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晫的自我炒作
來新夏
文人學者好名，情有可原；而急於求名，則極不可取。近讀一書，無意得之，不禁大喜。奇文共賞，奇書共讀，願與天下讀書人共之。這本書就是清初王晫所撰的《今世說》。
王晫，初名斐，字丹麓，號木庵，自號松溪子，浙江錢塘人。生於明末，約生活於清
順治、康熙時。順治四年秀才。旋棄舉業，市隱讀書，廣交賓客。工於詩文。所著有《遂生集》十二卷、《霞舉堂集》三十五卷、《牆東草堂詞》及雜著多種。
王晫的《今世說》共八卷，以記清初四十年間文人學者生平言行為主。書前有撰者自序和例言多則，為全書作開宗明義的鋪墊。撰者的第一種自炫手法是“尋根歸宗”，自立門派，把自己放在《世說新語》繼承者的地位上。他在康熙二十二年的序中述其著述宗旨說：“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閥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裒集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余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記之；稿凡數易，歷久乃成。或以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晴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余度後之人得睹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序言不長，而主旨則在以《世說新語》之後繼者自命，志得意滿，傲形於色。其自我標榜的立意，中智者即能看穿。在《世說新語》之後，以“世說”為名者，尚有《續世說》、《大唐新語》、《世說新語補》、《明世說新語》等。王晫對這些後續者，一筆勾銷，以自己與劉義慶“道統”直接相承。但他這本書實難與《世說新語》並。他在《例言》中自稱：“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讎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撰者所略六門，明眼人一眼可見，實為易開罪於人之篇，是撰者之有意迴避。《例言》中又一再聲明，其記事根據是“只據刻本，就事論事”，“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並條列其所據主要成書和口碑來源，這足以見撰者“想吃包子又怕燙”的心態。從中還可看出，在清開國之初，士人已有文網拘牽之感。撰者不願以文字賈禍，其情堪諒！
撰者第二種自炫手法是於書中摻入個人行事而妄作姿態。此並非不檢，實屬有意。其著於《例言》者有云：“至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藉，同人即為節取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恧。”他先把參入個人行事的罪責推到“同人”身上，於是在各門中放手羼入個人事跡，如卷一《德行》篇有云：“王丹麓遭外艱，喪葬盡禮，銜恤隕涕，風雪中重趼遠涉，遍告當世巨公，乞為志傳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讀而悲之”。此自述其孝行，條下又附入撰者生平德行，文字較本文為長，本為自炫之作，而《例言》早已言明這是“同人”強列。掩耳盜鈴，豈非自欺欺人？作偽拙劣，不啻伶人之自拉自唱，實不可恕。就以文中自炫“遍告當世巨公”作傳一語，已顯阿世媚俗之態，又何德行可言！尤可怪者，撰者於書中更明目張胆地竄入其家三代事跡，入其父王湛二條，入其子王鼎、王小能各一條，而自入達16門24條，這就未免為士林所譏。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入其書於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即已表明是對書之總評。提要評稱：“刻畫摹擬，頗嫌太似，所稱許亦多溢量。蓋標榜聲氣之書，猶明代詩社余習也。至於載入己事，尤乖體例。”並論其考證不精之失，均可稱確論。
撰者的第三種自炫手法是除撰者自序及例言外，尚有馮景、丁澎、毛際可、嚴允肇等人序及洪暉吉等《評林》，類多諛詞。如馮序稱其書“包舉群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俊不傷道，而巧不累理。”《評林》則輯諸家贈言，尤感溢美過甚，似亦為撰者有意經營者。惟刻印者伍崇曜一跋不同一般，伍跋稱“丹麓實游揚聲氣，以博取聲名，而文筆乃纖仄婉媚，殊乏雅裁”。伍氏為一商人，而一語中的，實為難得。諸文士不若一商人，實讓著述者有愧。
王晫《今世說》共八卷30門452條，以清初四十餘年人物為主要記述對象，其由明入清者，亦一併收入，並於每條之下自注條目中人物生平大略。其清初著名人物如毛奇齡、王士禎、施閏章、宋琬等人，多見於各門類。惟於人物（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