產、生產工具的不同樣式,決定了不同地域人類宗教信仰、藝術表現的不同。這些不同沒有什麼對和不對,在生存的意義和生存的智慧上甚至沒有什麼高下智愚之分。因為它們是環境同人互動的產物,是環境同人相互選擇的結果。這就是中國俗話所說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中國畫同西洋畫相比,同是觀物取象,但是從原始人的洞穴繪畫和岩畫開始,它們的區別就很明顯了。等到文字被創造出來以後,等到書寫工具繪畫工具各自定型之後,這種分野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無可挽回的擴大了。在中國,書寫文字的工具,同繪畫的工具一直一體不分,而在西方是分離的。一體不分的狀況造成了“書畫同源”的文化共生的現象,而這一切共生現象在西方不存在。文化共生現象造成了審美認識上、審美評價上、審美實踐上的“解釋前理解”——一切中國繪畫的審美認識、審美評價、審美實踐都要從這個“書畫同源”的文化共生現象出發。中國古人直接用“筆”這一工具名詞來定義這一工具文化,它實際上包括筆性、筆力、筆姿、筆運、筆格這樣一個分析和評價體系。中國古代美學關於這樣一個筆的工具文化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在世界美學文庫中獨立自足。它是認識中國畫的最根本的立腳點,是中國畫最中的識別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