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介紹
“留守村婦”，在很大的層面上，這還是一個較為新鮮的詞語，沒有真正的進入大眾的視野和焦點。其實與“留守村婦”相類似的詞語，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就已經成為社會和國家關注的熱點和重點，而“留守村婦”的姍姍來遲似乎給我們更多的遐想和思考，檢討著社會價值取向和社會民主與平等思想的培育。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4年底外出務工的農民數量達到11823萬人。排在“前3甲”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和安徽，分別有1500萬、1370萬和1000萬的農民外出打工。其中，安徽省霍邱縣眾興集鎮共有17個村，8762戶，35264人，外出打工12600餘人，家庭留守婦女就有8000餘人，幾乎每鎮就有一個留守婦女。
為什麼會出現“留守村婦”這一現象並開始逐漸成為研究點和社會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個發人省思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留守村婦的出現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到轉型時期的特定產物，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同時也會隨著社會發展和進步而消滅，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我們研究中的體現，是我么你必須遵循的規律，是我么真確認識的前提和基礎，決定了我們研究的成果價值和作用。
出現原因
有的學者認為： “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制度，使城市成為農村人的絕對誘惑，吸引著鄉村男女成為它的‘勞動力’；而排斥一對農村夫妻共同遷居，又造成多數情況下是一方出走而另一方留守家中，最終，制度的距離轉換成空間的距離。”
其支撐的依據：一方面是人口壓力、戶籍限制造成農民無法舉家遷入城市，另一方面，耕地不足，進城務工改善現狀是必然之舉力。進一步本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農村勞動力輸入城市戰略舉措的大力推進，毫無疑問地男性成為首選。上述觀點基本涉及到了這一現象的內在本質，折射出了經濟、政策、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筆者總結可以從一下幾個方面分析：
第一、經濟體制和制度。自從80年代的農村土地改革後，農村勞動力就出現了富餘，同時由於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制度的不夠完善，農村發展的潛力有限，所以勞動力的輸出和轉移成為政府和農民的必然之舉，加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使得“農民工潮”現象出現，生動地書寫了本文中探討的日趨明朗的“留守村婦”現象。
第二、政治體制和國家政策。對於城市和農村的差別，馬克思有過這樣的描述——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在人的理性中，對於現代文明的親和自然具備強烈的衝動。因為土地流轉制度的不健全，農村地區發展缺乏內生的推動力且難吸外力介入。而城市仍然以戶籍制度為基石的、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就業制度、人事組織制度、人口遷移制度、教育醫療制度、財政稅收制度等在內的一整套制度體系，仍在頑固地維繫城鄉二元乃至多元的社會結構，人數眾多的農民工只是城市生活的過客、看客，其最終歸宿並無確定。
第三、鄉土中國和鄉土文化。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對中國的農村進行了深入和透徹的描述和解讀。鄉土社會具有鄉土氣息，內含著穩定的社會關係、封閉的社會圈，以鄉規自律的社會自治體系。但是當封閉被打破後，作為一個集體的反應機制是快速但緩慢的，顯得極為得不成熟。筆者認為，這與當下農村現狀的本質是契合的。一般認為男人是家庭“頂樑柱”的傳統思維是的男人必須外出謀生計而女人主內，同時婦女社會地位的相對弱勢使得外出的機會很小，於是逐漸的催生了“留守村婦”的出現。
生存現狀
通過前文的描述，我們可以隱約的發現“留守村婦”的生存現狀不容樂觀。在一份由沭陽縣婦聯主辦的《沭陽縣農村留守婦女生產生活狀況調查》中指出他們的生活現狀：第一、留守婦女勞動強度加大；第二、精神負擔明顯加重、安全感下降，主要體現在長期忍受孤寂的折磨、出現婚姻危機、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第三、婆媳關係難處理，對子女疏於教育。⑤又如在一份調研中也提出“留守村婦”的新“三座大山”是務農、老人、小孩。
可見，“留守村婦”的生存狀況極為嚴峻，他們一方面承擔著過量的家庭物理壓力，同時也面臨著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也遭受著來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響。在家庭倫理、社會道德、個人自律、社會規範（在此尤其指法律）中，經受著物質、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戰和誘惑。
違法與治安
留守村婦“留守村婦”的生存環境往往會影響他們的行為、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們的思想，會悄然的發生社會的漸變。在犯罪學的視野中，犯罪的本源有文化本性說、犯罪張力場論、本能異化論、犯罪原動力論等。⑴在刑法舊新派看來，犯罪（廣義）是自由意志下的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是行為人主觀的惡性和認識客觀危險性的體現，是反社會人格的行為。⑵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看來，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係的最極端的表現形式。⑶犯罪是社會、個人、地理等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相比於“留守村婦”其要義在於如此的生存狀況，在他們面對著來自生活、精神、外界的作用後，違法犯罪就難以遏制。
1、“留守村婦”違法犯罪的現狀、特點和原因
第一、“留守村婦”違法犯罪現象已初見端倪。一方面 “留守村婦”的生存狀況極不樂觀；一方面與“留守村婦”有關的強姦、盜竊案件有所上升，農村社會治安狀況有所下降。在鄉土社會配偶長期外出對於已婚女性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們面臨外界危險因素增加，人際關係將會緊張，強姦、盜竊案也隨之增多。
第二、所謂特點，即人或物所具有的獨特的地方。⑷犯罪的特點，即作為一個犯罪類型的特點是區別於其他犯罪形式的地方。“留守村婦”違法犯罪有以下突出特點：（1）主體的特定性。即“留守村婦”；（2）違法犯罪行為性質的倫理性。（3）犯罪類型。主要是強姦、盜竊以及有傷風化行為引發的違法犯罪。
第三、犯罪原因即致人犯罪的因素，在哲學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留守村婦”違法犯罪有著其內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在外部：（1）配偶長期外出，家庭安全係數下降；（2）家庭倫理道德和人際關係緊張化；（3）農村相對落後的觀念。在內部：（1）配偶外出，自我控制能力下降；（2）留守寂寞，尋找新的精神安慰；（3）表達和發泄壓力與不良情緒的方法不當等。
2、農村新型社會治安與對策
第一、安全隱患。男性勞動力流出後，農村只剩下了老人、兒童和婦女。在農村社會男性是家庭的脊樑，承擔著體力、安全各方面的責任。而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的是農村治安防範力量的減弱和違法犯罪機率的增加。如蘇北某市發生了一件系列強姦案件後結果發現一個村莊排查出90多起強姦案就是最好的證明。“留守村婦”現象很大程度上是不安全的治安環境，極易誘發犯罪。
第二、農村治安環境嚴峻。大量男性勞動力外出，使得農村性別比例失調，改變了農村的治安環境。“留守村婦”違法犯罪的出現，給農村治安帶來了新的課題，農村的治安環境日趨嚴峻。
第三、農村治安對策。針對新型農村治安環境。（1）農村村委會自治。加強農村自治組織的功能，充分發揮村委會維護社會治安的職能，營造良好、和諧的農村環境。（2）法制宣傳教育。農村法制教育還尚未徹底，加強農村法制教育，改變落後的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助於預防“留守村婦”相關犯罪，最佳化農村治安環境。（3）留守村婦內在機制。外因通過內因作用與主體，留守村婦是最佳化農村社會治安的關鍵，在新型農村結構中，留守村婦的主觀意識裝換和機制的構造是重中之重。（4）緩壓“留守村婦”。“留守村婦”的出現，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是農村治安嚴峻的先導性因素。通過多方力量，如定期的探親制度、鼓勵回家創業、親情綠色通道聯繫溝通機制等都有助於緩解“留守村婦”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