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巫術
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詩文化的起源都可以追述到遠古的巫術，而巫術的特出表現就是以”歌、舞“為形式的祓儺儀式。中國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時期的”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竹書紀年》帝舜元年條）”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呂氏春秋·古樂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詩正義·詩序》）”斷竹續竹，飛土逐肉。“（《越絕書》）等等記載。這恰恰就說明了遠在上古時期中國的詩歌文化就開了濫觴。魯迅《門外文談》自稱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張“勞動創造”論的。這用於口頭創作，本來也不錯。世界上很多民族也都經歷過口唱心授的長篇“史詩”階段，如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奧德賽》、古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古俄羅斯的《伊戈爾遠征記》以及中國藏、蒙古民族的《格薩爾王》等等。
殷商民智未開，人神雜糅，生活社會中事無大小，都以卜蓍為決，占卜的結果需要記錄下來，這就是甲骨文獻的由來。占卜預測的儀式往往伴隨著歌舞，這會影響到卜辭的音樂性，這或許就是中國詩歌的由來。
文化分類
詩文化按照產生的時間可以劃分為古代詩文化和近代詩文化。
古代詩文化，四言為主、重章疊句的《詩經》顯示出中國抒情為主的民族文學特色，從它開始，中國詩歌走上了一條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詩也成為了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詩經》里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道德意識、真摯積極的人生態度，被概括為“風雅”精神，成為中國詩歌的最基本最深遠的傳統。
1風詩
風詩也叫國風。“風”的意思是民間曲調，“風詩”就是各地的民歌。風詩下面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貝〕、鄘〔yōng擁〕、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bīn賓〕等15國風，即分屬這些地域的民歌。國風是下層人民的集體創作，“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何休《公羊傳解詁》)，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樂的感情，語言生動，形式活潑，文學價值很高，是《詩經》中最精華的部分。按其思想內容，又可將它分為三小類。
2雅詩
雅詩多為反映貴族階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其中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雅》多為西周早期的詩，《小雅》多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的詩。《大雅》多為讚美詩，讚頌統治階級的奢華生活；《小雅》多為怨刺詩，表達下層貴族牢騷不平的情緒。從風格上說，《大雅》雍容典雅，詩味不濃；《小雅》生動活潑，藝術價值較高。如《小雅》中的《採薇》一篇，向來被稱道，它寫了一個人出征同玁狁〔xiǎnyǔn險允〕(即後世的匈奴)打仗，經歷了長期艱苦的生活，最後回到家鄉的心情:
3頌詩
頌就是歌頌，是國王和諸侯用於祭祀和重大典禮的樂歌。頌詩又分三部分:《周頌》31首，是周天子專用的；《魯頌》四首，是魯國諸侯專用的；《商頌》五首，是宋國諸侯歌頌其祖先的，因宋國是武王滅商後，由商民族建立的諸侯國，所以稱商頌。頌詩是統治者的廟堂歌辭，所以都呆板平直，絕少詩味，是《詩經》中文學價值最低的部分，但有史料價值。
近代詩文化，郭沫若的《女神》帶著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帶著不同於其他白話詩的鮮明藝術性，為新詩奠定了浪漫主義的基礎。《女神》也是新詩真正取代舊詩的標誌。它成功地創造、運用了自由體形式，將新詩推向新的水平。
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自由體詩，他們的詩多以抒情為主，表現了覺醒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追求與苦悶。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較為突出。他的詩突出地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詩表達了作者不靠施捨、踏實求索的願望。還有《匆匆》、《自從》、《毀滅》等詩都表現了歷經坎坷與幻滅，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堅韌。文學研究會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創作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她的這些詩都被稱作“繁星體”。她的“繁星體”詩多表現母愛、童真和自然之情，滿蘊溫柔、憂愁之風。
怒吼的詩指的是瞿秋白和蔣光赤等共產黨員作家的政治抒情詩，其中蔣光赤的詩最多。他的詩中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惡象》、《中國勞動歌》、《哭列寧》等詩一掃當時許多新詩中的纏綿悱惻之調，充滿了陽剛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詩存在內容較空泛的弊病。
發展歷程
中國古典詩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代表，它的產生久遠得可以追溯到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禮記》中記載了神農時代的一首祭祀歌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吳越春秋》也記載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獵的歌謠《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這些歌都是詩、樂、舞結合的典型例子，而詩、樂、舞的結合，正是中國詩歌產生時期的重要特徵。
公元前6世紀，《詩經》被編定成書，包括地方土樂的十五國風160篇，朝廷正樂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樂的頌40篇，共305篇，另有6首樂譜失傳的笙曲。產生地域包括現在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南北部。《詩經》中有反映宴會享樂的詩，如《小雅·鹿鳴》；有反映戰爭的詩，如《小雅·六月》；愛情詩的名作如《鄭風·子衿》；有諷刺現實的《魏風·伐檀》；還有一組反映周朝開國歷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國詩歌史上第一位偉人屈原出生。西漢末年的劉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當中收錄肯定為屈原所作的《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離騷》，以忠君愛國為主題，以香草美人為象徵，以纏綿悱惻的感情，反覆迸發的憤慨，塑造出一個堅貞高潔的主人公形象。
詩詞
屈原的詩歌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直接影響漢賦的產生。又大量運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紛，誶，謇，傺”，帶有濃郁地方性色彩。楚辭突出表現浪漫的精神氣質，影響後世的李白、李賀、韓愈等詩人。香草美人的象徵傳統源遠流長，影響一直綿延到清代《聊齋志異》。
繼《詩經》、《楚辭》之後，漢代的樂府詩登上詩壇，這些詩歌由西漢的樂府機關和東漢的黃門鼓吹署在民間蒐集而來。樂府詩長於敘事，《羽林郎》敘當壚美女反抗強暴，《陌上桑》敘羅敷拒絕太守追求，《艷歌行》敘妻子為遊子縫補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敘一個悽美的愛情悲劇。詩人的筆觸各自深入各自的階層，合起來就充分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真實面貌，既勸諫富貴又同情疾苦。漢代的樂府詩實現了四言詩向雜言、五言的過渡。
東漢的時候出現了文人群體創作的詩歌，五言取代傳統的四言成為新的詩歌樣式，甚至產生完整的七言詩。現存最早的東漢文人詩是班固《詠史》，而他的《竹扇賦詩》是比較早的完整的七言詩。最著名的文人詩是沒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詩十九首》，寫的是遊子羈旅和思婦閨愁，因此鄉情和戀情就融匯在一起。同時當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討論永恆和短暫、人的心態和生命周期、悲傷和歡樂等問題。文人詩長於抒情，語言爐火純青、一字千金，直接影響曹植和陶淵明。
東漢末年建安時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並世而出。古直悲涼的曹操、便娟婉約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長的曹植，以及作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最後轉變，開闢了五言詩的廣闊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體《燕歌行》，曹植《贈白馬王彪》、《白馬篇》。建安詩人中曹植最受推崇，這是由於他文采華美，對五言詩發展有重大影響，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後世文人的共鳴。
《白雲間》
“建安風骨”，就是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中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它以作家慷慨飽滿的思想感情為基礎，形成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悲涼慷慨的特點。鮮明的個性色彩和時代特色成為建安詩風獨具魅力的標誌。
曹魏後期正始年間，司馬氏掌權，一批文人不滿司馬氏的統治，隱逸山林，以阮籍、稽康為首的七人，稱“竹林七賢”。阮籍的代表作是《詠懷詩》82首，開創中國文學史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詩中充滿孤獨苦悶，但政治高壓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興、象徵來寄託懷抱。嵇康的詩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獨立。總體來說，正始詩風轉變為詞旨淵永、寄託遙深，體現出獨特的藝術面貌。
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西晉。西晉詩壇呈現出的藝術特色稱為“太康詩風”，表現為講究形式，描寫繁複，辭彩華麗，詩風繁縟。陸機的《擬古詩》就是華麗藻飾的代表作。太康詩風代表人物是三張（張協、張載、張亢兄弟）、二陸（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潘岳、潘尼叔侄）。他們詩中山水描寫成分大量增加，為謝靈運、謝朓等人的山水詩人的先導。同時期的左思憑著《詠史》八首開創借詠史以詠懷的道路，成為後世詩人效法的範例。
東晉建立後一百年間，詩壇被玄言詩占據，詩歌藝術的發展脈絡中斷了。一直到中國詩歌史上第二位偉人陶淵明出現，才使這個脈絡重新接上。他的詩歌源於《古詩十九首》，得阮籍之遺音而協左思之風骨，魏晉詩歌甚至中國古代詩歌的古樸作風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為結束一代詩風的集大成者，成為了一座里程碑。他開創了田園詩，如《歸園田居》、《飲酒》等，寫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質樸的語言中不露痕跡地表達對人生的哲學思考。陶淵明是追求人生藝術化的魏晉風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歸宿之一，為後世文人築起一個精神的家園。
東晉被宋取代，之後宋、齊、梁、陳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經濟條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現清麗纏綿的風格，代表作是長詩《西洲曲》，四句換韻，用連珠格，聲韻迴環婉轉。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碩果，《敕勒歌》雄渾壯闊，是千古絕唱；代表作《木蘭詩》清新剛健，寫出一個女英雄的英風豪氣。
從南朝宋代的謝靈運開始，文人詩風發生轉變。他開創山水詩，特點是鮮麗清新，注重描寫刻劃物象，但由於精心琢磨，穠麗之極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樓》。他是開啟一代新詩風的首創者，影響著南朝整代的詩風。齊梁陳三代是新體詩形成和發展的時期，特徵是講究聲律和對偶。沈約等人創立音韻嚴格的“永明體”，規定了四聲八病，主張要講究詩歌的音韻美。“永明體”代表詩人謝朓，繼續寫山水詩，避免了大謝的晦澀，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講究永明聲律，音調流暢和諧。齊梁兩代形成蕭子良、蕭衍、蕭統三個文學集團，詩歌創作都是以宮體艷情詩為主，但南方詩人庾信滯留北方，把南方文風帶到北方的同時，自己詩風也集合了南北之長，窮南北之勝。南方的清麗和北方的勁健的結合，為唐代新詩風的形成作了必要的準備。
唐詩是中國詩歌的標誌。初唐四傑、陳子昂初唐詩人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創造了新體詩——律詩，五律在宋之問、沈佺期手上最後定型。盛唐國勢強大，中國詩歌史第三位偉人李白登上詩壇，他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雲流水又變幻莫測，如《蜀道難》、《將進酒》等詩，骨氣端翔，無跡可尋又含蘊深厚。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的《燕歌行》、《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邁慷慨。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則把山水田園的靜謐秀麗表現得清麗空遠。
《詩詞浙大》
公元775年，爆發安史之亂。中國詩歌史上第四位偉人杜甫以動地的歌吟寫戰火中的人間災難，“三吏”“三別”把深沉的抒情融入敘事，是詩歌表現方法的一大轉變，標誌著詩歌從盛唐詩風轉向中唐詩風。杜甫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人物，其緣事而發開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開韓愈、孟郊、李賀、苦吟詩派；其七律律法開晚唐李商隱，成為後世典範。
中唐白居易有傷感蒼涼的《長恨歌》、《琵琶行》，韓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陸渾山火》，引出中唐詩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詩風再變，杜牧的詠史詩注入了深沉的歷史感慨。李商隱《籌筆驛》（七律）沉鬱頓挫，絕類杜甫，而其《錦瑟》《無題》等朦朧詩深入心靈世界，幽深窈渺，形成淒艷渾融的風格，成為唐代最後一位詩壇大家。
中唐詩歌是盛唐詩歌的延續。這時期的作品以表現社會動盪、人民痛苦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最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即新樂府運動。元稹、張籍、王建都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19首和新樂府12首。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來說，元詩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詩，語言通俗易懂是他們共同的特色，這是源於他們文學觀點的一致。張籍和王建雖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但他們以豐富的創作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情農民疾苦是張籍樂府詩的主題，以《野老歌》最為著名。風格與上述幾人十分相近的李紳詩作雖不多，但《憫農》詩二首卻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
除新樂府運動之外，這一時期還另有一派詩人，這就是韓愈、孟郊、李賀等人。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韓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詩，把新的語言風格、章法技巧帶入了詩壇，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以文為詩，講才學，追求險怪的風氣。孟郊(751--814)與賈島(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險，苦思錘鍊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劉禹錫(772--842)是一位有意創作民歌的詩人，他的許多《竹枝詞》描寫真實，很受人們喜愛。此外，他的律詩和絕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詩如他的散文一樣，多抒發個人的悲憤和抑鬱。他的山水詩情致婉轉，描繪簡潔，處處顯示出他清峻高潔的個性，如《江雪》就歷來為人們所傳誦。李賀(790--816)在詩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擁有中唐獨樹一幟之風格，開闢了奇崛幽峭、濃麗淒清的浪漫主義新天地。《蘇小小墓》、《夢天》等都是充分體現他的獨特風格之作。
晚唐時期的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803--852)的詩以七言絕句見長，《江南春》、《山行》、《泊秦淮》、《過華清宮》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於清麗的辭采、鮮明的畫面中見俊朗的才思。李商隱(813--858)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學杜甫，用典精巧，對偶工整，如《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絕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後期，出現了一批繼承中唐新樂府精神的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鋒芒畢露，直指時弊。
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採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係疏遠。
最能體現宋詩特色的是蘇軾和黃庭堅(1045--1105)的詩。黃庭堅詩風奇特拗崛，在當時影響廣於蘇軾，他與陳師道一起開創了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宋初的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並稱“蘇梅”，為奠定宋詩基礎之人。歐陽修、王安石(1021--1086)的詩對掃蕩西崑體的浮艷之風起過很大作用。國難深重的南宋時期，詩作常充滿憂鬱、激憤之情。陸游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與他同時的還有以“田園雜興”詩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寫景說理而自具面目的楊萬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後一個大詩人，高揚著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過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於唐代的詞，鼎盛於宋代。唐末的溫庭筠(812--870)第一個專力作詞。他的詞詞藻華麗，多寫婦女的離別相思之情，被後人稱為“花間派”。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在詞的發展史上占有較高的歷史地位。他後期的詞藝術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貼切的比喻將感情形象化，語言接近口語，卻運用得珠圓玉潤。
宋初的詞人象晏殊(991--1055)、歐陽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沒有脫離花間派的影響。到了柳永，開始創作長調的慢詞，自此，詞的規模發生了顯著變化。到了蘇軾，詞的題材又得以進一步發展，懷古傷今的內容進入了他的詞作之中。與蘇軾同時代的秦觀(1049--1100)和周邦彥(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詞人。秦觀善作小令，通過抒情寫景傳達傷感情緒的《浣溪沙》、《踏莎行》、《鵲橋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彥不僅寫詞且善作曲，他創造了不少新調，對詞的發展貢獻很大。他的詞深受柳永影響，聲律嚴整、適於歌唱、字句精巧、刻畫細緻，代表作有《過秦樓》、《滿庭芳》、《蘭陵王》、《六醜》等。在兩宋詞壇上，女詞人李清照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占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詩詞作品多表現作家們的愛國之情，辛棄疾被譽為愛國詞人，他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詞影響，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後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
南宋後期的詞人姜夔(約1155--1235)最為著名。姜詞絕大多數是紀游詠物之作。在他的詞作中，更多的是慨嘆身世的漂零和情場的失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長亭怨慢》。他的詞沿襲了周邦彥的道路，注意修辭琢句和聲律，但內容欠充實。
詞在南宋已達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詩詞乃退居其後。
《過零丁洋》
明代詩歌是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反覆覆中前行的，沒有傑出的作品和詩人出現。
清代詩詞流派眾多，但大多數作家均未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套子，難有超出前人之處。清末龔自珍(1792--1841)以其先進的思想，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沉寂，領近代文學史風氣之先。他的詩常著眼於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觀點來揭露現實，使詩成為現實社會的批判工具。後來的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梁啓超(1873--1929)等新詩派更是將詩歌直接用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載體。
“五四”文學革命中，中國的現代文學誕生了。1917年胡適(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8首，並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倡導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的“胡適之體”詩。在新詩誕生過程中，劉半農、劉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創作主力。經過他們的努力，新詩形成了沒有一定格律，不拘泥於音韻，不講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質樸，以白話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詩集有：胡適的《嘗試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和郭沫若的《女神》。
在新詩創作中，愛情詩這一領域當屬湖畔詩社的詩最為引人注目，應修人(1900--1933)、潘漠華(1902--1934)和馮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們的詩中所描寫的愛情大膽而袒露，其間所顯現出的質樸、單純的美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寫自由體詩的馮至(1905--1994)也是比較有成就的詩人。他的詩既寫愛情，也寫親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 、《北游及其他》等詩集。
文化設計
詩在周公設禮之初，已有特別意義。《周禮》曰：”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師》）但是到了東周，”禮崩樂壞“，頌詩成為政治、外交或禮儀上的重要活動的表達方式之一。此種例子在《左傳》中比比皆是。另外用於評論的，用在以臣諫君，作為公理常識引用的就不勝枚舉了。
先秦時期的上層社會，不論相互唱和，禮尚往來，還是外交活動，無不以詩歌的形式表達；而且多數情況下都不直接表達，而是用詩的語言間接地來表述，因此聽者就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並且有很好的體悟能力。這就在客觀上很大程度地刺激了詩歌的發展，使得先秦的主要文化載體的上層文化圈的詩歌文化日益地繁榮。
先秦另一個傳統是騷賦，而以屈原的《離騷》為代表。騷賦原其初，也可以說是長詩，想像奇特瑰麗，感情真切奔放，成為漢代文人創作的主流樣式，也從此和詩歌一途分道揚鑣。
漢代文化政策為”獨尊儒術“，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開先河，於是漢儒紛紛強調”微言大義“和”緯候足征“，每每由政治意義索解《詩經》，後世的文字獄的理論依據，實創於此。據說漢武帝曾與群臣和詩，號為”柏梁體“，但是形式既無新意，內容又言之無物。因此有漢一代，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詩歌創作。
真正繼承了《詩·國風》”民間自然性情之響“的，倒是這一時期的民歌，即所謂”漢魏樂府“。象《古歌》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形式比較齊整，言詞優美雋永的民歌，如描寫牛郎織女神話的《迢迢牽牛星》。至於敘事類的歌謠，如《陌上桑》這樣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鮮明，言語明快簡潔的作品，開啟了後世長篇敘事詩的四大名作《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琵琶行》和《長恨歌》的先河。
班固總結先秦兩漢的詩歌創作是說：”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論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宗秦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雲。“可見兩漢詩歌創作的主流，仍然是繼承”十五國風“傳統的”樂府“民歌。（《漢書·藝文志》）
詩歌人生
漢魏之際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型時期。由西漢建立的”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受到漢末政治腐敗和體系化的外來文化佛教的東漸這兩大衝擊，趨於式微。社會動亂引起人生無常的感喟。但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說和”輪迴“說，搞得人們心理不得平衡，於是產生了”生死情結“。漢（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和黑暗時期，但在思想文化藝術史上卻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樹，其影響之深遠，可以說是透過盛唐，直達現今，在詩歌發展史上尤其如此。
這一時代為什麼在短暫的時期取得那樣突出的文學藝術成就，我以為：
第一：漢代自董仲舒以後，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但是曹操卻提倡”通脫“，不拘細節，這有點思想解放的意思。
第二，是對文學的重視程度的問題。
第三，批評風氣的形成，是又一個根本性的原因。
佛學的傳入還極大的增加了中國文化的體系化過程。曾經出家為僧的劉勰所著《文心雕龍》是中國文藝理論系統化的第一部專著，同樣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蕭統又是第一個整理輯編古典文獻的人，鍾嶸的《詩品》則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理論專著。
詩歌從四字一句的”四言詩“發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詩體，也是在漢魏之際確立的。一般認為，曹操的《觀滄海》、《龜雖壽》等四言詩是前代詩歌的”壓卷之作“，曹丕《燕歌行》的靈活自由的七言詩，則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創了一個新時期。陳寅恪先生認為，晉宋以來，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聲沙門和審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在梵聲的影響下把字音分為四聲，創立聲律，這既吸收了傳統音韻學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經轉讀和梵文拼音的影響（參《金明館叢書初編·四聲三問》）。這顯然對隋唐律詩的形成以至宋詞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不盡詩流
”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隨著詩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涌之後，宋詩相對來說，更象一條經過人工補綴修葺過的河道，本來桀驁不馴的詩歌洪流，在這裡一變而為一副循規蹈矩，安詳馴順的模樣了。
錢鍾書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警僻的話：”據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侯，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訊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占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得配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徵得愈遼遠，否則他至多是個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業之君。所以，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後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向後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後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假如後人沒出息，接受不了這種挑釁，那末這筆遺產很容易貽禍子孫，養成了貪吃懶做的膏粱紈絝。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宋詩選注》序言）
雖然錢先生對上述論段不甚滿意，但錢先生還對宋代的基本狀況作了這樣一番提綱挈領的形象評論：”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復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歷史，我們會發現各個朝代的優勝劣敗原因不盡相同。漢唐盛大之際，周邊談不上有強敵，而宋代開國伊始，就面臨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國家遼、西夏、金、元的輪番衝擊，儘管納幣稱臣，終不免國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雖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但談起來總不免使後人搖頭蹙額，痛心疾首。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金明館叢稿二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從大文化史角度看，更乎有理。因為自唐代“安史之亂”後，先有藩鎮割據，後有五代十國，中央政權名存實亡，國勢遂一蹶不振。於是有韓愈倡導儒學，自“古文運動”而上溯儒學道統，開“宋明理學”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書院講學，補濟科舉教育之偏頗，使中國文化得以體系性的延續和復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達性理的生活方式與態度，對宋代及後世文人影響也極為深遠。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開始的“論衡”制度，經過較量融通，而在宋代實現了“圓融”。
有人說，詩已被唐人做完了。後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徑。宋人也確實這么做了。他們一方面是“以文入詩”，開闢了“詩講”一途，把詩歌當成文章來做；另一方面“玩瀟灑”就另找方式，於是聰明地選擇了唐五代看作“詩餘”的小玩意兒“小令”，把它拿了過來，發展成為一種全新，而且更為複雜的文學形式，這就是名垂後世的“宋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