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詩歌

作為一種工業時代孕生的但又批判和反思它的積習的文化現象，生態詩歌並不是簡單的生態加詩歌。我以為它可從正題和反題兩個側面展開，正題是藉助語言的夢想回到自然並重構自然和人的和諧關係；反題是現代性的批判和生態危機的警醒。無論正題或反題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在現代生態文明觀影響下的漢詩寫作。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生態問題成了不能不正視的現實，生態詩歌便應運而生。它以嶄新的生態文明觀念為思想基石，以其鮮明的批判性、體驗性、夢想性表達一種和諧的願望。在傳統白話詩人筆下，自然往往只是表達人們內在意志的載體，表現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古代山水田園詩，倒應當成為當代生態詩歌一脈相承的詩歌傳統資源。生態詩歌把自然和人放在同一位置上作為表現主體，這與持人類中心主義的詩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詩歌價值取向。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把所有的熱情都投入到了經濟建設當中，那種竭澤而漁式的工業化建設使得一座座新的工廠樹立了起來，經濟發展了，但與此同時，大量良田被占用，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污染，沒有人注意到需要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初步覺醒，開始出現了生態詩的創作，但當時基本上還處於零散的、自發的狀態。真正自覺地、全面投入地在中國大陸開始並始終進行生態詩創作和評論研究的，應該說華海是第一人。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華海就已經在他的詩歌作品中開始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等重大問題，在這個創作過程中，他先後發表了《喊山》、《白鷺》、《湖心島》等初期生態詩作品。進入了21世紀以後，很顯然是因為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積累，華海生態詩的創作和評論進入了一個高峰期。 新世紀以來，華海和國內外許多著名詩人、作家和批評家就生態詩進行過交流，他對生態詩的實踐和貢獻不僅僅體現在創作方面，而且體現在理論的建構方面。不僅在省級和國家級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生態詩，組織和參與了許多生態詩的活動，而且在幾年內連續出版了《當代生態詩歌》、《華海生態詩抄》、《生態詩境》、和《敞開綠色之門》等幾本生態詩作品和理論專著，可以肯定地說，華海在生態詩的創作和生態詩理論的建構方面的成就都是卓爾不群的。
尤其是2008年5月17日在廣東清遠召開的“生態與詩歌暨華海生態詩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各界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生態批評國際性學術組織“文學與環境研究會”會長、美國內華達大學教授斯科特·斯洛維克這樣評價這次會議：“它讓我看到了一種希望，我們周身所處的環境會因為我們的共同努力而變得更加美麗。”當代中國著名詩評家、揚州大學教授葉櫓先生說：“據我所知，華海提倡生態詩歌，是國內最早提出的這一課題，這個研討會專門研討生態與詩歌的關係，具有首創性。”
生態詩歌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於二,即不是生態加詩歌，也不是簡單地演繹生態觀念，不然就把生態詩歌徹底消解了。生態詩歌必須是而且首先是詩歌，是一種創新的詩歌，是生態意識和生態審美相融合，並探索相應的獨特詩歌語言藝術的詩歌。 目前的“生態詩歌”存在兩個誤區，一是把生態詩歌無限放大了，凡跟自然和鄉村相關的都看成生態詩歌了，而其中相當多的與傳統的自然詩歌或鄉土詩歌並無什麼區別，無論從意識、感覺還是語言形式都是如此。當然從策略上目前歡迎愈來愈多的人加入，但這一點也要清醒地看到，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詩歌還不多見。另一個誤區就是生態加詩歌的簡單化，這也比較普遍，批判的表象和觀念化使之只有憤怒，體驗的淺表喪失了詩意，殊不知生態詩歌的精神本質卻是對詩意棲居的尋找、發現和重構，沒有詩歌創造價值的“生態詩歌”事實上會傷害詩歌，而且與真正的生態詩歌是相背反的。
詩評家陳仲義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國前沿詩歌聚焦》中專論生態詩歌現狀：“久違的烽火重新點燃——生態詩寫”，共分四四部分來具體論述：一、危機背景與應運而生，二、“專職”生態詩寫與初見成效，三、生態詩寫諸多要項，四、、生態詩寫的欠缺與追求。他提出，生態詩能否在短期內站住腳跟？生態詩能否脫逸“行業”制約，獨立成型，成為人類又一必備的“鏡像”？生態詩因其特別能“沾親帶故”，如何在與“他者”共處的模糊中，突出自身獨特的美學光彩？乃是生態詩寫繞不過的考驗。
陳仲義對華海的生態詩觀進行了概括，梳理為生態詩的三個“要項”：一是努力克服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主體性，二是必須將生態意識與詩性做高度溶解的內化；三是把握好批判、體驗、夢想的美學特徵。
他在強調詩性的前提下，通過審視生態詩的批判警示功能、生態詩的倫理關懷和生態詩的想像，認為三方面的相互支持，可以防止生態詩歌的某些“跛腳”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