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貴龍運動

獨貴龍(蒙古語Duguilang,環形、圓圈之意)亦譯“多歸輪”。它是19世紀中期以後,蒙古族人民反封建鬥爭中所採取的一種具有民主性的鬥爭形式。參加這一組織者經常坐成圓圈,共同討論研究各項問題;在鬥爭中通過決議和上報政府的呈文簽名,亦呈圓圈形。

清代末年蒙古族人民自發組織的反封建鬥爭。獨貴龍(蒙古語Duguilang﹐環形﹑圓圈之意)亦譯“多歸輪”。它是19世紀中期以後﹐蒙古族人民反封建鬥爭中所採取的一種具有民主性的鬥爭形式。參加這一組織者經常坐成圓圈﹐共同討論研究各項問題﹔在鬥爭中通過決議和上報政府的呈文簽名﹐亦呈圓圈形。這樣做既表示人人平等﹐又不易暴露運動的領導者。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內蒙古地區大量徵兵籌餉﹐攤派駝馬﹐加重蒙古族人民經濟負擔﹔而蒙古封建王公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利益﹐積極回響清政府捐輸銀兩﹑駝馬的號召﹐加緊對蒙古人民實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與壓榨。1858年(鹹豐八年)﹐受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的影響﹐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蒙古族貧苦牧民﹐在丕勒傑﹑珠勒奇﹑德力格爾﹑寶迪斯圖門等率領下﹐發動了反封建暴政﹑反苛捐賦役的“獨貴龍”運動﹐迫使伊克昭盟盟長與烏審旗札薩克王公等當眾宣布減輕賦稅。從此﹐“獨貴龍”運動逐漸擴展至全盟。從1866年(同治五年)至1891年(光緒十七年)﹐在該盟札薩克旗(盟長駐地)﹑烏審旗多次爆發“獨貴龍”運動。這些反抗鬥爭在盟旗封建主聯合發動的武裝鎮壓下失敗﹐其首領由清政府分別流放到湖南﹑山東等地﹔對參加“獨貴龍”運動的台吉﹑牧民則分別給予削職﹑革爵﹑鞭杖﹑罰牲畜等懲處。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鄂托克旗﹑烏審旗﹑札薩克旗以及今寧夏阿拉善旗等地的蒙漢人民回響義和團運動﹐紛紛組織“獨貴龍”運動﹐與黃河南岸的漢族農民聯合起來﹐以武裝鬥爭進行反洋教運動。1902年﹐清政府以“新政”的名義﹐明令取消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允許和鼓勵蒙古王公放荒招墾。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書銜兵部左侍郎貽谷來綏遠督辦內蒙西部地區墾務﹐規定開墾蒙地“押荒一半歸蒙﹐升科地租全歸蒙旗”。伊克昭盟盟長兼札薩克旗札薩克阿爾賓巴雅爾等七旗王公為取寵清廷﹐獲利自肥﹐都爭相報墾﹐強行經濟掠奪﹐濫墾牧場﹑土地﹐激起蒙古人民的強烈憤慨。1905年﹐烏審旗蒙古族人民在拉克巴扎木蘇﹑阿拉坦敖其爾﹑巴音賽音等率領下﹐組成有兩千多名民眾參加的十二個“獨貴龍”組織﹐以海留圖為中心﹐進行抗墾鬥爭。宣布反對王公出賣土地﹐拒不繳納各種賦稅等。準格爾旗﹑杭錦旗等地在丹丕爾等率領下﹐組織起有六七百人參加的“獨貴龍”運動﹐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武裝反墾鬥爭。1906年鄂托克旗﹑札薩克旗王公招墾丈放土地時﹐當地蒙古人民組織“獨貴龍”﹐焚毀地契﹑帳目﹐趕走墾務官吏。1907年﹐廠漢卜羅﹑納素胡等人領導的“獨貴龍”運動聯絡杭錦﹑達拉特兩旗的蒙漢人民﹐蒐集民間槍枝﹐進行武裝抗墾。伊克昭盟烏審旗等地的“獨貴龍”運動反墾鬥爭﹐一直堅持到1910年﹐使蒙古王公和墾務局未能如期出賣丈放土地。辛亥革命期間﹐鄂托克旗等地的“獨貴龍”運動仍堅持武裝鬥爭﹐使封建王公不敢肆意橫行﹐一度被迫停徵牲畜﹑賦役。辛亥革命以後﹐“獨貴龍”運動此起彼伏﹐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成為中國蒙古族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重要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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