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爭臣論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說，以柔順從人，長久不變易他的德操，可以說是正派了，但這是婦人的道德，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所應該遵從的）。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讀音jiǎn。艱難的樣子。匪：通“非”。躬：親身。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臣子處境艱險，是為了拯救君主和國家於危難之間，不是因為自己的緣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刺：譏刺、諷刺）。志不可則（：準則），而尤不終無也（尤：過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秩（：秩祿，即俸祿、薪俸）’；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柝：讀音tuò，打更用的梆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委吏：主管糧倉的小吏。《孟子·萬章》：“孔子嘗為委吏矣。”以及後面的：“孔子嘗為乘田矣。”），嘗為乘田矣（乘田：出求時魯國的園囿之吏，主管六畜的飼養放牧），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會：讀音kuài，總計）’，必曰：‘牛羊遂而已矣遂：生長，長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讀音qiáo，揭示，提出），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謨、猷：讀音mó、yóu，都是計畫、策略的意思），則入告爾後於內（後：即位的君主，泛指君主），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擢：讀音zhuó，提拔)。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鯁：讀音gěng，魚骨頭等卡在喉嚨里），天子有不僭賞（僭：讀音jiàn，差失，過分）、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闕：讀音quē，皇帝所居之處），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熙：明，光明。鴻號：大名）。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閔：讀音mǐn，憂患，憐恤）、人之不（乂：讀音yì，治理，安定），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讀音kū，勤勞不懈，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突：煙囪。黔：黑色）。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訐：讀音jié，斥責別人的過失，揭發別人的陰私）。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招：讀音qiáo，揭示，提出），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武子：人名，春秋時齊國人。《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作品譯文
爭臣論韓愈我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的柔順的恆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喔？在《易經·蠱》的上九卦中說：‘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說：‘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象《蠱》的上九卦，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卻要致力於並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象《蹇》的六二卦，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輕飄飄在他的心裡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問他的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問他的俸祿，就說：‘下大夫級別的薪俸’；問他的職責，就說：‘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這樣的嗎？而且我還聽說：有官職的人，不稱其職就離開；有進言責任的人，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該進言而不言語，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古人有話說：‘為官不是因為貧窮，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離開富有處身貧窮，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曾經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必定說：‘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必定說：‘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象陽先生的俸祿，不是卑下和貧窮，這是非常明顯的，卻如此作為，他這樣可以嗎？”
有的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讓人不得而知啊。《書經》說：‘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就進到裡面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面誇獎君主，說：‘這么好的謀劃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陽先生的用心，也和這是一樣的。”
韓愈我回應道：“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更讓我迷惑的了。進去諷諫君主，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提拔他到這個職位。官職以諫作為名稱，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讓全國各地和後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誤賞、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聽了便羨慕他，綁好衣帶紮起頭髮打扮整齊，願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英明名聲流芳萬古。如同《書經》所說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
有的人說：“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來的。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為什麼您責備他這么嚴厲呢？”
韓愈我說：“自古聖人賢士都沒有有求於聞名、被任用。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按照他們的原則，是不敢獨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勞不懈，到死才算結束。所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遊說列國，而墨子家煙囪都熏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這兩為聖人一位賢士，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寄託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難道是使他自己優於旁人就完了嗎？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聽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險和易，然後身體才得安寧啊。聖賢的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聖賢的身體啊。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如果他真的賢能，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說：“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於人，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象先生這樣的言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唇舌嗎？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先生也聽說了吧？”
韓愈我說：“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沒有得到職位，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於人。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所以被殺。古書上說：‘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
作品評析
本文在寫法上採取問答的形式。首先由對方發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並且闡述其理由。儘管是發問，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麼是“有道之士”，什麼是“爭臣”作一番論證。這第一輪辯論之後，對方其實已經勢屈。勢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而是不願讓君主負惡名，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聖的，臣子確有不願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所謂朝回焚諫草，是為世俗傳為美談。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君主看得那樣神聖。諫官之設，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久而久之，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這種行為，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惡聞其過”的危險習慣嗎?第二輪辯論後，勝負已成定局。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甚至到最後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圖讓韓愈最後收回對陽城的批評，但這只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確實頗為精彩。
歷史的事實是，陽城在後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確是不對。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號昌黎，故世稱韓昌黎，諡號文公，故世稱韓文公，唐朝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鄧州一說，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與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倡導者，故與其並稱為“韓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載道”和“文道結合”的主張，反對六朝以來駢偶之風。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稱。
